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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冬梅: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態度的轉變

2024-03-23歷史

文丨趙冬梅

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返京就任翰林學士,次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副宰相,正式接替了張方平的角色。

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副宰相,反對的人不少。神宗曾經告訴王安石:「呂誨曾經詆毀你不通時事。趙抃和唐介也多次進言,說你的壞話,生怕我要再提拔你。」神宗的東宮舊臣孫固則直言王安石「文章行誼都很高明」,然而「狷介偏狹肚量小」,非宰相人選。

這些反對的人卻不包括司馬光。司馬光後來追憶,王安石初入中書,「眾喜得人」,顯然,他本人是與眾同喜的。讓司馬光的態度發生逆轉的,是唐介之死與鄭獬之去。

三月二十九日,副宰相唐介去世,得年六十。很多人相信,唐介是被王安石氣死的。唐介的學問、行政能力和政績都算不上一流,他能夠登上參政高位,一多半是憑了性格中的剛烈正直。想當初,仁宗要給張貴妃的堂伯高官厚祿,殿中侍禦史唐介堅決反對,言辭激烈。仁宗氣不過,把他貶官外放,結果卻讓唐介成了舉世矚目的直言標桿。神宗提拔唐介做副宰相,便是要借重他的「剛勁之名」來表明尊重輿論的態度。

天子用我以直,我當以直報之。熙寧元年七月,在王安石的極力主張下,神宗下詔宣布司法新規,允許在謀殺罪中適用自首減刑原則。在反對無效之後,大多數人像富弼和司馬光一樣,持保留態度。而唐介則拒絕保持沈默,他幾次當著神宗的面與王安石爭執不下。一場激烈的辯論之後,落了下風的唐介撇開王安石,轉向神宗喊道:「謀殺罪大惡極,全天下的人都認為自首不能減刑,說行的就只有曾公亮和王安石!陛下,陛下!」

面對面紅耳赤、渾身顫抖的辯論對手,王安石發出了致命一擊:「那些認為謀殺罪不能自首減刑的,都是朋黨!他們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他們並不關心法律的真諦和國家的安寧!」

此言一出,滿座皆恐。要攻擊高級官員,沒有比「朋黨」更為惡毒的罪名了。當天傍晚,唐介突然一病不起,不久,「疽發於背」而卒。

唐介之死震動了司馬光。在他的主持之下,一百五十八名參議官員一致透過了太常禮院為唐介所擬的「質肅」謚號。「質肅」者,「正而不阿,剛而能斷」。剛正之人,何來朋黨?司馬光為唐介鳴不平。

開封知府鄭獬的離職同樣與謀殺自首減刑新規有關。開封百姓喻興夥同其妻阿牛,謀殺阿李,案發後自首。鄭獬拒絕按照新規來判決此案,並揚言要面見皇帝,重新開機討論,公開叫板王安石。然而,就在鄭獬躍躍欲試,準備上殿面君之時,卻被調離了開封知府的崗位,失去了面聖資格。趁著兩位宰相不在家——富弼請病假,曾公亮在洛陽出差,副宰相王安石越俎代庖,簽署調令,以明目張膽的違規操作,驅逐了素不相能且公開反對自己的鄭獬。這是司馬光斷斷不能安然接受的。

熙寧二年的秋天,司馬光與王安石對開封政局的感受是迥然不同的。
王安石意氣風發。他可以肯定自己獲得了神宗皇帝幾乎全部的信任——「幾乎」這個限定詞還是要有的,畢竟,皇帝偶爾還會有動搖、有保留。曾經推薦了王安石又成為王安石反對派的宰相曾公亮感嘆說:「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王安石與神宗有過數次一對一的長談。神宗聰明穎悟,超過王安石之前所有的學生。在往復問難之中,王安石完成了對神宗的「講學」,神宗完成了「擇術」。王安石確信,接下來朝廷的政策將沿著自己制定的方針路線前進。對於那些反對派,王安石相信,把他們趕走是必要的。本朝的傳統是「異論相攪」,允許甚至鼓勵持不同意見的大臣在朝堂上爭論——王安石不否認這樣做可能有些好處,但那只是在正確方針確定之前。方針既定,留著反對派說東道西,只會讓皇帝動搖,讓政策搖擺,讓政府喪失效率。是時候結束吵鬧、搖擺,大踏步向前了!

這正確方針,可以分為「最高目標」和「現階段最迫切的任務」兩部份。最高目標是「恢復漢唐舊境」,「依照漢唐兩代的幅員規模,由宋王朝再一次實作統一全中國的大業」。要實作這一偉大壯舉,就必須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而強大的國防,必須以強有力的財政為支持。所以,「現階段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富國」,就是「理財」。

在財政問題上,王安石與當時大多數人最大的區別不在於形勢判斷,而在於解決方案。宋朝國家面臨前所未有的財政困境,這是常識,是共識。大多數人提出的解決方案的核心是「節流」,「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王安石解決方案的核心則是「開源」,向富人下手,由政府出面,直接接管那些原本由富人所把持經營的事業,把原本富人「蠶食細民所得」的社會財富變成政府的直接收入,由政府來統一掌控使用。

王安石的政府將排除異見,從財政下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熙寧二年二月十三日,變法領導小組「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知樞密院事陳升之(1011-1079)、副宰相王安石擔任組長。制置三司條例司直屬於皇帝,在用人等方面擁有極大的靈活性,王安石是其頭腦和靈魂。在王安石的主導下,條例司就像是一個高效率的孵化器,各項新法不斷醞釀、出台。

