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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电子支付要比现金支付方便许多，所以很快赢得人们的青睐一样；纸币支付也比携带贵金属乃至绢帛等等价物支付要方便很多。可奇怪的是，为什么明清社会，人们还是使用银子和铜钱来交易，却不见纸币的踪影呢？这种奇怪的现象，要从明朝极为失败的纸币政策开始说起，那就是「大明宝钞」。
大明宝钞的诞生
纸币在北宋获得了成功，那么后世朝代当然有样学样，金朝和元朝都延续了宋朝的纸币政策，将纸钞作为国家货币制度的核心，这一时期被称为「纸钞时代」。
对于生于元朝、长于元朝，在元朝活了半辈子的朱元璋君臣来说，元代纸钞不仅是他们不可能回避的经济制度遗产，也是他们个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重要经验。对明朝开国君臣而言，发行纸钞是天经地义之事。不过朱元璋以雄才大略一统天下，各项制度均重新厘定，暂时无法顾及纸钞的事情，而是以元末重新复苏的铜钱为主要货币，铸行洪武通宝在全国使用。到洪武八年 （1375） 三月，朝廷终于宣布，发行大明宝钞，并启用重钞轻钱政策。
大明宝钞的形状呈矩形，长1尺 （34厘米） ，宽6寸 （约20厘米） ，颜色统一为青色。宝钞外围有龙纹，上方6个大字「大明通行宝钞」，另有篆书所写的「大明宝钞，天下通行」8个字，这些要素与今天钞票差不多。大明宝钞的面值有6种，分别是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张宝钞正中间都有若干钱串，一串代表一百文，若是十串那就是一贯 （一千文） 了。后来在洪武后期，朝廷又发行了从10文到50文不等的五等小钞。
大明宝钞有着必要的防伪措施。首先，每张宝钞上都写着一段话「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当然，这种话吓不住真正要财不要命的人，毕竟那个时候又没有水印和激光防伪，还要在纸钞本身上下功夫。每张宝钞上都有钞印，以防伪造。如果被发现在钞印上动手脚，【明会典】有明确规定，要处以死罪。
发行与管理纸钞是事关国家经济根本的重要事项，必须设置专职管理机构才能保证纸钞发行、流通环节中的稳定性。早在大明宝钞正式发行前半年，明朝就首先设立了宝钞提举司，一开始为正七品衙门，但很快就升为正四品衙门，体统不可为不高。然而洪武十三年 （1380） ，宝钞提举司却突然被罢去，六年后，朝廷再设宝钞提举司，但其品级已经降为正八品，只是可怜的小京官衙门。钞法固然由总管国家财政的户部统筹，但专职纸钞的衙门宝钞提举司，不仅罢废无常，而且地位低下，本质上也是明代纸币政策严重不稳定的表现。
大明宝钞的财政掠夺本质
大明宝钞在发行的时候，留了一手，它有一个相当无赖的规定：老百姓可以用金银兑换大明宝钞，却不能用大明宝钞兑换金银，也就是说，这是一张单程票。单向兑换是什么意思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是为了从老百姓手中合法掠夺金银，二是为滥发货币、应付财政支出留好后手。很快，大明宝钞就成了明廷应付财政支出无底洞、向民间转嫁压力的有力工具。
在详细解释这一目的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明朝面临的财政情况。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那就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朝宣布将丁银永远稳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数据上，其实是学的明朝，也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定额主义财政」的表现。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或是出于体恤民力，或是出于排斥市场，制定出定额主义财政理念，整个大明王朝，上到户部，下到各县，每年征收多少赋税，本色 （实物本身） 交多少货物，折色 （折合成 货币） 交多少白银，都有明确规定，写进各类文件里，无论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只能按照规定的额度征收。我们一想就明白，这种无视社会经济发展、刻舟求剑的理念是明中后期财政崩溃，也就是「收不上税」的罪魁祸首。
