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乘在銀翼上，如同雲層中的風騎士」
——【銀翼上】（以色列國防軍空軍軍歌）
引子
隨著黎巴嫩的伊朗支持的真主黨組織向以色列發射飛彈，以色列對加薩的侵略確實有可能蔓延成一場更大的地區戰爭。在邊境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以色列也向真主黨發起了反擊。以色列及其最親密的盟友美國都警告真主黨不要在以色列與加薩走廊的哈馬斯作戰時開辟第二戰場。
而以色列和伊朗一直在打一場代理人戰爭。據稱伊朗一直在資助真主黨和巴勒史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據說還在覬覦阿拉伯世界"領袖"的地位，而以色列則對伊朗的核武器計劃表示擔憂。以色列和美國一直強烈譴責伊朗所謂的核武器計劃，聲稱該計劃會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81年6月以色列空軍對伊拉克一個核子反應爐發動的名為"巴比倫行動"的空襲才變得具有現實意義。海外軍事分析家認為，如果以色列發現自己在將來可能的地區戰爭中四面楚歌，它將毫不猶豫地對伊朗實施類似的打擊。
伊拉克的核計劃
早在1959年，即伊拉克建國的第二年，他們便與蘇聯當局達成了一份協定，根據協定，蘇聯將會在伊拉克建造一座核設施並展開相關核研究。11年後，伊拉克獲得了一座蘇聯提供的IRT-2000型反應爐以及其他附帶裝置，這些裝置被安置於巴格達附近的圖瓦伊塔核研究中心（Al Tuwaitha Nuclear Research Center），這些裝置可以被用於生產放射性原料。
隨著薩達姆的上台，這個國家開始對核武器更加狂熱。最初，伊拉克希望獲
取法國的GCR反應爐，或是義大利的Cirene反應爐，但都遭到了拒絕。（需要指出，伊拉克於1969年已經在核不擴散協定上簽了字）在伊拉克政府，尤其是薩達姆本人於法國當局的周旋下，他們最終於1975年說動了法國政府出售一座Osiris反應爐，一座附帶的Isis小型反應爐。這筆交易還包括72千克的93%濃縮鈾（已經達到了武器級高濃縮鈾水準），以及法國方面需要培訓伊拉克的相關工作人員。整筆交易價格高達當時的30億美元（大約是現在的16億）。當然，為了這筆交易，伊拉克也給了法國不少好處，包括原油供應優惠，采購法國軍火以及汽車以及同意法國承包商承包伊拉克的建築合約。
根據兩方協定，這兩座核子反應爐也將建在圖瓦伊塔核研究中心，伊拉克方面將更大的反應爐稱為塔姆茲（Tammuz）一號，另一座稱為塔姆茲二號，而法國方面則將反應爐的名字與伊拉克的國名各取了一半，也就是更為人熟知的名字，「奧西拉克」（Osiraq，Osiris+Iraq）。
圖 2 奧西拉克反應爐工地
盡管法伊雙方都聲稱奧西拉克反應爐僅僅是用於「和平的科學研究」，以色列仍感到了威脅。早在1979年，奧西拉克在法國裝船時就遭到了以色列特工的襲擊，而在次年摩薩德又刺殺了參與計畫的埃及專家，但這些行動都沒有根本上破壞奧西拉克的建設。在當年七月，第一批濃縮鈾被運往伊拉克，從而使得他們有了理論上的核武器制造能力，但實際上，根據當時的反應爐建造者的說法，奧西拉克並不適合用於建造核武器。
以色列的應對
正如前文所述，以色列很早就獲知了伊拉克的核計劃。早在伊查克-拉賓總理（Yitzhak Rabin）的第一個任期（1974-1977 年）內就開始討論采取何種戰略來應對伊拉克反應爐的開發。據報道，行動的計劃和訓練在此期間就已開始。1977 年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擔任總理後，準備工作進一步加強；貝京授權建造一個全尺寸的伊拉克反應爐模型，供以色列飛行員練習轟炸。但外交層面的工作也沒有停止——時任外交部長摩斯-達揚（Moshe Dayan）就此事與法國、美國和義大利（以色列堅持認為一些義大利公司充當了供應商和分包商的角色）展開了外交談判，但未能獲得停止反應爐計劃的保證。貝京認為外交方案毫無結果，並擔心拖延進攻決定將導致無法對所感知的威脅采取致命行動。1979年春，貝京得出結論：有必要發動一次先發制人的進攻。
