*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1986年考古發掘以來,圍繞著三星堆發現的兩個坑的性質,歷來爭論不斷,它們到底是祭祀坑,還是器物坑? 隨著2021年人們對新發掘6個坑認識的不斷深入,這一問題的答案似乎逐漸清晰起來。 但當時興盛一時的三星堆到底發生了什麽,仍是未解之謎。
然而,由此引發的人們對三星堆考古發掘的熱情則始終未減。 從今年2月2日在上海博物館東區新館推出的「星耀中國: 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再到6月27日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開幕的「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與金沙」,跨越近四十年的三星堆兩次考古出土的精美青銅文物,一直在吸引著人們,探尋那個神秘的古蜀文明 。
記者 |艾江濤
奇怪的跨坑青銅組合器
距離那場央視直播、全民關註的三星堆最新一輪考古發掘已經過去將近三年,三星堆的熱度卻一直不減。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最早的考古發掘始於1934年,此後數十年圍繞三星堆遺址開展的考古工作持續不斷,尤以1986年出土包含青銅神樹、青銅立人、青銅神面具在內的大量造型奇特的青銅器、玉器、象牙在內的兩個祭祀器物坑最為引人註目。 2019年底,考古工作者又在距離這兩個坑不遠的地方,發現6個埋藏內容豐富的祭祀器物坑。
這場新的考古發掘,從2021年初一直持續到2022年11月上旬,伴隨一件件造像奇特的器物的出土,再次引爆人們對三星堆遺址的關註。除了之前人們在媒體上見到的明星器物之外,新的發掘究竟有哪些不同以往的發現?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對於人們認知三星堆這一商代晚期的區域文明,又有哪些新的推進?繼去年7月28日三星堆博物館新館正式開放執行之後,上海博物館東館在今年2月2日啟用之時推出的「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再次給了人們重新認識三星堆的機會。
據策展人、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胡嘉麟介紹,本次展覽除了出土文物較少的6號坑沒有借到,其他7個坑的文物都借到了,其中一、二號坑59件,新發掘的5個坑151件,占到展覽文物總數363件的近一半。
8號坑出土的金面具笄發青銅人頭像,據稱這是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所出土青銅人頭像中,唯一一件出土時完整覆著金面具的青銅人頭像(攝影 張雷)
上海博物館向來以青銅器收藏與修復聞名,本次展出的151件新發掘器物中,就有上海博物館修復的44件。 「上博主要對接的是7號坑和8號坑。 我們在2023年1月就到三星堆那邊,負責青銅器修復的5個人,分為兩個小組,交替在三星堆進行實際修復工作。 修完第一批文物後,四川方面覺得效 果很好,就很放心讓我們運到上海來修。到上海來的東西一共兩批,第一批16件,第二批28件,這也是三星堆首次同意將文物運出省外進行修復。」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研究館員張珮琛告訴我們。
展廳中吸引最多觀眾的是8號坑出土的金面具笄發青銅人頭像、肌肉發達的豎披發青銅人像、青銅大神獸,3號坑出土的那件最大的青銅大面具,4號坑出土的長發青銅跪坐人像等網紅文物。 不過,其中最吸引我的還是那件8號坑出土的青銅大神獸。
這件高95厘米、長110厘米的青銅器物,據稱是三星堆埋藏坑中體量最大的動物造型銅 像。 粗看的話,這件器物更像一只長著長長尾巴的大狗,可如果仔細分辨,就會發覺它更像是由多種動物組合而成的神獸。 在神獸既寬又長的頭頂後部兩側長著兔子般的長耳,腦後的披毛狀卷曲物則讓人聯想到鳥的羽冠或雄獅的鬃毛,神獸的蹄子像犀牛,尾巴則像一片蓬松的鳥羽。 在神獸的頭部,還站立著一個與之朝向相同的戴冠長袍小立人。 這種奇特的組合充滿原始的神秘色彩。 如果不仔細觀察,並不容易註意到這件器物背上留下的焊接疤痕, 正是這些跡象,將它與3號坑出土的青銅頂尊跪坐人像聯系起來,為人們留下關於當年三星堆人復雜而神秘的祭祀場景的聯想。
