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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歷史上，除了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之類的非常時期，歷朝歷代基本都是文官政治。
所謂文官政治，指的是州郡刺史和六部尚書，都是「學而優則仕」的文人，戰場立功的武將，榮登宰輔議論大政是有可能的，但轉任民政的寥寥無幾。
文人是文官的起點，政治家則是文官的底色。
如果一個文人憑借知識走上仕途並獲取高位，卻始終不能轉型為政治家，那麽這個文人極有可能是悲劇收場。
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就是這種純粹的文人。
1890年，陳布雷生於浙江省寧波市慈溪縣， 父祖兩代都是富裕茶商，這樣的家境，給陳布雷奠定了讀書的環境，也給陳布雷打上一生難以抹除的階級烙印。
早在五歲的時候，陳布雷便開始接受教育，每天能認識三十個字。
稍微長大一些，陳布雷又跟隨兄長陳訓正讀【毛詩】和【爾雅】，跟著宗族長輩和家庭教師讀【禮記】、【春秋左傳】、【唐詩】等經典著作。
讀書雖多，但陳布雷的品行並不討喜，他在回憶錄裏寫道：「余七八歲以後，性行頑劣，體既弱，乃好戲侮弟妹，先母常斥責之，余屢改而屢犯」，典型的手欠、好動、頑劣的熊孩子。
這樣的性格，影響了陳布雷的學業，導致他難以理清思路，寫出來的文章疲軟無力，直到1904年考入慈溪縣中學堂，遇到慈溪才子馮君木，陳布雷才改變命運。
在慈溪縣中學堂， 陳布雷苦讀【瀛環全誌】、【通鑒輯覽】、【萬國史綱目】等歷史地理著作，逐漸開拓眼界，格局不同以往。而馮君木教他選字、修辭、煉句的文字功夫，以及「文從字順各率職」的文章要領。
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礪，陳布雷的學業大進。
學校規定，學生每個星期都要寫一篇文章，評為最優等的記兩功，次優等的記一功，中等無功無過，一功可以得到二角銀錢的獎勵。結果半年下來，陳布雷和三弟竟然攢了二十一元銀錢。
1911年春， 陳布雷到上海探望兄長 陳訓正。
那時 陳訓正是 【 天鐸報 】的社 長 ，麾下有戴季陶等主筆。 陳布雷到上海的時候， 正好戴季陶有事請 假，陳訓正便安排陳布雷，替戴季陶寫新聞短評。
從此以後，陳布雷成為 【天鐸報 】的記者，每天寫兩篇新聞短評，每十天寫三篇社論，月薪四十元，生活品質非常高。
那時的陳布雷，是有新聞理想的，準備以文章報國。
他以八指頭陀的詩「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取了「布雷」的筆名，所以世人只知道陳布雷，不知他的真名是陳訓恩。
為了提高新聞水平，陳布雷經常請教【民立報】的主筆宋教仁，討論國際時事新聞的寫法，並和柳亞子等人詩文唱和，共同精進。
同年秋，武昌起義爆發，其他報紙都把革命軍稱為「逆軍」，但【天鐸報】傾向革命，陳布雷便稱革命軍為「革軍」，隨後寫下【譚鄂】十篇，聲援武昌起義，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夫武漢一隅，固將與美之波士頓、法之威色黎，同為世界史上一至足紀念之勝地。他年黃鶴樓頭，留連憑吊，必有慨真理之大明，而專制政體終於一去不復返者。鄂風泱泱，扇遍天下，大千男兒際此，宜如何距躍三日，歡欣鼓舞，而不能自己也。」
文字裏洋溢著澎湃激情，字句間閃耀著青春熱血。
陳布雷的這段文字，即便放到現在，也比絕大部份記者的水平強，要是做自媒體的話，絕對是頂流。
22歲的陳布雷，就此一戰成名。
2
進入民國以後，陳布雷返回寧波做過中學校長，兼任過上海【申報】記者，甚至有一段時間在操持家務，整體來說是蹉跎十年。
直到1921年初，上海【商報】成立，陳布雷才重回記者行列。
【商報】是上海總商會董事湯節之出資成立的，聘任陳訓正做總編輯，陳訓正又任命陳布雷為編輯主任、潘公展為電訊編輯、陳鐵生和鄧逸虎為編輯，組成強大的編輯班底。
雖然陳布雷每次出來工作，都是兄長陳訓正的提攜，但陳布雷並沒有辜負兄長，他以革命者的政治立場，寫了大量的短評、社論、時政分析，非常受讀者歡迎。
1923年，曹錕透過賄賂國會議員做了大總統，訊息傳到上海，陳布雷在【商報 】社論裏寫道： 「受賄者均為豬仔議員。 」
1925年，上海爆發 五卅慘案 ，陳布雷 每天 撰 寫評論文章，抨擊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還深入 罷工工人、遊行群眾中進行深度采訪，然後撰寫文章，給上海各界的罷工遊行運動提供參考。
寫這樣的文章，陳布雷是要承擔風險的，同事勸他，寫文章盡量隱晦一些，陳布雷卻說 「主筆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筆。 」
但正是憑借犀利的文章，陳布雷同時引起國共雙方的關註。
孫中山評價說：「【商報】只是幾個同誌在那裏苦撐，可稱為忠實的黨報」。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對陳布雷的評價更高： 「 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議論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顏 旨微，在南惟陳畏 壘而已。 」
陳畏 壘，即陳布雷。