圖 3 時任以色列總理貝京
1981年的巴比倫行動並不是奧西拉克第一次遭到襲擊。在前一年的兩伊戰爭中，伊朗就對他們死對頭的反應爐進行了一次預防性襲擊。在當年8月30日的「焦劍行動」（Operation Scorch Sword）中，隸屬於伊朗空軍第33戰術戰鬥機中隊的兩架F-4E就對奧西拉克進行了轟炸。由於伊朗在最後一刻擔心反應爐已被註入燃料，一旦被擊中就會釋放放射性塵埃，因此他們沒有攻擊實際的反應爐穹頂，而是攻擊了控制室、研究/離心機設施以及鄰近的建築物。此外，其中一架戰機拍下了奧西拉克反應爐的照片。
圖
4 伊朗空軍的一架F-4E
有了現成的例子，以色列很快意識到對核設施進行空襲是可行的。以色列一名高級官員在以色列發動襲擊前一個月在法國會見了伊朗的一名代表。在這次所謂的會面中，伊朗人陳述了他們1980年空襲的細節，並同意讓以色列飛機在緊急情況下降落在大不裏士的伊朗機場。此外，伊朗還提供了當時拍下的照片。雖然伊朗新政府正式表示敵視以色列，但由於兩國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伊拉克），伊朗擔心伊拉克人會制造原子彈來對付他們，考慮到「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他們秘密地與以色列合作，以阻止這種事態的發展。
行動計劃與準備
根據時任安全內閣成員阿里耳-沙龍，他是主張轟炸反應爐的人之一。達揚、國防部長埃澤爾-魏茲曼（Ezer Weizman）和副總理伊蓋爾-亞丁（Yigael Yadin）都是反對者，他們認為這將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而貝京及其支持者，包括沙龍，對政治後果的悲觀程度遠低於反對者。中立派，例如葉霍舒亞-薩基（Yehoshua Saguy）則主張繼續努力尋找非軍事解決方案，因為伊拉克人需要五到十年的時間才能生產出核武器所需的材料。1980年10月，摩薩德向貝京報告說，奧西拉克反應爐將於1981年6月加註燃料並投入執行，這讓以色列徹底下定了摧毀奧西拉克的決心。
從以色列的軍事基地到奧西拉克反應爐，最近的距離也有1600km。由於以色列飛機必須侵犯約旦和/或沙烏地領空，並在外國領土上空進行秘密飛行，因此空中加油是不可行的。以色列人最終得出結論，以一個由大量燃料和重型武器組成的F-16A中隊執行對地攻擊，再加上一個F-15A中隊機提供空中掩護，理論上可以在不加油的情況下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摧毀反應爐場址。
圖 5 F-15A Baz，隸屬於以色列空軍133中隊
圖 6 巴比倫行動示意圖
在巴比倫行動獲得批準後，以色列人開始計劃對奧西拉克進行攻擊。空襲的基本程式早在 1979 年就已制定。然而，以色列人需要有關工廠布局的圖片情報，此時，先前伊朗提供的照片就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了這些照片，以色列人開始策劃巴比倫行動。
在以色列的F-16A交付前，他們使用A-4瓦西攻擊機在地中海上空進行空襲演練。不久後，以色列人收到了訂購的F-16A戰隼戰鬥機（雖然第一批原定交付伊朗，但由於1979年伊朗革命，以色列空軍提前收到了他們的飛機），以色列稱之為Netz「鷹」。此外，以色列的F-4E Kurnass(「重錘」)也在伊拉克西南部持續監視伊拉克空軍的動向。
圖 7 參與襲擊的其中一架F-16A Netz，隸屬於以色列空軍140中隊，機頭塗有奧西拉克攻擊標記。
