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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有雲：「歷史久了就會變成傳說，而傳說多了，就會成為神話。」
作為日本歷史上中斷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的「安土桃山時代」 （又稱織豐時代，是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稱霸日本的時代） ，開創德川家族實際統治日本265年的「江戶幕府」的發軔之役——「關原之戰」在日本人眼中自然有其非凡的歷史地位。
近期，根據美國作家詹姆士·克拉維爾1975年的同名小說改編的美劇【幕府將軍】將這段歷史再次推到眾人眼前，那麽，與「關原之戰」同時代的中國人是否了解這場戰爭？他們當時的觀感又是如何？
隔岸觀火
大明和北韓史料中的「關原之戰」
慶長三年 (1598) ，豐臣秀吉病逝，幼子豐臣秀賴繼任。豐臣秀吉臨終之時掛念幼子，分別向「五奉行」 （豐臣政權負責政權運作的家臣，成員為 石田三成 、淺野長政、前田玄以、長束正家和增田長盛） 和「五大老」 （豐臣政權下五個最有實力的大名： 德川家康 、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和小早川隆景，上杉景勝在小早川隆景去世後繼任） 等人托孤。然而，德川家康卻在此時趁機私結其他大名，任意分封領地。不久後，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去世，這也導致以石田三成為首的豐臣政權家臣與德川家康的關系迅速惡化。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關原之戰爆發，對陣雙方便是德川家康指揮的「東軍」和石田三成統領的「西軍」。在這場戰役中，「西軍」將領小早川秀秋的背叛成為轉折點，德川家康的「東軍」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這場戰爭也為德川家康奠定了統治基礎。三年後，他建立了幕府，開啟了新的政治時代。
「關原之戰」對日本國內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並未第一時間影響其外交走向——無論是當時統治北韓半島的李氏政權，還是位居東亞大陸的明王朝都沒有明確的「直觀感受」，因此在其官方史料之中，均未對這場戰役有太多的記述和評論。但如果就此認定，大明和北韓對「關原之戰」的發生、進展和結局一無所知，顯然也並非事實。
儒生作特使
北韓對關原之戰的看法
在類似於政府往來檔組譯的李氏北韓【宣祖實錄】第136卷和明 朝 【神宗實錄】第366卷中，我們均能看到有關日本方面「關原之戰」的相關記載。 北韓大儒姜沆所撰寫的【看羊錄】也長期被視為研究「關原之戰」的第一手史料。 除了上述史料，北韓當時被日本擄走或自願投靠的儒生也不在少數，這些人幾乎第一時間為北韓帶來了關於「關原之戰」的相關情報。
其中，尤其以姜士俊、余進德 （兩位北韓儒生。很可能在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戰爭之中，或主動、或被動的選擇賣國投敵，最終日軍潰敗，淪為「韓奸」，逃往日本，受到在「關原之戰」中隸屬於西軍陣營的某大名庇護） 最為出名，按照他們的說法，他們之所以回國，是因為：
「對馬島主平義智（原文如此，應為宗義智）, 漏聽我等之思歸，欲憑請成，即議於家康。家康乃許, 因裁請和書。」
也就是說，是對馬島當地領主將其二人作為特使送回的。對馬島是北韓海峽中部的一座島嶼，時屬日本宗家管轄。對馬島領主宗義智在「關原之戰」中站在了「西軍」行列，此時為了躲避德川家康的問責，急於利用改善日朝邦交來證明自身價值，故將二儒生送返。
可惜北韓對姜士俊、余進德兩人並不信任，在【宣祖實錄】中，該條的相關批註是這樣寫的：
「姜士俊等之招，雖不可盡信，而從後逃歸人之所招, 大概一樣，則不可謂虛為不實，而天道禍淫之理，亦不可誣也，故備錄之。」
言下之意，自然並不算以其二人作為日、朝外交的突破口，不過是將他們的招供作為一個情報來源而已。
北韓王國最為關心的，還是姜士俊、余進德帶來的另一條情報：島津家為躲避德川家康的軍事打擊，揚言要率領由七十艘戰船組成的船隊，進攻明朝。盡管對於這一情報，姜士俊、余進德本人都認為可信度不高 （「愁島津方與家康相持待變，必欲據家康之來，假稱入唐也。」） ， 事實上，島津家在「關原之戰」後與德川家的相持過程中，的確放出了一旦形勢不利，將率部西征大明暫避的風聲。依附於島津的九州南部「水軍」也攻擊了兩艘隸屬於德川家的商船。也就是說，如果德川與島津兩家的矛盾繼續升級，很難保證不會對東亞鄰國造成影響。
大國擔當
大明王朝對關原之戰的看法
對於姜士俊、余進德等人帶來回的情報，北韓方面應該進行了一番整理和匯總，並最終於萬歷二十九年 （1601） 十二月以書面匯報的形式，報告給了明朝廷。
