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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館藏|「真正的」紅軍——斯諾特藏之四

2024-04-18歷史

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Edgar Snow)於1936年存取陜甘寧,采訪毛澤東等中共重要領袖,深入觀察紅軍與蘇區社會,寫成著名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1939-1940年,斯諾為了推進工合運動,再次存取陜北。斯諾在陜甘寧獲得了一批珍貴的文獻,作為其寫作的素材。1957年,斯諾任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會特別顧問,將六七十份資料透過費正清教授,贈予哈佛燕京圖書館。但由於這批資料基本都是油印在馬蘭紙上的,有的是手寫的,尺寸大小不一,頗難修復掃描,一直沒有全文刊布。近期斯諾特藏由哈佛燕京圖書館館員馬小鶴、王系著手爬梳,並寫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聞」獨家刊發,以期為學界及大眾提供一種新的歷史資料與歷史觀察。

馬小鶴 王系

圖1: 西征 紅軍

斯諾在陜西初期的短暫旅行中,對毛澤東等領導人進行了采訪,但沒有看見過正規的紅軍,因為其主力部隊當時正在距離保安將近200英裏的西部活動。斯諾對幫他做轉譯的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表示自己猶豫不決是否要到前線去。吳亮平聽了斯諾的話,驚訝得發呆,斷然地說:「你沒有看到真正的紅軍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諾接受了他的勸告,在前線存取了一個多月,用【西行漫記】三分之一的篇幅生動細致地描繪了他親眼目睹的「真正的」紅軍,並收藏了相關文獻。本文就介紹一些稀見文獻。

在斯諾抵達陜北之前的1936年5月18日,為迎接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長征北上,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更加接近外蒙古與蘇聯,中央軍委簽發了【西征戰役的行動命令】,以紅一方面軍主力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等部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擔任司令員兼政委,劉曉擔任政治部主任,進行西征。(圖1)

5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政治部以主任楊尚昆的名義釋出布告(圖2),說明這次軍事行動的主旨。布告用六言韻文,言簡意賅,朗朗上口,容易為陜甘寧民眾所理解。

圖2: 斯諾特藏【中國人民抗日紅軍政治部布告】

由於西征途經甘、寧,兩省有著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廣大回族群眾,為了得到回族群眾對西征的支持,楊尚昆於5月24日下達了【關於回民工作的指示】。次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了【對回族人民的宣言】。斯諾特藏的回漢對照口號傳單(圖3)概括了指示與宣言的要點,口號以回文(阿拉伯文)為主,漢文附在下面,本身就體現了尊重和保護民族傳統的政策。

圖3: 斯諾特藏口號傳單(回漢對照)

這些口號抨擊的是寧夏省主席馬鴻逵的苛政。在【西行漫記】中有詳細描述: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大概是四大馬(馬鴻逵、卅五師師長馬鴻賓、青海軍閥馬步青、馬步芳)中最有錢有勢的一個。他在鴉片、鹽、皮毛、捐稅、自印紙幣方面發了一筆大財。馬鴻逵在寧夏省要征收的捐稅多達30多種。他不僅食鹽專賣,還規定每人每月必須購買半磅,不論是否需要。然而更令人強烈不滿的措施也許是馬鴻逵的征兵了。最後,馬鴻逵還涉嫌爭取日本支持反共。寧夏城裏已經有了日本軍事代表團,馬鴻逵允許他們在城北修一個機場,那是在蒙古族的阿拉善境內。共產黨向回民提出的諾言是:

取消一切苛捐雜稅。

協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

取締征兵。

取消欠債。

保護回族文化。

保證各派宗教自由。

協助建立和武裝回民抗日軍。

這對幾乎每一個回民大概都有一些吸重力。甚至有些阿訇也認為這是除掉馬鴻逵的一個機會(因為他放火燒掉了老教和新教的清真寺)。

西方野戰軍在回民地區進展順利,1936年6月16日攻克定邊縣城,21日襲占鹽池(花馬池),27日占領豫旺縣城。紅軍也開始接觸到蒙古族人民。斯諾特藏中有抗日救蒙會致各盟各旗的信。(蒙漢對照)(圖4)

圖4: 斯諾特藏抗日救蒙會致各盟各旗 的信(蒙漢對照)