伊拉克空軍是以色列的潛在威脅，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以色列的進攻。1981年4月4日，伊朗空軍對伊拉克西部（靠近約旦和以色列）的H-3空軍基地發動了一次大規模攻擊。伊朗聲稱有48架伊拉克飛機被摧毀，但美國情報部門的結論是27架飛機被摧毀，另有11架飛機受損（其中一些已無法修復）。被擊中的飛機中包括兩架圖-22和三架圖-16獾戰略轟炸機。次襲擊嚴重打擊了伊拉克的空中力量，並在很大程度上使伊朗獲得了對伊拉克的空中優勢。而伊朗人又無意中幫了以色列一個大忙——摧毀的飛機不僅削弱了伊拉克的防空力 量，也削弱了在遭到襲擊後的報復能力。
圖 8 塗在以色列戰機上的巴比倫行動紀念標誌
襲擊
以色列決定抓住伊拉克空中力量被削弱這一不可多得的機會。為了減少政治影響，以色列決定於1981年6月7日星期日發起攻擊。他們認為周末建築工人與國外專家都會離開，以此可以減小政治影響。用於襲擊的F-15和F-16被提前轉移到了埃其翁空軍基地進行準備。在此期間，基地安保前所未有的嚴格，甚至電話線都被臨時切斷（除了最重要的那些）。也只有飛行員和相關指揮軍官才知道具體任務是什麽，甚至機組人員和技師都只能猜測。
1981 年 6 月 7 日當地時間 15:55（格林尼治標準時間 12:55），以色列機群離開了埃其翁空軍基地，沿約旦與沙烏地邊境的山丘向伊拉克低空飛行，距離沙漠地面只有150英尺。其中，每架F-16掛都載了襲擊用的兩枚Mk84炸彈，兩枚自衛用的AIM-9L響尾蛇飛彈，和三個副油箱（兩個370加侖翼下副油箱，一個300加侖機腹副油箱）。以色列戰鬥機並沒有沿著一條直線直線飛向目標，盡管這樣理論上航程最短。它們的航線是為了最好地避開約旦雷達的探測，以及沙烏地的E-3望樓預警機，另一方面，這樣的飛行路徑可以迷惑兩國，使他們以為看到的是對方的戰機。實際上，以色列飛行員在約旦領空用沙烏地口音的阿拉伯語交談，並告訴約旦空中管制員他們是沙烏地巡邏隊，已經偏離了航線，而約旦人也沒有識破他們的身份。
在亞喀巴灣度假的約旦國王海珊目睹了飛機飛越他的遊艇，並註意到了飛機上的以色列標記。考慮到戰機的位置、航向和武器裝備，飛行員出身的海珊國王很快推斷出伊拉克反應爐是最可能的目標。海珊立即與其政府聯系，並下令向伊拉克人發出警告，但由於通訊故障伊拉克並沒有收到這次警告（另一種說法是伊拉克人並沒有把警告當一回事），因此錯過了阻止這次襲擊的最好機會。
進入伊拉克領空後，也就是飛行約 55 分鐘後，機群丟掉了機翼上的副油箱。以減輕負荷和提高航程。機群隨後兵分兩路，其中兩架F-15戰鬥機為F-16中隊提供近距離護航，其余F-15戰鬥機則分散進入伊拉克領空，作為後援。攻擊中隊在伊拉克沙漠上空下降到30公尺高度以躲避伊拉克的防空雷達。
飛行員們被告知攻擊的起始點是一個明顯的地形特征——即湖中的一個小島。然而，由於伊拉克當時是雨季，最近的雨水已經把小島淹沒了。這導致以色列飛行員一時錯過了它，使他們的投彈計算稍有偏差，不過就結果而言，似乎這樣的偏差並未造成很大影響。
當地時間18:35（格林尼治標準時間 14:35），在距離奧西拉克反應爐群 20 千米（12 英裏）處，F-16編隊爬升到2100公尺高空，以1100千米/小時的速度進行35度俯沖，目標是反應爐群。在1,100公尺高度上，F-16戰鬥機開始以5秒的間隔成對釋放Mark 84炸彈，只有在這個高度上投放的炸彈才能擊穿反應爐的混凝土穹頂同時不失精度。在釋放的16枚炸彈中，至少有8枚擊中了反應爐的安全殼穹頂。後來發現，在以色列飛機抵達前半小時，一群負責防空的伊拉克士兵離開崗位去吃下午飯，關閉了雷達，第二次錯過了阻止襲擊的機會。這次攻擊持續了不到兩分鐘。在撤退時，以軍機遭受了猛烈的防空炮火襲擊，據回憶有一些炮彈擦著最後一架F-16飛過。但由於缺少雷達和射控電腦，炮手只能盲目的射擊，實際上很難對高速的噴射機造成什麽實質性的傷害，以色列機群也得以全身而退。
當F-16戰鬥機離開目標後，它們迅速向左快速撤離，然後爬升到25000公尺與巡邏的F-15 會合。在確認沒失真失後沒失真失後，機群向西南方向西飛往沙烏地邊境，然後 穿越約旦到達埃齊昂。他們在返航途中沒有遇到任何攔截，並於晚上7點多在埃其翁著陸。
盡管以色列選在周日進行襲擊，但仍有10名伊拉克士兵和1名法國平民工程師在襲擊中喪生。198年，以色列同意向喪生的法國工程師的家人支付賠償金。