而這份北韓方面的奏報，也對姜士俊、余進德所提供的「關原之戰」的情報，進行了最大限度的縮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考慮到明廷沒那麽多時間聽取未經確認的「政治八卦」，另一方面，除了對在北韓戰場上交過手的小西行長、加藤清正有點印象，明廷對石田三成、大谷吉繼等豐臣政權重臣均無直觀印象，因此隱去了「關原之戰」的前因後果，直接以「家康攻破輝元，盡誅行長等諸將」進行概括。
當然北韓王國此番奏報的重點，還在於通知明朝廷其有意與對馬島方面重開朝、日貿易的相關外交事宜。對此明廷兵部方面給出的建議是：
「倭與北韓款事，未可懸斷。總督萬世德熟知倭情、職在經略，宜令酌議以聞。」
萬歷十四年 （1586） 以來由於各種原因沈湎酒色、怠於政事的明神宗朱翊鈞，對北韓和日本的事務卻頗為上心，當即批準了兵部的建議，命令時任薊遼總督的萬世德給出相關意見。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明史】中稱萬世德調任西寧兵備道 後，「遇敵入寇，躬擐甲胄，率將士禦之，」結果「五戰皆捷」，從此一戰成名。「萬歷援朝之役」打響之後，明廷於天津設立前敵指揮部，萬世德被舉薦為「督察員右都禦史」，專門負責海防事務。萬歷二十五年 （1597） 受命輔佐兵部尚書兼薊遼總督邢玠前往北韓前線參戰。 而在萬歷二十九年 （1601） 時，也就是收到北韓奏報時，萬世德剛剛於一年前從北韓撤回，對於北韓和日本方面的情況頗為了解。兵部提議由其「酌議以聞」，倒也算是合情合理。
萬世德畢竟在北韓待過很長一段時間，深知北韓與日本一衣帶水，且在經濟上存在強烈互補性，很難長期保持對立的狀態，因此回復稱：「不過對馬島尋盟請成，非關日本復仇雪恥。」 兵部也 隨即給出了：
「在北韓，惟當計講款之可、不可，而不當計中國之許、不許；在中國，惟當問防海之備、不備，而不當問北韓之款、不款。」
一句話就是，明廷不予幹涉。
自1601年至1604年間，透過對馬藩主，日本向北韓送還了在豐臣秀吉侵略韓戰中擄走的1700余名北韓人。被送回的北韓人中，有很多是原本在北韓具有發言權的飽學儒士，他們回國後向朝廷說明德川家康與豐臣秀吉不同，德川家康有恢復鄰交的意向。如此，北韓政府於1604年8月，派遣僧人松雪大師惟政和孫文為使節赴日，探聽日本方面的真偽。盡管北韓方面當時仍把赴日使節稱為「探賊使」，但終究是邁出了朝、日復交的第一步。
為了改善與明朝廷的關系，1602年夏，加藤清正也將此前掠走的王寅興等87名中國人，「授以船只、資以米豆並倭書二封與通事王天佑送還中國」。不過明朝廷並不領情，兵部對此事的批復是：
「閩海首當日本之沖，而奸宄時構內訌之釁；自北韓發難挫衄而歸，圖逞之誌未嘗一日忘。今跡近恭順，而其情實難憑信；與其過而信之，寧過而防之。除通事王天佑行該省撫按徑自處分、王寅興等聽發原籍安插及將倭書送內閣兵科備照外，請移文福建巡撫衙門亟整搠舟師，保固內地；仍嚴督將士偵探，不容疏懈。」
正是由於明廷對日本 長期 保持敵對態度，明朝時，民間知識分子對日本國內的政治局勢知之甚少。明末清初，浙江鄞縣人萬斯同以其博通諸史，尤熟明代掌故為資本，前後十九年寫成了五百卷的【明史稿】。但其中對鄰國日本的政治生態卻是不甚了解，因此在其書寫的【明史稿·日本傳】對「豐臣政權」和「關原之戰」的描寫都頗為潦草，只寫了：
秀吉死，遺孤秀賴甫七歲，娶巨首源家康孫女，家康輔之……家康死，傳子秀忠，稱新關白……四十三年，秀忠以兵三十萬攻秀賴於大阪，秀賴敗之，保內城。秀忠掘地道放火，秀賴敗死。
對於今天熟悉日本歷史的讀者而言，萬斯同的這段描寫可謂似是而非 謬誤百出 。 但在幾個世紀之前，這位中國民間的歷史學家能夠收集到民間交流、口口相傳的點滴資訊，拼湊出「豐臣政權」衰亡到「江戶幕府」崛起的全過程已屬難能可貴。 可惜的是，就是這些點滴的資料，最終也被主持編修【明史】的清朝重臣張廷玉刪除，以至於後人讀到的【明史】之中，只剩下如此簡單的敘述：
「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北韓患亦平。然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北韓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傳而亡。」
參考文章：
1、 [韓] 姜沆 著，【看羊錄】，[日]平凡社，1984年出版
2、劉菁華編，【明實錄北韓資料輯錄】， 巴蜀書社2005年7月
3、[清]萬斯同著，【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4、[清]張廷玉著，【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4月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
END
作者 | 趙愷
編輯 | 胡心雅
排版 編輯 | 鄭美玲（實習）
校對 | 古月 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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