8號坑出土的青銅大神獸,與3號坑出土的青銅頂尊跪坐人像,2號坑出土的青銅尊口沿,一起拼合成一件青銅神獸頂尊跪坐人像 (攝影 張雷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趙昊是8號坑的發掘負責人,也被大家稱為「坑長」。時隔兩年多,他還清楚地記得這件青銅大神獸出土時的情景:「大神獸是8號坑最早看到的大型青銅器之一,大神獸的頭很早就露出來了,甚至伸到了象牙層之上,因為它太大了,夾層蓋不住。但是發掘的時間很長,因為它上面蓋了很多象牙,到2022年8月中旬的時候,我們才把器物提上來。在現場發掘過程中,有的器物在提取之前,我們就會判斷它應該和誰連在一起,但那件器物太大了,而且茬口比較隱晦,所以當時看不出來。我們開始以為這件器物已經到頭了,就是說它整體就是那個形態。」趙昊記得,發掘過程中,隊長冉宏林提了一句,銅獸尾巴上有兩根凸起的棍狀物,上面還有焊接的疤痕,大家討論過幾次,感覺不太正常,懷疑這件青銅器沒有做完。「運到修復中心,負責修復的老師剛好清理了這件器物和3號坑的那件,他記得茬口有點像,嘗試著對了一下,結果一對就對上了。」
同一件器物不同部份的跨坑拼對,堪稱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掘中最重要的發現,對認識祭祀坑的年代與性質意義重大。 說起來,新一輪發掘中,最先被發掘者意識到能夠跨坑拼對的器物,正是這件青銅大神獸的上半部份,也就是3號坑中出土的青銅頂尊跪坐人像。
3號坑中的跪坐頂尊人像(攝影 蔡小川)
3號坑是6個新坑中最早被探測到的器物坑,由於其埋藏方位、大小、堆積的形成過程與1986年發掘的2號坑極為相似,因此被認為是6座坑中最有保障的「明星坑」。 「這兩個坑太像了,到2022年6月,其實就把2號坑和3號坑連起來了。 我們在三星堆考古所的庫房裏面找到了2號坑出土的頂尊跪坐人像尊口沿的殘片,對上了。 為什麽能找到殘片?因為那個尊非常特殊,它的扉棱有龍的裝飾,一眼就能看出來和別的尊口沿不同。 」3號坑「坑長」、上海大學文化遺產與資訊管理學院講師徐斐宏告訴我們。
至此,這件器物由2號坑、3號坑、8號坑出土的三個部份,完整拼對起來。 盡管實際的修復拼接還沒進行, 但在今年1月份,考古工作者利用數位三維模型技術,成功實作了這件器物的拼對。 與之相類似,還有2號坑出土的銅鳥足人像、3號坑出土的爬龍銅器蓋,與8號坑出土的銅頂尊撐罍屈身神人像、銅持龍人像、銅杖形器5個部件組合而成的通高2.53公尺的青銅神人像祭壇。
這些跨坑埋藏的復雜青銅組合器物,雖然目前還難以解讀其具體內涵,但它所反映的無疑是三星堆人的祭祀場景。 可他們為何要將這些器物拆開埋藏呢? 徐斐宏發現, 「他們似乎刻意將這些最復雜的東西分開埋藏,他們可能在畏懼這些東西,或者為了拆解這些器物的特殊力量,故意這麽幹」。
3號坑出土的青銅大面具,是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所出土青銅面具中最大的一件 (攝影 張雷 )
「清理三星堆器物,有點像開盲盒」
在一號展廳右轉彎處,能看到一件8號坑出土的並不起眼的大口尊,圈足的部份已有殘缺,口沿也已殘破內卷。然而上博的修復師張珮琛在清理這件器物時,還是被其深深震撼。「這件尊出土的時候,尊內包括圈足裏面都填滿了東西。一開始我們以為是簡單的象牙或者其他碎片,但在清理的時候在裏面居然發現大量的青銅樹葉和黃金殘片,這些樹葉有大有小有長有圓,像撲克牌一樣非常整齊地疊放在裏面。因為尊倒了,所有葉子就順著尊的侈口溢位來。壓在下面的銅葉保存得非常好,金光閃閃,而且很有彈性,每片樹葉的葉脈清晰可見。 我們當時一共清理出150多片青銅樹葉。清理三星堆器物,有點像開盲盒。 」
張珮琛是青銅器修復及復制技藝的國家級非遺計畫傳承人,有著豐富的青銅器修復經驗。 可當他第一次接觸到三星堆的青銅器時,還是很快被重新整理了認知: 「我第一眼就覺得這些青銅器表面的粉化現象很嚴重,很多器物幾乎是通體粉狀銹。 對於中原器物來說,粉狀銹主要因為受到氯離子的侵蝕,由於會不斷擴散,也被稱為‘青銅病’。 然而透過科技檢測,發現這裏面居然一點氯離子都沒有,很多是鉛造成的,鉛也能造成粉化,但這個粉化並不會擴散。 所以這與當時的鑄造技術和埋藏環境都有關系。 」