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機關報【精靈】周刊，經常原文轉載陳布雷的社論，並派人和陳布雷接觸，有意發展他做黨員。
這個時候，陳布雷和同時代的所有人一樣，面臨兩條道路的抉擇—— 追隨國民黨，透過資產階級革命救中國，或者追隨共產黨，透過共產主義革命救中國。
如果陳布雷選擇後者，既有可能在宣傳領域大展身手，出任省級乃至中央的宣傳部長。
然而，原生家庭的影響，導致陳布雷沒有選擇正確的道路。
陳布雷是浙江名門望族出身，階級烙印非常明顯，陳布雷又深受四書五經的熏陶， 不論是現實利益還是精神世界，他都不可能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階級革命」理論，他更傾向各階級聯合起來，打倒軍閥驅逐列強，收回國家主權。
既然政治理念不同，陳布雷便拒絕了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和他接觸過的同誌，也開始以「小資產階級意誌甚濃的頑固分子」來評價陳布雷。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布雷能夠選擇的，就只有國民黨了。
1926年底，北伐軍攻克湖湘，兵鋒直指江浙。
【商報】的政治立場向來是支持革命的，倒不擔心北伐軍秋後算賬，但【商報】董事會的人，和孫傳芳的關系太深，這樣一來，【商報】的編輯必須和董事會劃清界限，才能保證性命無礙。
於是，陳布雷和潘公展到了南昌，透過張靜江的關系，見到蔣介石。
蔣介石早已知道陳布雷的大名，和他長談了一小時，陳布雷向蔣介石咨詢了國民黨的政策，蔣介石也詳細做了解答，兩人相談甚歡。
隨後，蔣介石向陳布雷丟擲橄欖枝，邀請陳布雷加入國民黨，並願意和陳果夫做陳布雷的入黨介紹人。陳布雷思考了兩個月，1927年2月，正式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加入國民黨。
從此以後，陳布雷成為蔣介石的大筆桿子，給蔣介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蔣介石口授大意、陳布雷潤色成文的【告黃埔同學書】。
知名記者做了禦用文人，陳布雷的選擇，其實是偶然中的必然。
3
跟了蔣介石以後，陳布雷在政治上一步登天，陸續做了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浙江省教育廳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顯赫職位，但 陳布雷的實際工作，始終是給蔣介石寫文章。
用蔣介石的話說：「文字撰擬，迄無佐助之人，實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廳事，如可兼任名義，以秘書代行則更佳，否則可另保一人自代。」
黨政職務用來明確地位，實際工作另有安排。
對於這種名實不符的事，陳布雷則說： 「余謂余之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 願為公之私人秘書， 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 」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陳布雷放棄新聞理想、給蔣介石做大筆桿子的初衷。
新聞以報紙為載體，針砭時弊影響社會輿論，進而達到推動社會進步的目的。
但一份報紙能影響的社會範圍是有限的，記者的社會地位是卑微的，除非所有報紙所有記者都有新聞理想，遇到重大事件共同進退，否則僅憑一張報紙一個記者，針砭時弊、影響社會輿論、推動社會進步的希望太渺茫。
既然報紙和記者的上級是權力，那麽接近最高權力者，並借最高權力者之口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產生的影響力，絕不是一張報紙一個記者能比肩的。
陳布雷隱藏自己，專門給蔣介石寫文章，極有可能就是這樣的想法。
換句話說，蔣介石要利用陳布雷的文采，陳布雷也想利用蔣介石的權力。
於是呢，陳布雷明明擔任著黨政職務，卻在這些崗位上鮮有建樹，反而是在蔣介石北伐成功以後，替蔣介石寫了【祭告總理文】，隨後又寫了【革命與不革命】、【三次代表大會感想】、【今日黨中幾個重要問題】、【對新聞界談話】、【歡迎美記者團】、【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重要文章。
很多時候， 蔣介石的觀點，其實就是陳布雷的觀點。
1935年2月，蔣介石改組侍從室，第一處設立第一、二、三組，分別負責總務、參謀、警衛事務，第二處設立第四、五組，分別負責秘書、研究事務，陳布雷被任命為第二處主任兼第五組組長。
也就是說，陳布雷除了寫文章以外，還要擔負起「研究」的任務。
那研究什麽呢？
按照蔣介石的規定，第五組要研究內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系、經濟等問題，理清脈絡做成報告，給蔣介石做參考。
蔣介石的侍從室，非親信不能進入，陳布雷能做第二處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可見蔣介石已經把陳布雷視為最貼心的親信。
這，成為陳布雷命運的分水嶺。
4
自從進入蔣介石侍從室，陳布雷便開始痛苦與快樂並存的日子。
痛苦的是，陳布雷要依照蔣介石的意見，寫一些自己不願意寫的文章。
