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伊弗雷姆·埃默頓
轉譯丨魏崴
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是美國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專業歷史學家團體。 它於1884年成立，那個時候，歷史學在美國剛剛成為一門獨立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學科。 因此，以赫伯特·亞當斯（Herbert Baxter Adams）、富蘭庫林·詹姆森（J. Franklin Jameson）、伊弗雷姆·埃默頓（Ephraim Emerton）等為代表的歷史學家，開始以美國歷史協會作為平台，探索歷史學在美國發展的道路及未來。 他們積極創辦歷史學類的刊物，撰寫協會年度報告，用來交流在歷史學研究、教學以及方法理論方面的突破和進展。 在協會第一任主席赫伯特·亞當斯的帶領下，協會主要成員就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多個核心問題展開了討論，如歷史學研究的價值、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歷史學研究的方法、歷史學研究的資料來源、歷史學的教學方法與老師應該具備的素養、歷史學大學入門考試的要求等等。 該文是在歐洲中世紀研究領域享有盛譽的歷史學家伊弗雷姆·埃默頓在探討有關歷史學博士應該具備何種能力時所做的報告。 它倡導對歷史學者百科全書式的培養，展現了那個年代美國最好的歷史學家如何在心中擘畫歷史學家的修養與技藝。 原文發表在美國歷史協會1893年年度報告上，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魏崴轉譯。
▲ 1889年12月30日，美國歷史協會在美國國會成立時拍攝的執行官員合影。
目前為止，對學者來說，在學術生涯中獲得博士學位是最為重要的學術榮譽。與此相對，學士學位早已沒有任何獨特的意義。然而，直到最近，文學碩士仍然是備受嘲笑的物件。盡管人們想盡一切辦法重鑄它的榮光，但它仍然是一個定義模糊的存在，無法用特別的語言對它進行描述。而「博士學位」這一概念本身，至少在學者們的心目中，代表著某種比較明確和值得保留的東西。它之所以如此與眾不同，部份原因在於它保持新穎的特質。但它也同樣處在要麽存續下去、要麽就此消失的關頭。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把虛無縹緲之物信以為真的傾向已經開始顯現出來，而這種傾向對美國的教育實踐造成了巨大傷害。因此，如果我們要為我們唯一有用的最高學位找尋其存在的意義，我們不得不采取一種辯護的態度。
博士學位（Ph.D）的這種特殊意義應該是，它代表了在獲得最高學士學位後應該繼續進行兩年不間斷的專業學習。這種學習必須是針對某一特定的學術研究領域，並在該領域頂尖學者的指導下，心無旁騖地開展學習。其方法必須是研究型的，而不是一味接受灌輸。其目的必須是在培養自身能力的同時汲取專業知識。
目前，在授予博士學位時還存在一些弊害現象，如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遠端」授予博士學位，以及在學習時間不足和開展適當研究裝置不足的情況下仍然授予博士學位。在某些地方，對遠離學術資源、甚至是在其他專業領域從事「毫不相幹」工作的人授予學位，被認為是擴大博士規模的最佳手段。在其他情況下，博士學位還會授予那些寫書或為學術事業作出其他貢獻的人，又或者，就像我最近聽說的一個例子，會授予那些因為環境的阻礙，本該作出學術貢獻卻並沒有貢獻的人。所有這些可以歸結為一種有害的傾向，那就是盡可能多地培養博士生。盡管他們知道我們的原則應該是寧缺毋濫，不輕易授予博士學位，並且只有在我們教育系統的資源能夠為此提供堅實基礎時，才去適當擴大博士學位授予的規模。
我提到的這些危害，在歷史學博士培養過程中尤其需要警惕。例如，在自然科學領域，實驗室設施完備的重要性已得到充分認識，學生不會輕易上當受騙，放棄最好的實驗裝置和教學條件，去選擇相對次級的實驗室和教學團隊。他自然會去少數幾個已購置大型和昂貴裝置的重要中心，那裏匯聚了在他們領域中享有聲望的學者。但是在歷史領域，卻不存在同等的情況。年輕人似乎很早就會形成這樣一種看法：歷史知識與歷史事實在有限的參考書中就可以獲得，而研究歷史也並不需要什麽特殊的修養和技藝。因此，如果一個人對博士畢業後工作的構想是在高校任教，而歷史剛好又是他感興趣的學科，那麽他很容易就會被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相當寬松的條件所吸引，並且他很可能無法領會他所選擇的研究課題的紛繁復雜以及背後道路的艱深。因此，那些真正關心我們高等教育的人，不能以其他學科為尺度來樹立歷史學領域的標桿。
