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革命形勢便異常嚴峻了，面對反動勢力竊取革命成果的現狀，黨組織設立了中央特科來捍衛革命的火種。中央特科工作的幹部中可謂人才濟濟，不僅有日後的周總理，還有一位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擔任山西省省委書記的革命人才，他便是王世英。
王世英參加革命工作特別早，屬於資歷較老的革命將才，在1925年加入黨組織後，便被派往黃埔軍校學習，後來還參與了北伐戰爭，有著豐富的作戰經驗。令王世英沒有想到的是，他日後會被黨組織調往中央特科工作，並且還成為了骨幹力量。1931年，王世英正式被黨組織派往上海，成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期間王世英出色地完成了情報站點搭建的任務，這讓反動勢力的不少陰謀沒能得逞。
有了出色的工作表現，1933年，王世英正式成為了中央特科的一員，主要負責敵後工作。盡管遠離了正面戰場的硝煙，可敵後工作的危險程度絲毫不亞於正面戰場，稍有不慎就會犧牲在敵人的槍口之下。面對復雜的環境，王世英屢屢化險為夷，還拿到了反動勢力不抵抗日寇的確切情報，這讓黨組織更為積極地宣傳抗戰統一戰線的搭建，為日後的抗戰事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長期從事於敵後情報工作的王世英，在獲取情報的同時，也對敵人的思想風格了如指掌，於是在抗戰全面爆發後，黨組織便任命王世英擔任了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專門負責山西省的統戰工作。見慣了各種軍閥的王世英，面對盤踞山西省數十年的老軍閥閻錫山，可謂是步步為營，招招致命。盡管閻錫山表面上非常想參與抗戰，可實際上卻是故意保存實力，絲毫沒有增兵的動作，這讓王世英抓住了問題的重點，爭取到了閻錫山這位軍閥的物資援助，為日後八路軍在山西省組織抗戰提供了堅實基礎。
就在抗戰事業最為艱難的幾年中，王世英一直奮戰在山西省統戰工作的一線，直到1942年，抗戰形勢發生了扭轉後，他才被黨組織調到了延安工作。回到革命中心延安後，王世英盡管擔任了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等職務，可他依舊還是顯得默默無聞，一方面是他長期專註於革命工作，另一方面便是因為他長期從事於敵後工作，以至於他在黨組織中都顯得有些鮮為人知了。
不過隨著革命戰爭的勝利以及新中國的正式成立，王世英這位革命將才也迎來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因為被黨組織調往家鄉山西省從事經濟建設工作，所以在部隊授銜時便沒有了他的名字。對此王世英沒有絲毫惋惜，甚至主動寫信拒絕軍銜，可見他的一生都在淡泊名利。
推動山西省完成土改建設後，王世英擔任了山西省省委書記，開始主政山西。經歷了數十年的革命戰爭，飽經戰火摧殘的王世英沒有選擇安逸，在50歲的年紀裏，依舊奮戰在經濟發展工作的一線。當時山西省正值工業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一座座工廠的建設，需要仔細地研究考察。這讓王世英很少出現在辦公室，而是屢屢下到基層，考察工廠的實際建設情況，這讓山西省很快便在全國脫穎而出，成為了工業化建設的模範省份。
主政山西數年後，在王世英的苦心經營下，山西省依托煤礦資源以及化工產業等優勢，迅速擺脫了落後農業省份的面貌，成為了全國工業化行程的領頭羊。不過隨著特殊時期的到來，62歲的王世英也不免遭到了沖擊，不僅在遇到了免職，還經歷了一系列的精神打擊。面對突如其來的浩劫，王世英最為關心的不是自己的身體狀況，而是國家的經濟發展建設應該如何進行，這讓他一度抱病工作，最終累倒在了工作一線。
1968年，無奈住院治療的王世英，依舊在屢屢寫信，發表自己的工作發展建議，就連會見自己兒子王敏清，都安排在了數月之後。不料王世英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在1968年的3月，就因為搶救無效離開了人世。身為王世英兒子的王敏清年少便立誌成為醫生，一度苦海求學，最終成為了一名出色的保健醫師，還擔任過中南海保健局局長的職務。
曾五次進入中南海為中央領導人服務的王敏清，卻沒能讓重癥纏身的父親恢復健康，這也成為了他一生的遺憾。當然作為一生為革命事業奉獻的革命將才，王世英的一生應該是要被歷史銘記的，不能讓他繼續鮮為人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