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中國走到了發展的十字路口，黨內就未來該如何搞經濟建設，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其中華國鋒同誌、汪東興、蘇振華等人偏向保守，認為中國應該繼續遵從毛主席規劃的路線，堅持工商合營、農業集體化等政策，將計劃體制貫徹到底。
而鄧公、陳雲、徐帥、葉帥等人則敏銳的意識到，計劃體制已經落後於時代，甚至在一度程度上限制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他們認為中國必須要搞改革，引入「市場經濟」的理念，透過運作資本提振生產力，進而推動中國走向繁榮昌盛。
華國鋒同誌當時是黨、政、軍的第一領導人，擁有絕對的權力，所以1977年到1978年間，國家發展仍以他的意見為主，計劃體制仍是時代的「主旋律」。但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1977年、1978年國家的經濟非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隱隱有了倒退的趨勢，一方面，許多工廠盲目擴大產能，結果導致供過於求，大量貨品滯銷，堆積在倉庫中無人問津，白白浪費了資源。
另外一方面，農業集體化政策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多農民開始「磨洋工」、「混日子」，得過且過，這嚴重影響了糧食產量，有些地區甚至大開歷史的倒車，出現了「脫富返貧」現象，實在讓人觸目驚心。
眼看國內形勢愈發嚴峻，一些中央高幹當即站出來發聲，言辭激烈地批評華同誌，指責他陷入了「右傾教條」的陷阱，同時要求立即停止計劃體制，放松對經濟的束縛，以免情況繼續惡化。而華國鋒同誌也很快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他在1978年下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向中央委員會道歉，並真誠做出檢討。與此同時，華國鋒同誌也趁著這個機會，將權力逐漸移交，自此之後，鄧公便成為人民政權實際上的「掌舵人」，華國鋒同誌則將主要精力放外事活動上。
鄧公隨即對國家經濟建設作出調整，開始試驗性的執行了一些工、農業改革政策，結果收獲了非常不錯的反響，這讓鄧公信心倍增，於是他便派遣谷牧同誌到歐洲進行考察，學習西方的資本運作經驗，為未來的大規模改革與招商引資做鋪墊。
至1979年，改革的準備工作已經全部完成，中國即將邁入全新的歷史時期，但誰料，蘇振華卻在這個關鍵時候「掉鏈子」，他竟在一次黨代會上公開質疑改革，並對鄧公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念頗有微詞。此舉很快便在黨內引發軒然大波，許多同誌紛紛批評蘇振華太過「頑固」，而徐帥更是言辭激烈的責備蘇振華「不可理喻」，並要求他充分反思錯誤的嚴重性，必須嚴加改正，否則嚴懲不貸！
1980年，中國迎來了百年未有之變局，這一年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兩案」進入終審階段，江青等一批陰謀分子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也預示著動蕩殘余勢力被掃除一空，「階級鬥爭」徹底成為過去式，「和平與發展」將成為未來的主流意識形態。
也正是在1980年，華國鋒和汪東興等同誌集體申請退休，離開了政壇。當年中旬，改革正式開始，廣東被劃為經濟特區，深圳、廣州、珠海、汕頭等城市紛紛利用各自的特色和地域優勢招商引資，很快便實作了經濟騰飛。這極大鼓舞了鄧公，於是他順勢將改革的範圍擴大到全國，一時間，華北、華東、華中各省市迅速崛起，經濟增速居高不下。不到三年的功夫，中國的經濟總量便翻了好幾倍，一躍成為全球最具潛力的開發中國家。
時間來到80年代末，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初具規模，工、農業順利完成了發展轉型，老百姓的生活也越過越好，至少再也不必為衣食住行發愁。而此時的鄧公、陳雲等人已經年近九旬，他們已經為國家和人民耗光了精力，是時候該退下去療養了，於是鄧、陳等一批老幹部便光榮離休，將人民政權交給以江同誌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團體管理。江同誌嚴格遵照鄧公當初定下的「基調」，繼續堅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同時陸續設立一系列民生工程，幫扶西部偏遠地區，助力當地的貧困百姓脫貧致富。時至今日，中國仍在改革，仍不斷融入國際社會和世界市場，與其他國家互換資源、合作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