在確定有關美國歷史學博士培養的建設性要求時，首先應引起重視的是大學本科階段的入門訓練。考慮到學士學位多種多樣，因此假使我們僅憑這一學位作為未來進行深入研究的門檻，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總是忘記這一點，以為各式學士學位沒有區別。我們使用了 「本科生」和 「研究生」這兩個令人遺憾的術語， 有些文學碩士不懂拉丁文或希臘文，缺乏任何現代語言基礎，沒有修習過歷史、哲學等課程，甚至不懂政治經濟學。在確立授予高等學位的要求時，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忽略這些差別，並假定我們的情況與德國類似。例如，在德國，完全可以假定文理中學（德國中等教育體系中為進入大學進行準備的學校）的畢業生，無論他來自何處，都會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去開展後續的研究工作。
也許我們沒必要規定我們未來的歷史學博士生一定要獲得過人文和社科領域的學士學位。但我們必須規定他在進入高階歷史課程之前接受過專門的歷史研究學術訓練。首先，他應該接受良好的語言訓練。當然，我不太贊同語言學和歷史學是一回事的觀點，甚至會猶豫是否要把它們歸為一類，即便歐洲主流歷史學派已經把它們歸為學術領域中最自然的「孿生兄弟」。但是，無論怎樣去看待這個問題，不可否認的是，沒有語言知識作為支撐，歷史研究只能是最粗淺的學科。因為，幾乎有關全人類生活的記載，尤其是最值得歷史學家研究的記載，都是用英語之外的語言書寫的，如果我們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那我們的歷史研究就是毫無價值的。如果我們培養的歷史學博士要在使用史學材料時成為訓練有素的專家，就像化學家是使用化學領域材料的專家，經濟學家是使用經濟學領域材料的專家，神學家是使用神學領域材料的專家一樣，那麽歷史學博士就必須能夠閱讀記載歷史的各種文字，而在他開始研究生涯之前，他就應該具備必要的多語種閱讀能力。按照語言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他應該能夠輕松閱讀拉丁文、德文和法文，並掌握一些希臘文知識。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方法是，在本科階段的老師指導下開始學習之後，利用長假快速閱讀用現代語言撰寫的作品，閱讀的文章和著述既要讓他領略上乘的謀篇布局之道，又要有足夠的趣味性，以培養他對歷史專業的興趣。本科老師無法在開始階段就幫上什麽忙，而且如果在這個階段過於依賴老師的幫助，就會浪費寶貴的時間，而這些時間本可以用來做其他事情。按照這個計劃（對於我們的博士生來說，沒有其他選擇了），一個有能力、有朝氣的年輕人在畢業時應該得到足夠的語言訓練，這樣他就可以毫不費力地處理多種語言的原始和二手文獻資料。我們的博士生在這方面的優勢將是毋庸置疑的。他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他不僅能夠成為自身狹窄研究領域的專家，而且還能在自身興趣導引下，在邁向更廣闊的研究領域時取得成果。可以說，他獲得了一種工具，而且今後無論他在哪裏工作，這種工具都將為他服務，而他以後再也無法輕易獲得這種工具了。
其次，我們的博士候選人應該接受一些哲學方面的訓練。對歷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在人類言語中提煉出來的證據的研究。歷史學家的主要缺陷，歷史學家之間的分歧，以及我們對歷史學家所研究主題相關知識的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往往是歷史學家無法理解並正確解釋史料。也許沒有人比長期在現代歷史研究事業中耕耘的人更能感受到這一困境的存在。如果一個學生偏信最勤奮、最訓練有素的德國人的歸納能力，卻不加以仔細檢查，他就會使自己陷入到錯漏百出的危險境地。要避免這種危險，唯一的辦法就是養成嚴密而有條理的思維習慣，而在學術上，最好的辦法就是研究哲學，特別是研究形式邏輯。另一方面，應該記住，對歷史事實進行科學化的考證，並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它不按照數理規則進行；它只涉及高度的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因此，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應該在這樣一種預設中鍛煉自己，這種預設不僅強調人類運用自身判斷力，還包含在作判斷時犯錯的可能性。如果他能仔細閱讀和思考一些關於證據法的論文，特別是那些法律專業領域的學生可能會用到的論文，那將會對他的研究有促進作用。如果他能在一開始就清楚地知道，他所研究的事物不受數學定律甚至形式邏輯原理的約束，而是有自身獨特的規律，這一切都將是他研究工作的一部份，那麽在他有朝一日成為歷史學家時他將受益於這種精神狀態。
再次強調，對早期史的研究應該是經濟學的一部份。畢竟，人的首要需求是日常充饑的麵包，在歷史學家所研究的所有政治生活和國民生活的偉大結合之下，潛藏著自我保護和物質生活進步的推動力，這構成了經濟學研究的主題。這項研究的原理並不難。因為一個聰明的學生可以透過教學大綱理解它們，而大學生往往能夠吸收相當多這類資訊，這些資訊在未來的歷史研究中必定會派上用場。例如，如果他能夠正確地理解影響政治史行程的這些因素，民族大遷徙往往是從一個國家遷移到另一個國家，殘存在地球上某一地區的族群的衰落，人口的增長和衰減，那麽他就一定能夠對經濟因素給予應有的重視。
