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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八年 （1529） ，京城發生了一起殺人事件——京城平民張福的母親被殺害，起初嫌疑人被釘選為鄰居張柱。而經過法司的再三審理，受害人兒子張福竟然也有很大嫌疑。
這看似只是平民之間的一樁命案，照理說按流程處理即可。誰料，幾經復審，案件的判決被一次又一次地推翻，甚至驚動了嘉靖皇帝，最終導致多名朝廷官員被牽連入獄……
兇手到底是張福還是張柱
在嘉靖八年的某一天，京城平民張福報案，聲稱鄰裏張柱殺害了自己的母親。或許是認為張福作為死者的兒子，沒必要在牽涉到生母性命的事情上撒謊，東廠錦衣衛很快就采納了張福的說法，對涉案人員進行了簡單的盤問，之後把案件移交給了刑部。
刑部接手這個案子後，起初也沿用著東廠的結論，判張柱有罪，並將對張柱執行死刑。但張柱堅決不服，而張福的親姐姐和左右鄰居都為張柱伸冤，眾口一詞地聲討張福大逆不道。張福的姐姐還聲淚俱下地哭訴，堅稱是張福本人殺害了自己的母親。於是刑部郎中魏應召又主持調查覆核，認為可信，因此改判張福有罪。
然而，東廠把這次改判上奏給了嘉靖帝，並認為法司隨意更改審判結果，「妄出入人罪」。嘉靖 帝 一怒之下，命三法司 （刑部、大理寺、都察院） 和錦衣衛將魏應召抓捕審問，並將其關進監獄。當時，右都禦史熊浹 （ jiā） 上奏為魏應召和張柱說情，結果惹得嘉靖 帝 越發生氣，直接將熊浹免職處理。隨後給事中陸粲、劉希簡再次為張柱、魏應召、熊浹說情，同樣被送進了監獄。與此同時，嘉靖 帝 又讓錦衣衛繼續對張柱嚴刑拷打，但張柱始終沒有認罪，錦衣衛也沒有找到任何能坐實他罪名的證據。
然而，自始至終，嘉靖 帝 都堅決認為張柱才是殺人兇手，而張福無罪，謂「世間無弒母之人也」。 據【明世宗實錄】的記載，當年會審重囚時，嘉靖 帝 還金口玉言地「一定要張柱死」：
內民張柱坐毆張福母死，主事石英中坐殺仆，法司讞疑，特詔決之。
——【明世宗實錄·嘉靖八年十月】
皇帝的態度如此堅決，底下的官員也沒有辦法。最終，刑部侍郎許贊等人維持了最初的判決：張柱被殺，為其伸冤的鄰居均被充軍戍邊，張福的姐姐被杖責一百。
面對這樣的判決結果，當時的人都為張柱和受牽連的官員喊冤。
結合現有的史料來看，這實際上是一起牽涉到很多人的冤案。目前，大部份學者都認為真正的殺人兇手是張福，而非張柱。
首先，張福與張柱之間本來就有嫌隙，張福的「甩鍋」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張柱有不止一個證人——不僅鄰裏親族都眾口一詞地為張柱辯白、指認張福的罪行，甚至連張福的親姐姐都站出來狀訴自己弟弟的惡行。史書中稱：
然近日法司會審，自張福之親族鄰裏，眾口一詞，證其逆狀，而其姊之痛憤，又發於至情，不容偽為者。
——【陸子余集·乞霽天威以明大獄疏】
來自血親的這種痛心疾首與憤恨，難以作偽，因此也成為魏應召、熊浹等人改判的核心影響因素。
廠部爭獄？
然而在這次改判中，廠衛與刑部份別站到了天平的兩端、選擇了不同的砝碼。「兇手到底是張福還是張柱」這個命題，似乎不知不覺轉換成了「廠衛與刑部之爭」。根據明代的法律規定：
凡謀殺人、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凡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
——【大明會典】
根據東廠錦衣衛的盤問結果，起初張柱被判為「鬥毆殺人」而非「故意殺人」。而陸子余據此分析：
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問，則罪在張柱，在張柱為鬥毆殺人，刑止於絞。自法司問，則罪在張福，在張福為子殺母，刑至淩遲處死。夫子殺母，大惡也，淩遲處死，極刑也，非可以輕加諸人者，陛下疑而慎之，是也。
——【陸子余集·乞霽天威以明大獄疏】
古代刑罰一般分為五種：笞、杖、徒、流、死。其中，常規的死刑分為絞刑和斬刑。在此之外，「有淩遲，以處大逆不道諸罪者」。
張柱殺人，處以絞刑，表明這還算是相對常規的鬥毆殺人事件；而張福殺母，須處以「千刀萬剮」的極刑，因為這觸犯了三綱五常、天地人倫，有違孝道。從人情上來講，性質嚴重了不止一點兒。
也正是出於倫理上的考慮，從法司會審到官員判決，整個過程都可以說是非常審慎的。以魏應召為首的刑部官員深知「子殺母」這個罪名的嚴重性，並沒有輕易定罪，而是聽取了初審官員的分析判斷，並再次核查了張福、張柱、張福姐姐、鄰居證人等多方面的證詞，之後再重新舉行會審，這才推翻了一審的判決，改判張福為殺人兇手。也難怪時人評論說，這番審判「其慎之亦至矣」。
相比之下，最為不謹慎的就是嘉靖 帝 了。他既沒有命人再次單獨審問證人，也沒有符合查驗證據鏈，而是僅僅從「世間無弒母之人」這種主觀的推測出發，聽信了東廠的「小報告」，就將刑部、都察院等一眾官員打入大牢。
如此看來，似乎確實是東廠在包庇張福，而皇帝又「曲狥 （qū xùn，形容某種行為或態度的不直、不公正或者有所偏頗） 東廠」；再從判決結果來看，在這場「廠部之爭」中，東廠似乎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再一次彰顯了自己的話語權。