例如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明明是張學良和楊虎城逮捕蔣介石，逼他結束內戰，團結國內各派力量共同抗日，但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後，要求陳布雷寫一篇長文，以「對張、楊訓話」的角度解釋西安事變。
陳布雷在杭州新新旅館，絞盡腦汁寫出【西安半月記】，開篇就是一段——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變，事起倉促，震驚中樞，幾搖國本。中正於二次入陜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溝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復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變亂者。中正以國家統一，始基已具，且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告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
「不料倉促之間，變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誠之念雖篤，慮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於人何尤？」
「叛部雖早已不視余為其上官，而余則不能不認其為我之部屬。部屬之罪惡，實亦即余之罪惡。」
這段話，把蔣介石洗白成無辜的受害者，並以寬宏大量的姿態原諒張學良和楊虎城，完全不提「西安事變」以前，蔣介石是如何對待張學良和楊虎城的。
雖然陳布雷是蔣介石的大筆桿子，洗白蔣介石是分內之事，但陳布雷畢竟是純粹的文人，有新聞理想的記者，寫這種曲意逢迎的文章，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據史料記載，陳布雷寫【西安半月記】的時候，反反復復數易其稿，才勉強寫完。
陳布雷最快樂的時候，是寫一些事關國家存亡、民族安危的文章。
例如1938年7月，全面抗戰已爆發一年，蔣介石命陳布雷寫一篇紀念文章，陳布雷稍微思考片刻，便揮筆寫下【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其中有一段寫道：
「我們要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要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戰端一開，無論何人，都應該負守土抗戰的職責，都應該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我們是早已決定用最大的犧牲，求最後的勝利。我們抗戰意義很簡單，我們為保衛民族生存和獨立自由而抗戰，也為正義公理而抗戰。我們抗戰的目的很明確，我們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要打擊到敵閥放棄侵略，要使敵閥根本改正其侵略中國的傳統政策來重現東亞和平。」
「這個目的未達到以前，我們的抗戰就一天不停止，雖至寸土個人，亦必奮鬥到底。我們的決心，早已確立，海枯石爛，始終不渝。」
這段話，陳布雷說出全國人民的心聲，和武昌起義時的【譚鄂】保持著相同的風格，正是文人、記者最願意寫的文字。所以 陳布雷寫成以後，感覺酣暢淋漓，稱為近年來最滿意的文章。
然而陳布雷沒有想到， 【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成了他此生最後一篇滿意的文章。
隨著日軍侵華步步深入、國軍抗戰屢屢戰敗，以及國民黨「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傳統，蔣介石很少再有慷慨激昂的時候，北伐時那種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境界，早已成為往日雲煙。
事實雖然如此，但文章、講話、宣傳必須報喜不報憂，體現國民黨的前途無量，弘揚蔣介石的正確無私。
在這樣的背景下，給蔣介石寫文章的陳布雷，經常感覺心情不爽，寫出來的文章非常擰巴。
此外，蔣介石不僅喜歡在戰場上微操，在文章上也要提出各種指導意見，經常是陳布雷按照蔣介石的意見寫完一稿，蔣介石又用紅藍鉛筆反復勾畫，要求陳布雷，按照新的指導意見再寫一稿。
事實和文章不符，陳布雷就很煩躁了，蔣介石這麽顛三倒四的操作，陳布雷感覺無法工作，便在家裏吐槽說：
「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寫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
曾經的朋友見陳布雷如此痛苦，建議他遠離政治，回歸記者身份。但陳布雷侍奉蔣介石的時間太長，在蔣介石的親信圈涉足太深，已經無法結束了，便和朋友說了一句：
「今日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靈魂，日漸成他人之一體。無法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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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軍政要員裏，陳布雷是個異類。