信有兩頁,每頁右上角都有斯諾手寫英文Save Mongolia Anti-Jap Society (抗日救蒙會)Government calling on Mongolia to resist. (政府號召蒙古抵抗)June 1936 (1936年6月)。抗日救蒙會是一個廣泛的群眾組織,能夠團結內蒙古的王公、平民一致抗日。抗日救蒙會告訴各盟各旗的同胞們,紅軍已奪取了定邊、鹽池、豫旺,蒙古族人民可以聯合紅軍接管鹽池草地。

斯諾特藏中還有一張油印的紅軍傳單「三打三救四聯合」(圖5)。紅十五軍團政治部在1936年7月20日的【西征以來的宣傳教育工作報告】中提到,在戰士教育方面,臨時由方面軍與軍團發下的政治材料就有「三打三救四聯合」。紅軍在寧夏留下了很多標語,比如,在同心下馬關鎮(舊時為豫旺縣城)一處民房內的標語有「打蔣賊救西北,打日本救中國,打土豪救窮人」;在紅城水(今屬下馬關鎮)娘娘廟墻上的標語有「三大(打)三救——打倒日本救中國,打倒賣國賊救同胞,打倒土豪救窮人。」

圖5: 斯諾特藏紅軍傳單

7月底,西征戰役結束,開辟了環縣、豫旺、同心、定邊、鹽池等城鎮縱橫兩百多公裏的根據地。斯諾8月從保安出發西行,抵達豫旺堡(今寧夏同心縣豫旺鎮)。8月19日,彭德懷主持召開了歡迎大會。由於四師駐紮在環縣,離會場太遠,只能派代表參加。四師師長李天佑、政治委員黃克誠、政治部主任舒同暨全體指戰員給「親愛的美國同誌」寫了一封信,讓代表帶給斯諾與馬海德,同時送了兩匹戰馬給他們。斯諾不僅做了即席演說,而且騎馬留影。(圖6)附近一幢房子的墻上還留下了墨汁書寫的斯諾演講詞410余字。

圖6: 斯諾( 右)和胡金魁(中)、李長林三人一起騎馬合影。

斯諾在豫旺堡的時候,由西征軍政治部主任劉曉陪同,參觀了一軍團二師一個連隊的政治課。斯諾還為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副參謀長孫毅、二師師長楊得誌、政委蕭華、政治部主任鄧華、參謀長熊伯濤等紅軍將士拍了一張照片。(圖7)

圖7: 前排右一楊得誌、右二鄧華、右三朱瑞、右四熊伯濤、右五孫毅,後排右二肖華(斯諾攝)

「斯諾特藏」中有兩張從「書籍目錄」上撕下來的空白紙上寫的一份【我的經歷與家庭】,第一頁左上角斯諾手寫英文biography(傳記)。作者並未姓名標示,也無時間。(圖8)沈津先生根據作者最後的職務為「二師政治部主任」,認為應該是鄧華。(【書林物語】,299-300頁)我們從內容來看,這份小傳類似斯諾寫的彭德懷、徐海東等人的小傳,不是僅僅羅列一系列職務,而是盡量展現個人經歷。

圖8: 斯諾特藏【我的經歷和家庭】

1936年8月26日,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派人將斯諾接到豫旺縣城(今同心縣下馬關鎮),斯諾在那裏進行了為期5天的采訪,參觀了騎兵團,並為掌旗官照了像。(圖9)隨後,斯諾於8月31日回到了豫旺堡,跟隨彭德懷的部隊行動。在這次經歷中斯諾體會到:「紅軍現在既然為了‘迫使’國民黨抗日,決心要同國民黨覓求妥協辦法,因此日益變成了一支政治宣傳隊,而不是一支一心要想用武力奪取政權的軍隊了。」

圖9: 紅十五軍團的騎兵團掌旗官(斯諾攝)

1936年8月27日,毛澤東、周恩來、楊尚昆致電彭德懷、劉曉、聶榮臻、程子華等,要求西征軍目前抓緊對馬鴻逵、馬鴻賓的爭取工作,指出:

西征軍目前對兩馬的爭取工作,應即抓緊,日本積極侵占綏東及在定遠[營]設立航空總站和特務機關,並向甘肅、青海、綏德、寧夏設航空線。事實證明,我軍積極向寧行動,為的是要在寧、綏完成布置抗日陣地,抵禦日本,保衛西北,決非要消滅任何中國人,希望與兩馬共同部署與磋商不沖突。原孫殿英騎兵師師長呂存義率三千人,已經與我紅二、紅四方面軍聯合,希望將此事在兩馬部隊中廣泛宣傳,以影響兩馬部隊中孫殿英舊部。