三星堆的青銅器,與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遊流域青銅器更大的不同,還在於奇怪的器型和組合。「對於我們這樣從業多年的修復師,之前接觸過大量的青銅文物,一般只要給我看一個碎片,我就可以知道大概是什麽器物的什麽部位。 但三星堆的器物就很奇怪,不按常理出牌,你以為它是一個主體,其實它可能是某個更大主體的附件。 很多器物根本連名字都叫不出來,完全沒有參照。」讓張珮琛印象最深的是3號坑出土的一件由4個觚狀的器物捆在一起,中間有很多小獸和小人的器物,由於實在難以命名,發掘隊員幹脆將其登記為「奇奇怪怪器」。這件青銅頂壇人像,後來被證實是神壇的上半部份,它與8號坑出土的青銅神獸、青銅神壇底座,2號坑出土的青銅喇叭座頂尊跪坐人像,一起組成一座極為復雜的青銅神壇。
張珮琛和他的團隊到三星堆之後清理的第一件青銅器是8號坑出土的神獸器蓋和殘尊。由於當地沒有CT掃描裝置,為了搞清包裹體中的內部結構,張珮琛用近30張X射線探傷照片拼出器物包裹體的掃描圖片,結果發現內部結構異常復雜,「尊腹裏面有大量奇特器型,有的像蛇的背部,有的是鳥的羽毛,犬牙交錯在一起,還有大塊X射線無法穿透的混沌區」。張珮琛和他的學生從外到內逐層緩慢清理,最後清理出來的器物令人震撼:已經硬化的象牙碎片填充在器物內,花形、鳥形青銅片深嵌其中。
最讓他吃驚的是這件器物的下半截,已經殘缺的青銅尊來自中原樣式,上半截的器蓋則是本地造型的,當年的三星堆人在尊的口沿和蓋子上分別鉆孔之後,將銅液註入,就這樣像鉚釘一樣將尊的口沿和蓋子牢牢鑄接在一起。 透過鏤空的器蓋,人們可以看到容器裏面的東西,卻無法開啟它。
這種將中原器型和三星堆器型改造組合在一起的現象非常普遍,「三星堆人的文物看似復雜,做工卻比較粗糙,他們的器物上有各種鑄補、鑄接的痕跡,絲毫不加掩飾。這些改制有他們的道理和工藝,許多中原的實用容器到了這裏就不再作為實用容器使用了」。
新發掘的好幾個坑中,都發現了青銅神樹的殘枝和掛件。上博團隊就清理過幾件1、2號神樹的樹枝。1986年2號坑中出土的1、2號神樹,據統計光碎片就有2749件。當時的修復師楊曉鄔也曾在上海博物館學習青銅修復,經過10年時間,他才將青銅神樹修復到現在的樣子。面對這些新發現的青銅神樹殘件,將其重新修復回原樹,似乎已不太可能,況且,在張珮琛看來,「這個樹現在還沒到頭,旁邊缺的樹枝還很多,不止一點,很可能意味著還有其他未發現的坑」。
2022年以來,張珮琛和他的團隊一直忙於清理修復三星堆新出土的青銅器物。不過,目前他們的工作主要還是限於清理,真正的拼接修復仍需要漫長的過程。用張珮琛的話說: 「我們如果要修,也要在器物的所有碎片完整、沒有斷口或延伸部份的情況下再修,以免出現青銅神樹這樣時代所遺留的問題。」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8號坑出土的豎披發青銅人像,據8號坑「坑長」趙昊介紹,出土時青銅人手中握著已經碎掉的青銅背帶,很可能背著一個青銅罍(視覺中國 供圖)
祭祀器物掩埋坑
1986年的考古發掘以來,圍繞著三星堆發現的兩個坑的性質,歷來爭論不斷,它們到底是祭祀坑,還是器物坑?隨著人們對新發掘6個坑認識的不斷深入,這一問題的答案似乎逐漸清晰起來。
一個重要的突破在於,2、3、7、8四個坑同時性的證明。 以往的考古型別學分析和碳十四測年,並不能準確地解決這一問題,不過同一件器物不同部件的跨坑出現,卻清楚表明這四個坑屬於一次性埋藏事件。趙昊更願意將1、4、2、3、7、8六個坑都視為同一次埋藏事件,「因為這幾個坑埋的東西是類似的,一樣都是青銅人頭像、玉器之類的東西。其次,還有一個核心的問題,如果你去看這些坑的平面圖最為直接,它們的位置雖然不同,但方向一樣。試想一下,如果古人並非一次性發掘埋藏這些坑,1號坑已經埋了很久了,現在挖2號坑,能保證它的方向和其他坑的方向一致平行嗎?」
在發掘過程中,由於考古隊員發現6號坑打破了7號坑(6號坑有部份疊壓在7號坑的地層上面),表明它比7號坑的埋藏時間要晚。相比於其他6個坑,5號坑和6號坑埋藏的東西也很不相同,5號坑中出土許多碎的金器還有半個巨大的金面具,6號坑則出土了一個木箱子和一把玉刀,人們更傾向於將這兩個坑視為埋藏較晚的性質不同的兩個坑。 但問題在於,它們究竟晚了多少年?