頭一個要改的就是東南地區供應中央物資的管理制度。宋朝的經濟重心在東南六路,政治重心在北方。順著運河,東南物資源源北上。按照當時的制度,各地供應中央物資的種類和數額都是固定的,三司只管收,地方只管送,毫無靈活性,碰上大豐收、價格便宜也不敢多送;趕上歉收、絕收,卻要從外地高價買進再轉送開封。如此一來,老百姓吃虧,政府也不占便宜,白白把大把的銀子送給那些「乘時射利」的大商人。怎麽改?在東南設定「中央采購代表」一職,給本錢,給政策,讓他根據開封的庫存和需求資訊,以及東南各地的生產情況,綜合考慮價格、運輸成本等因素,即時調控,根據就賤就近的原則決定政府購買和物資征發的品種及數量。這個「中央采購代表」就是「東南六路發運使」,發運使並不是新職位,只不過它本來的職責只是簡單的催收督運,而王安石賦予了它新生命,希望它成為東南物資與開封需求之間的樞紐,為政府創造效益。這項新法被稱為「均輸法」。

均輸法是在七月頒布的。接下來還會有青苗法,這是王安石早在鄞縣試驗成功了的。有關科舉制度的改革、有關勞役制度的改革,也都在醞釀之中。大宋王朝,必將擺脫貧弱之姿,國富兵強,指日可待。熙寧二年的秋天,王安石信心滿滿,腳步堅定,意氣風發。

熙寧二年秋天的司馬光卻憂心忡忡。他還是翰林學士,是神宗的經筵老師,皇帝依然尊重他,享受跟他在一起談史論今的時光,遇事還願意聽聽他的意見。可是,司馬光的內心深處卻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痛苦折磨。他眼睜睜看著大宋王朝政治傳統中那些最美好的東西,就像是黃河岸邊的泥沙一樣,正在快速流失。

那些膽敢反對王安石的人被一個一個地驅離了中央。在重大人事任免案上,王安石表現出高度的「任性」。按照宋朝制度,重大人事任免案必須由皇帝和宰相共同商定,宰相、副宰相集體簽署,以防止皇帝、宰相、副宰相中的任何一方、任何個人獨斷專權、非理性決策。可是,王安石引導著神宗,輕輕巧巧地就把制度給繞過去了。自二月初進入宰相府以來,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其他宰相意見不一致,王安石就會單獨求見皇帝。而每一次,他都能成功說服皇帝,拿到「禦批」,以「禦批」來搪塞其他宰相,壓服公眾輿論。變法領導小組「制置三司條例司」,「制置」的是「三司」的「條例」,三司長官卻不在其中;如此重要、關系政策未來走向的機構,也沒有其他宰相的參與。

【宋人耆英會圖】(局部)

司馬光更擔心王安石的這種作風對神宗的影響。神宗本身就是一個對制度缺乏耐心的年輕皇帝,他需要一個負責任的宰相從旁提醒。作為經驗豐富、富有智慧的資深政治家,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本應在皇帝發昏的時候攔著他,而王安石的做法卻正好相反,他在利用皇帝的不耐煩,慫恿皇帝沖破傳統、打碎制度。那麽,除了列祖列宗留下的制度傳統,還有什麽是能夠束縛皇帝的?打破傳統與制度、失去制約的皇權是可怕的,它將會吞噬一切!

在司馬光看來,本朝的確需要改革,但改革絕不是草率的全盤否定、另起爐竈。他利用經筵進講的機會,苦口婆心勸說神宗:「天下就像是個大房子,有破敗的地方就要修,只要房子本身沒有大毛病就不需要拆了重造。真出了大毛病,要翻蓋,沒有好的設計師、沒有最優質的材料,也是不行的。現在這兩樣都沒有卻要硬生生拆了沒大毛病的老房子蓋新的,只怕這新房子連遮風避雨都做不到啊!」

司馬光眼睜睜地看著王安石與他最初所標榜的立場漸行漸遠。「變風俗,立法度」,開放言路,參照君子,振作風氣,這是王安石最初的說法。司馬光全都同意。然而,王安石的調子變得是那樣快,快得簡直讓司馬光回不過神來。他說「參照君子」是在二月三日上台之初,可是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他卻說:「如今想要理財,就必須提拔能幹的人。」當德與才不能兼備時,王安石選擇舍德而取才。他提醒神宗,要提防社會輿論的批評:「天下人只看見朝廷優先提拔能力突出的,看不到朝廷對道德君子的獎掖,只看見朝廷把理財當作頭等大事來抓,還沒來得及整頓禮義道德、社會風氣,可能會擔心風俗敗壞,流弊無窮。各種意見都會出來。所以,還請陛下首先確定治國之道的先後緩急(‘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這是什麽話?因為理財是迫切的,所以臉面、體統、規矩、道德秩序都可以暫時不要嗎?問題是,當你想要的時候,還能不能要得回?就算是能,在風俗敗壞、喪失了底線的社會廢墟上重建道德秩序,得多花多少力氣?

二月,王安石說「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閉而亂也」,主張廣開言路。三月十八日,他還說「除弊興利,非合眾智則不能盡天下之理」。可是,四月間,他擠走了滕甫;五月間,他擠走了鄭獬;到六月,又趕走了呂誨。神宗想要安排青年才俊蘇軾到宰相府工作,王安石反對的理由無比直白:「蘇軾和我的所學(思想)及議論(觀點)都不一樣,無法共事。」而那些仍然留在核心機構中的「異議分子」,對於政策,已經沒有置喙的余地,剩下的就是兩條路,要麽改弦易轍,跟王安石走,要麽離職。比如,神宗皇帝欽點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蘇轍,其財政觀點與司馬光接近,在條例司如坐針氈地熬了五個月之後,只得主動請辭。

王安石對於異己思想、觀點、人物如此極端的排斥和打擊,讓司馬光感受到強烈的不安。

(本文摘自趙冬梅著【寬容與執拗: 迂夫司馬光和北宋政治】,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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