1936年8月30日,彭德懷給部下發了【關於西征中開展統戰工作的指示信】(簡稱【指示信】),其中提到「短小精幹,專對白軍,偏於以客觀事實來激起士兵抗日情緒的報紙,是非常重要的,是目前馬上應做的工作」。人民抗日紅軍政治部於9月4日編輯油印出版的【抗日戰線】第一期就是這樣一份報紙。(圖10)

【抗日戰線】一共兩版。第2版(圖11)左上角斯諾手寫英文:

「United Front」 (統一戰線)

Papers for Whites (專對白軍的報紙)

第一版【保衛西北!】參照了八月廿七日北平電:

「綏(遠)東形勢緊張,匪首(即日本走狗)王英現在張北集結,李守信、王道一等匪部數千人,企圖再舉侵犯。」

日本正進一步以綏遠、寧夏為其繼續侵略的目標。德王的自治、寧夏和定遠營(阿拉善旗)等處日本特務機關的設立,以及這些地方日本飛機場的加工建築,都足以說明:中國的西北數省又已經處在日本的威脅之下。負有保衛綏遠責任的傅作義氏曾經表示說:「晉綏屏障已失,成敗利鈍,難已(以)預料,作義唯有與土共存之熱心,全國上下請瞭(拭)目以待」雲雲。而守護寧夏的馬鴻逵氏對於日本在自己境內的舉動卻毫無表示,反而時常「歡宴」日本侵略者。我們熱烈擁護傅作義氏「與土共存」的決心,希望馬鴻逵氏對於日本侵略西北的舉動,有所表示和措施。

圖10: 【抗日戰線】第一期第一版

第二版【呂師長守義聯紅抗日——民族英雄,抗日前驅】報道:

原在甘南之孫殿英氏所部騎兵師長呂守義率其騎兵三千余與紅二、四方面軍聯合抗日,現已占領臨潭縣城。這一事件將給全國白軍和全國人民以很大的推動,對於西北大聯合的促進,更有其重要的意義。呂師長不愧是民族英雄和抗日前驅,不愧是中國軍人的模範!

圖11: 【抗日戰線】第一期第二版

彭德懷(圖12)在8月30日的指示信中,除了提出辦報之外,還提出:

估計目前日本在綏遠的積極進攻,日本在寧夏與阿拉善旗飛機總站的建立與特務機關的活動,使寧夏群眾與軍隊更實際看見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更急迫的感到寧夏的危機,而更加提高了他們反日的情緒。我們應抓緊這一時機,在寧夏軍隊中擴大抗日救國的影響,發動保衛寧夏的運動,爭取他們到抗日戰線上來。我們應向他們開門,這一工作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各兵團、尤其是在北線活動的部隊,應采取下列步驟來進行這一工作:

1、由我們釋出向馬鴻逵、馬鴻賓寧夏當局提議書。提議在日本帝國主義處處兇惡的進攻、寧夏危在旦夕的時機中,我們應停止一切戰爭,共同去抗日,為保衛寧夏、保衛西北而奮鬥。這一提議,應在寧夏軍隊中、群眾中公布。

圖12: 彭德懷(斯諾攝)

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致馬鴻逵、馬鴻賓暨回族將領書就是這樣一份提議書,油印公布。(圖13)反面斯諾手寫英文轉譯的題目為:Letter to Ma Hung Kui and Ma Hung Pin and Muslim Officers by Peng Teh Huai。

圖13: 斯諾特藏彭德懷致馬鴻逵、馬鴻賓將軍暨回族將領書

彭德懷在信中說:「繼東北四省、華北五省的廣大領土與富源之後,現在偽軍李守信部又占據綏東各縣,於阿拉善旗修築飛機場,寧夏日本特務機關測繪軍事地圖,日人積極侵略我西北各省。」「 現在我們仍本以往的血誠,再向將軍提議,為了保持國人抗日實力,保持回民武裝,停止雙方敵對行為,並希派遣代表前來磋商抗日救國大計。」