5號坑出土的半扇黃金面具(攝影 蔡小川)
在趙昊看來,這兩個坑比其他坑肯定要晚,但晚多少,一小時、一天還是一年,則是可以討論的事情。在他的理解中,這兩個坑埋藏的東西不同,反倒證明與其他坑可能為一次性埋藏。「先不說5、6號坑,我們現在看到,各個坑埋的過程中明顯是把器物先進行分類再做埋藏的。7號坑以小型青銅器為主,8號坑以大型青銅器為主,然後2、3號坑是一類青銅器為主,4號坑下面明顯埋了很多陶器。我們做一個反向的思考,如果每個坑的東西都一樣的話,就像每年過年吃一次餃子。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都是不重復的,那麽這些器物應該是一次將同一祭祀活動中的不同功能或者不同人用的東西埋到裏面。那麽埋的過程中必然會有一個先後,比如說這個儀式可能持續好幾天或者一個月時間,那麽可能前面先搞了一些儀式,將大型青銅器都埋下去了,最後結束的時候,然後又挖了5號坑和6號坑,將其他一些金器或者特殊的東西埋了進去。」
目前,盡管學者們對5、6號坑的埋藏時間和性質還有爭議,但對於其他六個坑屬於同一時間的埋藏則無異議。如此一來,對於這些坑的性質,周期性的祭祀說則可以排除。國破寶物掩埋說,似乎也在排除之列,因為顯然這些坑的挖掘與器物的埋藏都是經過精心的組織與考慮。尤其是其中的2、3、7、8四個坑,幾乎都遵循一層完整的青銅器物,一層象牙,一層包含骨渣、青銅器、玉器和金器碎片的灰燼層的掩埋方式。 趙昊還發現,灰燼中的碎器顯然經過有意識且認真的砸碎過程,金器則在入坑前被有意識地團揉過。顯然,在埋藏之前,一定經過了地面上某種嚴肅的祭祀儀式。
這些坑到底是祭祀坑,還是器物坑?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像冉宏林等學者所說的「祭祀器物掩埋坑」。也就是說,三星堆祭祀坑並非祭祀器物使用的原生場景,而是在完成祭祀功能後,處理祭祀用品的場所。
那麽,三星堆人為何要在這裏舉行如此重大的祭祀活動,將如此多的國之重器有計劃地掩埋呢?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麽?
要弄清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盡量確定這些埋藏坑的絕對時間。 考古工作者對新發現的祭祀器物坑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發現近200個樣品的年代數據都集中在公元前1100多年至前1000多年。已公布的4號坑測年數據中,6個數據經校正有95.4%的機率落在距今3148年至2966年。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武王伐紂滅商在公元前1046年,剛好落在這一時間區域。在商代晚期,三星堆當地一定發生了某一重大事件,所以三星堆人才將這些器物埋藏起來。這一事件同樣是三星堆文化最晚期的活動,成為其結束標誌。雖然很難推測具體發生了什麽事件,但很有可能這與武王伐紂滅商那個劇烈動蕩的時代密不可分。
在談到三星堆青銅文化的興起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註意到,殷墟早期前後,隨著商文化在長江中遊地區和晉陜地區的全面退縮,江西贛鄱地區的吳城文化、湖南洞湘地區的費家河文化、陜西漢中地區的寶山村文化、陜西關中地區的先周文化等都興起於這一階段,四川地區的三星堆文化也在這個階段發生了較大的變異。 他進而推測,原先在長江中遊掌握了領先青銅冶鑄工藝的族群或社群,有一些因為不同的原因被陜南地區和成都平原的國家所吸引或被強迫,成為包括三星堆國家在內的技術藝術和社會變革的一種力量。 而到了商代晚期西周初年的巨大政治動蕩期,不僅三星堆一個區域,整個長江流域許多原來強勢的青銅文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三星堆文化的中心也從廣漢三星堆遷移到了成都附近的金沙遺址。但當時的三星堆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仍有待進一步的考古發掘研究。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24年第16期 感謝徐堅、胡建升、孫路遙、季沁園等老師對采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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