那麽，真的沒人可以限制東廠和錦衣衛嗎？
實際上，錦衣衛並不能那麽無法無天，都察院的官員還是可以彈劾錦衣衛的：
故事：凡奉命提罪人還京者，皆禮科引奏，如有逃死，即奏聞並請罪提者。時彜、敏徃江西松江提囚，受重囚賄，縱之逃。既至京，懼罪，私囑雲、俊勿奏，而自奏囚逃，為侍班禦史所劾。上亦知其誑，下法司鞫治之，得其實以聞。上曰：彜、敏賣囚，復面謾，悉棄市，給事中受私囑不舉，發交址充吏終身。
——【明宣宗實錄·宣德元年十一月丙申條】
宣德元年 （1426） ，錦衣衛百戶劉彜、吳敏奉命到江西提取囚犯回京，途中受到賄賂，偷偷放走了犯人，抵京之後還囑托禮科給事中章雲、馬俊不要上奏。這一事件就被侍班禦史所彈劾。在皇帝的授意下，兩名錦衣衛百戶之後也受到了相應的處罰。
由此可見，錦衣衛的權力並非漫無邊際的，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無法無天」，很大程度是在執行皇帝意誌。那麽同理，在張福案中，表面狀似「廠衛的勝利」，更深層次的背後，其實呈現出了皇權壓倒性的力量。
從「大禮議」到打擊外戚
含冤而死的張柱，其實有更復雜的背景——一說張柱是前朝武宗皇後夏氏母家的家仆，一說是武宗皇後之父、慶陽伯的外甥。無論如何，史書中，張柱其人與外戚夏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正德十六年 （1521) ，明武宗朱厚照駕崩，因為他未能留下子嗣，按照「兄終弟及」的傳統，最終他的堂弟繼位，也就是歷史上的明世宗朱厚熜。
然而，就皇室血緣而言，嘉靖 帝 其實是「小宗」，並非朱家的「嫡長子」血脈。嘉靖 帝 以地方藩王的身份登上皇位，以小宗入大宗，引發了一系列的倫理、政治問題。
古代的天子，其實具備著雙重身份，凝聚天賜權力與血緣權力於一身。嘉靖 帝 繼位，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嘉靖 帝 繼承的到底是血緣之「嗣」還是天理上的「統」？嘉靖 帝 是否需要改認自己的父母？如此等等的問題，在當時的儒生看來都至關重大。
為了扶持自己的力量，同時也為了塑造自己在血緣上的正統性，嘉靖 帝 登基後主導了轟轟烈烈的「大禮議」事件，經過和群臣的多次爭論，最終力排眾議，為自己的生父上尊號為「皇考恭穆獻皇帝」，生母改稱「聖母章聖皇太後」。
在尊崇生父母的同時，他自然也有意無意地在打壓前朝的勢力——其中也包括了夏家。夏家是正德皇帝
（嘉靖帝的堂兄）
的皇後、孝靜毅皇後夏氏的母家，在正德年間可以說是風光一時的外戚，其時夏皇後的父親被封為慶陽伯。從當時官員的奏折可以看出，正德末最為「橫行霸道」的外戚，毋出於張、邵、夏、蔣四家。這些外戚動輒強占平民的房屋土地、搶奪他人財物畜產，而法司往往難以懲罰他們。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張廷玉認為，嘉靖 帝 之所以堅稱張柱有罪，是因為「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後家，柱實武宗後家夏氏仆，故帝必欲殺之」。在明代其他人的筆下，張柱的形象是驕橫野蠻的：「慶陽伯有甥張柱，驕橫毆人母死。」
可以認為，張柱和外戚夏家到底是什麽關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嘉靖 帝 鐵定了心，要利用這個機會打壓前朝外戚，鞏固自己的權威。從發動「大禮議」、縱容東廠錦衣衛到處死張柱這個升鬥小民，嘉靖 帝 的核心需求都是在強調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
為此，嘉靖 帝 隨心所欲幹涉刑罰，造成的冤假錯案遠不止這一件。 而底層那些升鬥小民的命運，在封建時代下，或許只是權力翻雲覆雨之間揚起的微小塵埃。如果張福一案沒有牽涉到朝中那麽多重要官員、沒有牽涉到皇帝與群臣的矛盾，甚至可能不會被記錄下來。那句「人以為冤」，或許也只能輕輕地化作一聲嘆息。
參考資料：
【明世宗實錄】
(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
(明) 談遷【國榷】
(明)朱國楨【皇明大事記】
(明)查繼佐【罪惟錄】
(明)陸粲【陸子余集】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
(清) 夏燮【明通鑒】
(清)張廷玉【明史】
(清)沈佳【明儒言行錄】
高壽仙:【冤案背後:嘉靖年間北京一樁殺母案的審理】
張金奎：【錦衣衛司法職能略論】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
END
作者 | 山己
編輯 | 胡心雅
排版編輯 | 韓其娟（實習）
校對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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