這個時期,中共高度關註定遠營,是因為其戰略方針為打通國際路線,獲得蘇聯軍援。定遠營(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鎮)東臨賀蘭山,位於定(定遠營)庫(庫倫,今烏蘭巴托)古駝道上,是外蒙古到寧夏銀川等地的重要通道。1936年7月1日,毛澤東密電彭德懷:「關於增加新兵之重要性,即是準備接受遠方的贈品,因此聯帶問題要把隊伍訓練得更整齊些。還有附帶問題,即應註意征集大批騾馬。新兵與騾馬之數目,以準備負載步槍一萬支,子彈三百萬發為標準。」這裏說的「遠方的贈品」即蘇聯軍援。到9月19日毛澤東等給朱德等的電報中,已經明確要從定遠營取得蘇聯軍援:「寧夏、甘西城堅難破,須取得蘇聯飛機、大炮之幫助,才能破城。」「外蒙寧夏間是草地,有許多汽車通行路,過去即從這些道路接濟馮玉祥。鄧小平同誌亦親從定遠營汽車路走過。他們從外蒙接濟,我們先占領定遠營。」 9月27日,共產國際電告中共中央,要紅軍迅速奪取定遠營,並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10月2日,中共中央向蘇聯說明,依靠紅軍現有技術條件透過寧夏和由定遠營穿越沙漠接取援助相當困難,希望蘇蒙軍隊能夠幫助運送和保護援助物質到定遠營附近地區,以確保紅軍接運能夠成功。後來蘇聯拒絕從定遠營給中共軍援,紅軍確實沒有獲得蘇聯武器。斯諾不可能知道這些機密,因此批評了那種老是指責紅軍「從俄國那裏得到武器」的觀點。

彭德懷1936年8月30日寫的【指示信】又說:

2.由紅軍指戰員名義發表一個宣言,說明紅軍西征任務,目前時局與他們自己家鄉的危急,我們不願打他們的誠意,並要求與他們講和,共同去抗日,去保衛家鄉,要他們要求官長與紅軍停戰抗日。 (圖14)

圖14: 紅一軍團5000戰士聽將領講話(斯諾攝)

油印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政治委員致十五路軍及卅五師將士書就是這樣的一個宣言。(圖15)反面右上角斯諾手寫英文:manifesto to soldiers of 15th Route Army and 35 division (對第十五路軍和第卅五師的宣言),左下方斯諾手寫英文 Letter to Ma’s Soldiers (給馬家軍戰士們的信)。信中說:「當我們聽到日本更集中很多偽軍於熱河、察北,復又在寧夏阿拉善旗等處設立航空總站,測繪寧夏及黃河地圖等訊息的時候,這不僅僅使我們全體紅軍很憤怒,就是你們以至全國有血氣的同胞們也莫不義憤填胸!」「 我們紅軍到西北是為著抗日,為著保衛西北,非為地盤,非為個人私利,此種誠意有口皆碑。」「過去孫殿英的部下呂存義師已率騎兵三千余與紅軍聯盟,共同抗日了!時已迫矣,勢已危矣!希望你們不要再遲延了。」

「呂存義」即毛澤東等8月27日電報上說的「原孫殿英騎兵師師長呂存義」。【抗日戰線】第一期上的「呂守義」當為「呂存義」之訛。斯諾在8月底就知道了這個訊息,【西行漫記】中譯本寫道:

回到預旺堡以後,我發現部隊在吃西瓜慶祝甘肅南部傳來的無線電訊息,馬鴻逵將軍的國軍有一整師向朱德的四方面軍投誠。國民黨的該師師長李宗義原來奉命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輕軍官—其中有秘密共產黨員—舉行起義,帶了3000名左右官兵,包括一個騎兵營,在隴西附近參加了紅軍。

「呂存義」的威妥瑪拼音為Lü Ts'un-i,但【西行漫記】英文本訛作Li Tsung-yi,1938年上海復社版胡仲持、馮賓符等的中譯本音譯為「李宗義」,以後的譯本也以訛傳訛。

圖15: 斯諾特藏紅軍致十五路軍及卅五師將士書

1936年9月6日,在吊堡子,彭德懷召開了連以上指揮員會議,做了關於統一戰線的報告,請斯諾也參加了。晚飯後斯諾和大家一起看了一軍團劇社(圖16)演出的新戲,該戲展現了指戰員們在貫徹執行統一戰線新政策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及其糾正。次日斯諾離開吊堡子,經甘肅返回陜西保安。斯諾非常慶幸自己接受了吳亮平要他存取正規紅軍的勸告:「我要是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我在離開保安時就仍舊不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仍舊不相信正規紅軍的年輕、精神、訓練、紀律、出色的裝備、特別是高度的政治覺悟,仍舊不了解紅軍是中國唯一的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

圖16: 抗日紅軍戰士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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