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國開展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大授銜。這次授銜結束後，解放軍共誕生 十位元帥，十位大將，五十五位上將，一百七十五位中將，以及八百零一位少將。
但是，也有人對授銜的結果並不認同： 其中就包括曾在「十五大將」和「二十二大將」兩種授銜方案之列的許世友。 可在後來「十大將」的授銜方案被確定下來後，許世友並不在大將軍銜之列，而是最終被授予了上將軍銜。
（許世友）
據傳，後來許世友特地找來了周恩來總理，詢問自己為何沒能被授予大將軍銜的原因，周總理答復道：「蕭克也是上將。」在聽到周總理的話後，許世友便沈默了，從此便再未提及授銜一事。
那麽，在革命期間，立下過赫赫戰功的許世友究竟有沒有資格被評選為大將呢？為此， 我們可以結合被授予「十大將軍」王樹聲的個人經歷，來看看相比王樹聲， 許世友究竟有沒有資格在1955年被評為開國大將。
（王樹聲）
其實，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授銜中，軍銜的授予並非是僅看軍功，或者是論資排輩，而是有一套嚴格的授銜標準。而在當時授銜大將軍銜的標準，共有六條，分別是： 重要武裝起義的參加者、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者、紅軍部隊的主要建立者、八路軍總部以及抗日武裝力量的重要指揮員、解放戰爭期間大戰略區部隊的主要領導人以及全國解放後各個部門的主要領導人。
那麽，在這六條授予大將軍銜的標準中，許世友、王樹聲的各自表現又究竟如何呢？
（許世友）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條授予大將軍銜的標準： 參與重要的武裝起義。 1927年11月13日， 湖北黃安、麻城三萬余名農民自衛軍與義勇軍爆發起義，攻打當時被國民黨控制的黃安縣城，史稱「黃麻起義」。 許世友、王樹聲二人均是在這場起義中，加入了革命隊伍。在此之後， 許世友在工農紅軍第11軍31師任排長、連長、營長，一路升遷 。而王樹聲則在黃麻起義結束後，到 工農革命軍第7軍第一隊擔任黨代表，在1930年5月前長期從事黨務工作。
因此，從參與重要武裝起義這一點來看，許世友、王樹聲二人在資歷上相差無二。但有一點細微的區別是： 在1927年11月的黃麻起義爆發前，王樹聲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並且在1927年初、1927年9月，就開始在黃麻一帶組織農民暴動。而許世友則是在1927年初離隊回鄉看望家人，同年8月入黨。 因此，資歷總體上和王樹聲相比稍微相差了幾個月。
（王樹聲）
授予大將軍銜的第二條便是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者。 從這一條來看，許世友和王樹聲的差距就比較大了。由於王樹聲在1926年時入黨，擁有較為豐富的黨務經驗，因此在黃麻起義後，王樹聲就先後在紅7軍、紅11軍擔任黨代表。 在此期間，王樹聲還率領部隊在黃麻一帶開辟了柴山堡革命根據地 ，在1929年6月——12月粉碎了國民黨對革命根據地的三次會剿後，王樹聲又擔任鄂豫邊特委委員， 並在次年領導成立鄂豫皖邊區。 而同一時期的許世友， 還在鄂豫皖邊區當營長 ，職位遠在於王樹聲之下，他只參加過鄂豫皖邊區的軍事戰鬥，卻並沒有參與鄂豫皖邊區的建立工作。
而授予大將軍銜的第三條標準，是主要紅軍部隊的重要建立者 ，在這一條上許世友也是無法和王樹聲相比的。 王樹聲不僅是鄂豫皖邊區的創始人，也是大別山紅軍部隊的重要建立者之一。 在1931年11月，紅四方面軍成立之際，王樹聲也擔任了紅四方面軍成立的閱兵總指揮，親眼目睹了紅四方面軍的誕生。在紅四方面軍成立之後， 王樹聲便擔任紅四方面軍第11師的師長，後又轉而擔任第73師的師長，第31軍的軍長和紅四方面軍的副總指揮。
（許世友）
同時期的許世友，並沒有參與部隊的創立和組建工作，而是主要將精力投註在了部隊的指揮作戰上。 1932年，許世友擔任紅四方面軍第4軍12師34團的團長，在鄂豫皖邊區反圍剿作戰期間 ，7次參加敢死隊，打退敵軍進攻。在1933年的「反三路圍攻」後，許世友則擔任紅9軍副軍長，兼任第25師的師長，參加儀南、營渠、宣達等戰役。而在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期間，許世友則擔任紅4軍軍長，但在軍職上仍遜色於王樹聲。
在前三條的大將軍銜授銜標準中，許世友均略輸王樹聲。但是， 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許世友的軍事指揮才能便逐漸被軍委發現，從此擁有了大展拳腳的機會 ：在抗日戰爭期間，許世友最先是擔任129師386旅的副旅長，後追隨大部隊轉戰山東，於1940年擔任擔任山東縱隊的第三旅旅長，並在當地主持了抗日民主革命根據地的重建工作。 1942年，許世友又升任膠東軍區司令員，在此期間多次挫敗日偽軍的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 發展和鞏固了膠東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期間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王樹聲）
