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托孤，這一發生在公元223年春的歷史事件，標誌著蜀漢政權由劉備時代過渡到諸葛亮輔政階段。當時，劉備在經歷了夷陵之戰的慘敗後，身心俱疲，病勢沈重，於白帝城的永安宮內，將後事托付給丞相諸葛亮，並同時安排了輔政大臣李嚴等人，以確保蜀漢的穩定和劉禪的繼位。關於劉備是否在托孤之時留有後手，歷來學界與民間有著不同的解讀與推測。
公元221年，劉備為報關羽被殺之仇，不顧群臣反對，尤其是諸葛亮等人的勸諫，親率大軍東征孫吳。然而，由於戰略失誤和內部矛盾，蜀軍在夷陵遭遇慘敗，損兵折將，元氣大傷。劉備被迫退守白帝城，精神與身體狀況迅速惡化，深知自己時日無多。
【三國誌·先主傳】記載，章武三年（223年）春，劉備病篤，急召諸葛亮自成都至永安，臨終前對其托付後事。托孤之際，劉備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段著名的遺言，體現了劉備對諸葛亮能力的高度信任和對其輔佐劉禪寄予厚望，同時也包含了對可能出現極端情況的預案，即如果劉禪不堪重任，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
劉備不僅指定諸葛亮作為首席輔臣，還任命尚書令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與諸葛亮同為輔政大臣。這樣的安排，一方面顯示出劉備希望借李嚴牽制諸葛亮，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調和益州本土派與荊州集團之間的關系，確保政權內部的平衡與穩定。
雖然劉備高度信任諸葛亮，但並未賦予其絕對權力。在托孤的同時，特意設定李嚴為輔臣，分掌軍事大權，形成對諸葛亮權力的制衡。這種雙輔政結構，本身就是一種預防諸葛亮權力過大的「後手」。李嚴作為益州本土勢力的代表，其存在有助於緩解荊州系與益州系的矛盾，也有助於在必要時對諸葛亮的決策施加影響或約束。
劉備遺言中的「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句，歷來被解讀為對諸葛亮的極大授權，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劉備暗示諸葛亮在必要時可以取劉禪而代之。然而，從政治倫理與君臣關系的角度看，這更可能是劉備的一種策略性語言，旨在激發諸葛亮的忠誠與責任感，而非真正鼓勵他篡位。事實上，諸葛亮在劉備去世後始終忠心耿耿，鞠躬盡瘁輔佐劉禪，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從未有過僭越之舉。
劉備在托孤時，除了口頭遺言外，還可能有書面遺詔，詳細規劃了劉禪繼位後的各項政策與人事安排。這些遺詔內容可能包括對劉氏宗族成員的任用與保護措施，以確保皇族在政權中的地位與影響力，從而在無形中形成對諸葛亮等重臣的潛在制約。然而，由於史料對此缺乏詳細記載，具體遺詔內容不得而知，只能根據當時的政治慣例進行合理推測。
劉備在托孤之時確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既體現了對諸葛亮的信任與倚重，又對其權力進行了適度的制約，構建了一個相對均衡的輔政體系。劉備透過設定雙輔政架構、利用「君可自取」之語激發諸葛亮的責任感、可能的家族安排以及潛在的忠誠部屬暗中布置等手段，可以視為他在臨終前為確保蜀漢政權穩定和劉禪順利接班而留下的「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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