作為進入歷史研究領域前準備工作的適當補充，我想強調的最後一個主題是美術。如果歷史學家的視野中完全沒有人類心靈中最美妙的產物，這一僅次於偉大文學作品的藝術，那他就太遜色了。我不會忘記，美國學生在這方面是無可救藥地落後於歐洲學生，這不僅是因為，美國學生缺乏供其研究的偉大藝術作品，而且還因為我們的社會普遍缺乏審美意識。但是，另一方面，我知道，當我們的年輕人捕捉到人類美學進步的跡象時，他們是多麽渴望了解這些知識。而對於歷史系的學生來說，了解人類在這方面的成就，即使書本是主要的資訊獲取來源，也是非常有價值的。美術為歷史學研究者提供了一把鑰匙，開啟了許多原本晦澀難懂的歷史時期的秘密，而這些時期在任何意義上都是歷史學研究者必須直面的最具啟發性的時期。現代攝影技術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復制品，這些復制品在教學方面的價值絲毫不亞於原件。在美術方面的訓練，會對在未來從事任何專業性更強的歷史研究的學生產生極為有益的影響。
至於我們可以適當地要求那些希望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進行多少這種更加專業化的史學訓練，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就這個問題展開探討。我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後，是因為在我看來它在總體上是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要在一個在語言、哲學、經濟學和藝術史等方面都具備良好條件的候選人，和一個把所有時間都用在研究和學習歷史，卻沒有任何上述專業領域之外能力的候選人之間做出選擇，我會選擇前者。但我們並非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尷尬境地。大學課程是建立在學生在前大學階段積累的紮實知識基礎上的，大約在十八歲開始，除了我提到的專門學習歷史的情況之外，我們的學生還有大量實際獲得歷史知識的機會。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一個經過美式教育培養的年輕人在學校裏會對希臘和羅馬歷史略知一二，並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有所了解。如果現在能在此基礎上再加上大學一年的課程修習，這對一個要成為該領域專家的人來說並不是奢求，那麽他就可以獲得相當數量的歷史知識，從而為開始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奠定基礎。按照通常的規律，這項工作不會在同一學年全部完成。在此後的時間裏，他還需要修習相當多的中世紀和近代史基礎知識。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增加一門中世紀史、一門歐洲近現代史和一門美國憲法史的課程，以及一年的實踐課程。實踐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學生掌握處理歷史文獻的方法，而不是獲取有關歷史的事實資訊。在這個階段，給每個學生制定一個應該遵循的具體的學習課程計劃是不可取的，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說，在這一預備階段，學生應該對人類文明史的關鍵時期有一個相當全面的了解。與此同時，如果能夠學習一些有別於美術的考古學知識，特別是人類作為具有勞動力和創造力物種的發展過程，那麽學生理解歷史的深度和廣度將得到有效拓寬。
接下來，我們的博士候選人將進入以獲得博士學位為直接目標的專門學習階段。在獲取、理解和研究這三個教學過程中，老師應該主要引導博士候選人加強「研究」方面的訓練，但同時也要在「獲取」和「理解」方面提高他們的能力。候選人應該永不停止地獲取知識；他永遠不要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足夠的歷史 「事實」知識。特別是在他沒有那麽感興趣的歷史領域，他更應該進行廣泛而深刻的閱讀，在那裏尋找類比和例證，將他時空範圍相對狹窄的研究與人類經驗的偉大歷程聯系起來。例如，美國史專家永遠不能放棄仔細閱讀希臘、羅馬、中世紀義大利和現代瑞士的偉大共和制實踐，只有這樣，他才能理解我們美國政治實踐的精彩故事的意義。同樣，在努力理解憲法和制度生活中較為模糊的關系時，候選人也可以從經驗豐富的教師那裏得到幫助。他應該積極去聽那些精通這些知識的學者的講座，因為這是他在專業學習過程中能夠遇到的寶貴機會，也會是他最後的機會。透過與那些在這個專業領域走過漫長道路的人進行接觸，他將獲得有益的經驗和知識。只有當他堅持從這兩個途徑不斷提升理解力並獲得新知識時，他才有機會從原本更為狹窄的研究工作中獲益。