圖 9 另一架參與襲擊的F-16A Netz，隸屬於以色列空軍117中隊。這是奧西拉克襲擊當日第二架投彈的戰機，並在日後的戰鬥中拿下6.5個對空戰果。註意特寫的奧西拉克攻擊標記。
余波
在襲擊發生後，國際社會一片嘩然。在伊拉克和國際原子能總署召開八次會議並行表聲明之後，聯合國安理會於1981年6月19日幾乎立即作出一致反應。安理會第487號決議強烈譴責這次襲擊 「明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和國際行為準則」，並呼籲以色列今後不再發動此類襲擊；安理會承認伊拉克有權 「制定技術和核發展計劃」，並呼籲以色列與伊拉克一道加入【核不擴散條約】。美國對該決議投了贊成票，並暫停向以色列交付武器，然而兩個月後，暫停交付武器的決定就被取消。
圖 10 被摧毀的奧西拉克遺址
聯合國大會緊隨安理會之後於1981年11月13日透過了第36/27號決議，對以色列 「有預謀的、前所未有的侵略行為 」深表震驚和譴責，並要求以色列對其造成的破壞和人員傷亡立即給予適當賠償。
聯合國決議透過前的辯論反映了會員國在地區核擴散、以色列行動的適當性和正當性等問題上的不同立場，其中伊拉克代表指出，「以色列襲擊背後的動機是為了掩蓋以色列擁有核武器的事實，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決心不讓阿拉伯國家獲得科學或技術知識。」，而敘利亞代表不僅要求譴責以色列對阿拉伯人民實施恐怖主義，還要求譴責美國，因為美國 「繼續向以色列提供淪陷工具，作為其戰略聯盟的一部份」。法國代表也指出，該反應爐的唯一目的是科學研究，法國與伊拉克之間的協定排除了軍事用途。英國代表則表示，他們不認為伊拉克有能力制造用於核武器的分裂材料。此外，原子能機構總幹事證實，對巴格達附近的核研究反應爐進行的視察沒有發現不遵守保障協定的情況。1981 年 9 月 26 日，原子能機構大會譴責了這次襲擊，並投票決定暫停對以色列的所有技術援助。
私下裏，雷根總統在襲擊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發誓，我相信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他在談到貝京的決定時補充道："他應該告訴我們和法國人，我們本可以做些什麽來消除威脅。「
全世界都對以色列 1981 年 6 月 7 日的襲擊感到憤怒。柴契爾夫人指出"在這種情況下發動武裝襲擊是毫無道理的。這是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柯克派屈克則形容這次襲擊 「令人震驚」，並將其與蘇聯入侵阿富汗相提並論。美國報紙也是如此，紐約時報評論道：「以色列的偷襲......是不可原諒的短視侵略行為」，洛杉磯時報則稱其為「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
然而在以色列，議會12 名議員中有10 人簽署了一封致梅納赫姆-貝京的感謝信，感謝他下令攻擊奧西拉克。1991年7月，貝京在接受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罕見的采訪時聲稱，海灣戰爭，尤其是戰爭期間伊拉克飛毛腿飛彈對以色列的襲擊，證明他轟炸反應爐的決定是正確的。
伊拉克表示將重建奧西拉克，且法國原則上同意協助重建。但由於兩伊戰爭、國際壓力和伊拉克的財政問題等多種因素，談判於1984年破裂，法國結束了該計畫。由於未能阻止奧西拉克襲擊，薩達姆-海珊下令處決伊拉克西部防空區負責人法赫裏-海珊-賈比爾上校及其麾下所有少校以上軍官。此外，還有23名伊拉克飛行員和軍官被監禁。最終，伊拉克的核計劃成為了歷史的一部份，而巴比倫行動則成為了國際關系和軍事戰略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