陳布雷的祖母百歲誕辰時，他回到浙江慈溪操辦。縣長聽聞陳布雷回鄉，立即登門拜訪，而陳布雷聽說縣長登門，換上長袍馬褂就出門迎接，然後謙卑恭謹的陪縣長聊天，縣長告辭的時候，陳布雷又親自送出大門。
家裏人不理解，你的地位已經不低了，卻以這麽低的姿態陪縣長，至於麽？
陳布雷解釋道：「縣長是父母官，我回到慈溪是治下民，不能失了禮數。」
抗戰後期，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兼任副院長，有次陳布雷代表蔣介石，到行政院和孔祥熙商量政務，結束之後，孔祥熙突然給他塞了一個信封，裏面是一百萬法幣的銀行本票。
即便抗戰後期通貨膨脹嚴重，一百萬法幣也是不小的數目。
在國民黨內，各部門搞個小金庫，軍政要員之間互相贈送錢財，是大家預設的潛規則，所有人都看破不說破。但陳布雷見到孔祥熙的信封，直接嚴詞拒絕，說除了薪資以外，不要任何額外收入。
這兩件事，足以證明陳布雷的私人道德了， 張治中都承認，陳布雷這種道德高尚的人，在國民黨內如鳳毛麟角。
這麽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肯定是不甘於做禦用文人、大筆桿子的，他追隨蔣介石的初衷，也是借蔣介石的權力實作自己的理想。
結果努力工作了將近二十年，卻是常年寫著不滿意的文章，說著言不由衷的話，離針砭時弊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想越來越遠。他兼任的侍從室主任職位，又讓他對民國的各項事務了如指掌，很清楚國民黨是什麽德行，將來會面臨什麽結局。
想做的事和在做的事嚴重脫節，陳布雷逐漸抑郁了， 每天晚上要吃安眠藥才能睡幾個小時，半夜醒了再吃一次，能堅持到天亮。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布雷越來越消極。
抗戰勝利了，舉國歡慶，陳布雷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給助手們潑冷水： 「有什麽可高興的？ 艱難的日子正在後面呢。 」
銀行家葉景葵做過陳布雷的老師，晚年在上海創辦「合眾圖書館」，國民政府回遷南京以後，陳 布雷專門到上海拜訪葉景葵，葉景葵說「蔣如此做法，必無好結果」，陳布雷無言以對，望著葉景葵痛哭流涕。
就這樣堅持到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那時淮海戰役正在焦灼，遠遠沒有決出勝負，國民黨還沒有確定失敗的命運，但那天陳布雷和蔣介石侍從室秘書陳方談了兩個小時，聽到一條重要訊息——
國民黨的軍政要員們，都在互相詢問「你有沒有準備」之類的話。
所謂有沒有準備，其中一層意思是，有沒有做好國民黨垮台的準備，另一層意思是，有沒有做好投共的準備。
不論是哪層意思，都意味著國民黨軍政要員們，已經對國民黨的前途不抱希望，開始另謀出路了。
這在陳布雷看來，和天塌了沒什麽區別。
陳布雷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國民黨和蔣介石身上，盡管以前絕望消極，但畢竟沒有到最後時刻，內心深處，可能還有一絲幻想，這才勉強堅持到現在。
但聽到「你有沒有準備」的話時，陳布雷立即意識到，國民黨的人心已經散了，大廈即將傾倒，他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對於陳布雷來說，這是對他畢生事業的否定，更是對他人生抉擇的否定。
周先生曾請人給陳布雷 傳話 ： 「對 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為一個人服務，要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民服務 」 ，相當於給了陳布雷一條退路。
但事實上，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脫離國民黨，投奔中國共產黨，唯獨陳布雷不行。
因為他是給蔣介石寫文章的，既沒有抗日戰功，又沒有理政成績，能夠躋身國民黨最高層，完全是蔣介石一手拔擢。其他軍政要員脫離國民黨，還能以「減少戰爭傷亡、愛護治下百姓」為理由， 陳布雷要是脫離國民黨，那就是標準的忘恩負義。
即便陳布雷真的投奔中國共產黨了，以他貼身侍奉蔣介石二十年的履歷，誰又能真正信任他？
以陳布雷的清高和道德，怎麽會接受這樣的命運？
於是在進退維谷之下，11月13日，陳布雷吞下四瓶安眠藥，自殺身亡，蔣介石的「文膽」終於離開了蔣介石。
蔣介石聽聞陳布雷自殺的訊息，贈送了「當代完人」的挽額，三個月後又在日記裏寫道：
「天性甚弱，不能耐怨忍辱，時時厭世，於其個人則生不如死，余亦不甚可惜也。」
從人生抉擇來看，陳布雷和楊度有相似之處，都是寄希望於輔佐最高權力者來實作自己的理想，但楊度有政治主張，類似於古代的士，陳布雷沒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像一個古代的純粹文人。
以文人記者的才器，試圖影響最高權力者，可能在陳布雷做出這個抉擇的時候，就註定了悲劇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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