而王樹聲則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主要身在後方，較少參加前線的指揮作戰工作，因此在前線功績上這一時期不如許世友。但是，王樹聲的軍職，在抗日戰爭期間很長一段時間，依然要高於許世友：1938年4月，王樹聲擔任晉冀豫軍區副司令員和代司令員。1940年晉冀魯豫軍區撤銷，太行軍區成立後，王樹聲則擔任太行軍區副司令員，同時期的許世友還在第三旅擔任旅長。 直到1942年，許世友升任膠東軍區司令員後，許世友名義上的軍職才高於王樹聲。 但是，王樹聲在擔任太行軍區司令員時，主要負責的是協助劉伯承指揮抗戰工作。 到1944年時，王樹聲便組建了河南軍區，擔任司令員，再次和許世友從軍職名義上平起平坐。
第五條授予大將軍銜的標準，是 擔任解放戰爭期間戰略區部隊的主要領導人。在這一條上，許世友、王樹聲兩人旗鼓相當： 1946年6月解放戰爭爆發後，王樹聲參與指揮中原突圍。2個月後，豫西北軍區成立，王樹聲擔任豫西北軍區的司令員兼任政治委員。在1947年，劉、鄧大軍千裏躍進大別山後，王樹聲又配合劉鄧主力部隊，粉碎了國民黨的多次圍剿，重建大別山革命根據地，並且擔任鄂豫皖軍區司令員。 1949年5月，解放戰爭形勢漸趨明朗後，王樹聲又先後擔任湖北軍區副司令員和鄂豫皖邊剿匪指揮部司令員、政治委員。
而許世友則在解放戰爭爆發後，於1947年擔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的司令員，在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爆發之後，許世友則轉而擔任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又被稱為「山東兵團」的司令員，與譚震林等人參與周張、濰縣、兗州等多次戰役。但是，在1949年之前，許世友並未像王樹聲那樣擔任軍區的司令員。19 49年時，許世友先是擔任山東軍區的副司令員，後晉升為司令員，與王樹聲同級。
評價大將軍銜的最後一條標準，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至1955年間，是否在解放軍內或政府機構擔任重要的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後，許世友長期擔任山東軍區的司令員， 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進入尾聲時，在北韓戰場擔任第三兵團司令員，參與夏季反擊作戰 。 1954年回國後，許世友擔任華東軍區第二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而王樹聲則並沒有參加過抗美援朝戰役，而是在1950年5月，正式就任湖北軍區司令員，與許世友同級 。1954年1月，王樹聲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軍械部，主持國防軍隊現代化一事。同年2月，王樹聲被調往中南軍區，擔任副司令員，同時兼任湖北省軍區司令員。 因此，從新中國成立後來看，王樹聲、許世友二人不分伯仲。
在經過六條大將軍銜授予標準的對比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王樹聲在參加紅軍起義，到組建紅軍重要武裝力量的這一時期，資歷、功勛要高於許世友，而從抗日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初期， 兩人在資歷、功勛上則是不分伯仲。因此，王樹聲完全有資格在1955年時被授予大將軍銜。 而許世友雖然在參與武裝起義、成立革命根據地、組建紅軍重要武裝力量這三條要遜色於王樹聲，但是在抗日戰爭後，許世友憑借著一腔革命熱血和卓越的指揮才能，依舊為中國革命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尤其是解放戰爭濟南戰役期間， 許世友「牛刀子紮心臟」的攻城方法，創下了解放軍攻克堅固城市的作戰典例。 因此，如果當時新中國實行「十五大將」、「二十二大將」授銜方案的話，許世友也有資格位於大將之列。
不過，在革命戰爭期間，因為這樣的一件事，可能是讓許世友與大將軍銜失之交臂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在紅軍延安期間，對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盡管當時紅軍方面對許世友批評有一定疏漏，許世友在當時也確實受了委屈。但是在此之後，許世友竟有偷偷離開紅軍隊伍，帶著一支軍隊回家鄉打遊擊的想法。幸虧劉伯承等人發現得及時，才將許世友及時挽留。在毛主席等人的教導下， 許世友承認了自己曾經的錯誤，但是曾經忽視組織紀律的行為，依然對許世友的個人經歷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而王樹聲和許世友同樣出身於紅四方面軍， 在遭遇挫折時，革命的信念和組織的紀律性要顯得更加堅定得多。 在紅四方面軍北上抵達陜甘寧邊區後，紅四方面軍組織了「西路軍」開始對西北三馬軍閥進行征討。而在「西征」期間，因為指揮失誤和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西路軍遭遇了挫折。王樹聲在大部隊被沖散的情況下，單槍匹馬，一路行乞，才冒死回到了陜北革命根據地。這樣對革命的堅定信念， 無疑是令人欽佩萬分的，而這也是為何後來王樹聲授予大將軍銜，當之無愧的重要原因。
盡管許、王二人軍銜、經歷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為中國革命作出過傑出貢獻的人，是值得後人去緬懷和敬仰的英雄，讓我們對英雄前輩，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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