至於為獲得博士學位需要花費的專門學習的時間，我認為兩年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底線。以往的經驗表明，幾乎每一位候選人在兩年的專業學習結束時，都會發現自己仍處在猶豫不決的境地，不知道該如何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諸實踐。而如何讓這兩年的學習生涯過得充實，我們無法制定出每個候選人都應遵循的精確路線。不過，我們可以根據經驗提出一些建議。我們未來的博士確實應該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但我們也要防止他成為居於井底、見識狹隘的專家。我覺得我們應該這樣理解這句話，我們應該在錄取博士生時用範圍有限的知識嚴格把關，從而為他在未來研究中大展拳腳奠定基礎。因此，我們要做的是引導他進入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盡管這個領域在表述上存在其限定範圍，但由於其研究的性質，這個領域會吸引他不斷深入，超越單純表述的限制，進入越來越廣闊的興趣圈和未來潛在的研究領域。
在歐洲，學者的視野過於狹窄是一種危險，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那麽這種危險在美國引發的後果將更加嚴重。歐洲歷史教師的教學工作劃分精細，高度專業化；而美國歷史教師的工作則必須長期保持像歷史領域本身一樣寬廣，因為這有益於他個人的教育教學。實際上，德國上一輩的偉大歷史教師，那些真正引領歷史學科與教學發展的人，也都是淵博之人。在他們中間，同時講授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人並不罕見，毫無疑問，他們的工作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更大的成效。我們一直在向德國學習 「專業化 」這一課，但我們也應小心把握好其中的度，不必亦步亦趨。
要消除這種威脅性帶來的弊端，就必須讓年輕學者時刻牢記，歷史只是一門學科，其中確實有許多分支，但這些分支只有在與主體部份相聯系時才能展現出它的價值。為了最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應該幫助年輕學者了解許多適用於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學科的知識，而不受制於時期劃分。例如，在德國被稱為 「方法論和百科全書 」的課程就是這樣一種教學實踐。盡管這種稱謂聽起來缺乏吸重力，但對歷史學領域的專家卻大有裨益，因為它將有關歷史本身和史學方法的所有理論上最值得了解的東西都集中在一門課程之內。如果有人反對說，學習方法的最佳途徑是使用方法，那麽我的回答是，只要能讓專業歷史學家體會到他的學科的統一性，認識到它有別於其他學科的特質和價值，感受到他是全世界追求與自己相同興趣的學者這一偉大群體中的一員，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他對自己畢生的研究有更高的認識，並使他在工作中更有效率。而他在做「學徒」時，正是獲得這些印象的時刻。
同樣，我認為所有這一類研究在美國還沒有固定的名稱，但在歐洲被稱為歷史學的輔助性學科。這些輔助研究不僅與整個歷史有關，還對任何想成為歷史學領域通才的人都有用。它們包括年代學、地理學、人類學、錢幣學、外交學、印章學、紋章學和古文字學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每一位未來的歷史學家應該有所了解的領域。事實上，確鑿無疑的是，如果一門科學總是涉及時序更替，那麽研究它的專家就應該對確定時序的方法有所了解；如果一個人一直在研究事件的發生和運動的進展，那麽他就應該具備一定的學科知識去了解，歷史舞台是如何為「你方唱罷我登場」做好準備的；而在一門幾乎完全依靠文獻證據的學科中，如果研究者對這些文獻的編撰過程和所用的語言一無所知，那麽他就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大師。然而，盡管這一論點看似簡單，但據我所知，在美國只有一個地方曾經嘗試去系統地指導學生學習這些輔助性學科，以獲得歷史學學位，而這一嘗試最終卻因管理者的漠不關心而失敗了。隨著我們這門學科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我們最終可能會要求每一位歷史學博士候選人都掌握這類輔助性知識。
關於對歷史學家具有普遍價值的另一個話題，我的想法更加不確切。我認為，對歷史哲學展開深入研究不應該是學者生涯的早期，而應該是後期。歷史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思辨性的學科，它的魔力對未經訓練的頭腦來說非常危險，以至於我應該警告任何缺乏真正稱得上深厚歷史知識的人，不要深入研究歷史哲學。然而，有了這樣的警告，再加上清楚地認識到他對歷史問題只能做出推測，絕不能尋求確定性，歷史學博士候選人就可以非常有益地冒險對這一領域進行短暫的探索。這可以讓他清楚地認識到，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存在著許多截然不同的理論，從而避免對其基本原理產生片面的認識。無論如何，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應該知道的是，除非用一種正確的哲學來解釋，否則所有的歷史知識都不過是雜亂無章的填鴨式知識，而不管這種哲學多麽靈活。
最後，我要談談我們應該如何管理和授予歷史學博士學位這一偉大榮譽。首先，我們應該堅持準備階段的學習和研究應在合格導師的密切指導下進行。博士候選人應該是大學階段的佼佼者。然而，他不應被要求在教學工作中承擔任何重要的任務。他可以做多少教學工作，完全取決於教學是否有可能促進他在專業領域的成長。一方面，他的研究工作要系統、規律、有條理；另一方面，他不應受到本科生時期所必需的時間和地點的瑣碎限制。他與系裏教師的關系應該是朋友式的，與他們一起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透過這種密切的人際交往所獲得的關於如何做學問的知識，比透過頻繁的考試或其他方法測試候選人要更加有效。如果一個人無法利用博士候選人身份帶來的便利和自由，在學術上謀求進步，那他就不再適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努力賦予他的這些學術能力，應該透過或多或少的研究作品來檢驗。我重視這種學習生涯中期的檢驗，一方面是認為這種中期訓練能夠為最終的學位論文做準備，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減少有時候在對博士生進行考評時對最終論文的過分重視。在許多情況下，如果要求博士候選人在其粗略的論文中反復介紹其本就未經時間檢驗的研究成果，他就會知道自身的薄弱環節何在，並且能夠避免在最後才發現他費盡心思的巨大努力，不過是一次失敗的嘗試。此外，在考慮評獎問題時，也可以對這些初步測試給予足夠的重視，以避免過分突出最後的學位論文。
關於博士論文的性質，我們應該制定一個很高的標準，但我們有可能會誇大通常提出的最有用的要求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博士論文應該對學科整體的進步作出貢獻，為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鑒，從這個意義上說博士論文應該具有獨創性。只是我發現，在對「獨創性」一詞進行解釋時格外困難。對現代德國學者造成的最大傷害，莫過於病態地渴求發現所謂新的事物及新事物帶來的與眾不同之感。這種對創新的渴望有時會激發出偉大的成果，但有時也會引發一種對「四平八穩」的病態恐懼，這種心態我們美國學者絕不能效仿。歷史領域充滿了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能夠對其中某一個問題相關的材料進行廣泛的研究，腳踏實地去闡明這個問題，那就已經算是卓有成效了。實際上，新問題的發現並不能作為研究生涯是否成功的檢驗標準，除非我們想把我們的學生限制在歷史研究領域中最為狹窄的部份，即我們自己國家的歷史。
至於是否需要對博士候選人的歷史知識總體掌握情況進行最終考試（口頭或其他方式），眾說紛紜。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博士候選人在申請學位期間經常接受考試，這就足以證明他在這一方面符合學位要求。但是，反過來說，沒有人能夠掌握一切知識，而且一次涵蓋了非常廣泛領域的考試在測試力度上必然是膚淺的。這種觀點過分強調考試只是「完成」然後就此被擱置的傾向，這是較為片面的觀點。即使一個人在其課程學習的早期階段接受過考試，他當時所掌握的知識也不應該毫無緣由地在他頭腦中消失；這些知識應該在他後來的學習生涯中得到鞏固和擴充，而博士學位專門考試的宗旨正是要候選人達到一定的知識儲備。如果這種考試以口頭形式進行，題目設定應盡可能的廣泛，並為候選人提供最好的機會來展示自身的知識儲備，要明確的是，這並非是對候選人死記硬背成果的檢驗，而是要求候選人介紹他對所選課題成熟的、有條理的思考。如果是書面考試，候選人應該被允許在海量的題庫中擇題作答，這可能會更加利於部份人展現出符合自身期待的真實水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取消這樣一種深入的最終考試。
多年來在博士學位管理方面的經驗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它在美國學術界的開發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人看不起所有的學位，認為它們是虛構的、毫無價值的。事實上，它們的價值完全取決於管理的嚴格程度。在我們的教育經驗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訓莫過於：給申請博士學位增加難度不僅會提高博士學位的價值，而且實際上會激發人們對獲得博士學位的更大渴望。美國青年一時可能會被教育騙子所蒙騙，但他們還是非常樂意地接受這一觀點，即任何寶貴的事物都值得為之風雨兼程，而且在合理的範圍內，我們不必擔心嚇退他們。他們只會再接再厲，最終，如果他們具備了學者的品格和素質，他們自然就會達到自己的目標。美國歷史學博士學位的未來掌握在我們手中，讓我們在這一努力中不遺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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