但对于明初朝廷来说，更要命的问题在于，这种财政政策的灵活性非常差，因为国家在制定预算时是按照「一切无事发生」的正常需要制定的，但是大明王朝这么大，难免要出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比如这里闹洪水了要救济，那里敌人打过来了要调兵，这些计划外开支的额度是非常惊人的。更何况，这是在开国之初的洪武朝，百废待兴，南京、中都凤阳都要大兴土木，北边和蒙古打仗，年年都要消耗大量军费，全国各处卫所屯垦事业和移民事业如火如荼，这些都需要海量资金，明朝一时面临非常大的财政压力。既然靠合法征收财政玩不转，那明朝廷就只能靠国家权力强制从民间取钱了。
明朝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是无限征发「役」。所谓役，指的是老百姓需要无偿为国家做的事，既包括提供国家需要的物资，也包括为国家服劳役。其实役法才是明代赋役制度的核心，明史学界有句著名的话叫作「纳粮也是当差」，也就是说向国家缴纳赋税也是服役的一种方式。每当明朝地方衙门觉得财政缺口补不上了，就直接把需要的物资摊派给里甲户，也就是老百姓，让老百姓无偿为他们办好。无限制征发役持续了差不多半个明朝的时间，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张居正改革时推行「一条鞭法」的重要动力。
第二个解决方法，就是无限制发行宝钞，这是一套组合拳。首先，宝钞定价 （可以理解为和金银铜钱之间的汇率） 是由朝廷严格规定，而不是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制定的。洪武八年宝钞发行时，朝廷一并规定，1贯钞=1000文铜钱=1两白银=0.25两黄金，无论实际生活中宝钞的价值如何变化，朝廷在收发宝钞时一概按照这个定价来算。
然后，国家在需要财政支出的领域开始规定必须用宝钞结算，比如煮盐的灶户，工本就是用宝钞来支付的；士兵的月盐钱，是给士兵用来买菜的，也用宝钞；宫廷开支，大量用宝钞。据万历年间户部的记录，洪武年间仅承办宫廷饮食的光禄寺，年度开销就有400万贯；而我们刚才提及的，不在定额计划外的支出，大多用宝钞来应付，比如赏赐国外来朝的使者、赏赐文武百官工匠、赈灾、临时买马。但凡在国家需要支出的事项上，宝钞可谓无孔不入。到永乐年间，大工程更多，迁都北京和修建紫禁城、开大运河、郑和下西洋、五伐漠北，哪次不是像流水一样花钱。当时明朝的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这里面不少都是用宝钞支付的。
最后，大招来了，那就是无限滥发宝钞。元朝纸币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较为严格的根据金银储备发行纸钞，确保币值。明廷根本无视此点，大明宝钞完全没有准备金，币值的依据不是金银储备，而是朝廷的力量：朝廷规定币值，然后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民间还得按照朝廷规定的币值使用。我们用脑子想想，都知道大明朝廷是想干什么。这可真是填补财政窟窿、掠夺民间财富的不二「妙招」。应该说，宝钞刚发行时，朱元璋还没想到它的「妙用」，宝钞的发行量还比较克制，从未超过200万锭。但从洪武十九年 （1386） 开始，估计是朱元璋明白过来了，宝钞的发行量就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到洪武二十三年 （1390） ，居然一年时间就发行1400万锭宝钞。洪武年间投放的巨额宝钞让它的实际价值像废纸一样，永乐年间开始由朝廷出面回收宝钞、减少宝钞流通量，在永乐十一年 （1413） 到二十二年，每年都能回收1600—1900万锭宝钞，可见宝钞的发行量有多么泛滥。
老百姓也不是傻子，朝廷这么滥印钞票，宝钞一文不名，那在日常交易中不用不就行了？对不起，不行，组合拳的最后一招来了。与宝钞滥发相配套的是，洪武朝推出了严厉的禁金银与禁铜钱政策，让百姓只能用宝钞交易。与大明宝钞发行同步，洪武八年明太祖朱元璋规定禁止以金银交易，违者重罚；永乐年间，朱棣的金银之禁更为残酷，官民敢用白银交易者，不拘数目，一概充军辽东。而禁止使用金银的原因，就是因为「钞法不通」，还是为了维持宝钞的地位。禁止铜钱就更是赤裸裸了，中国历朝历代都将铜钱作为货币，明初禁止铜钱真是独树一帜。从洪武一直到英宗天顺朝这80余年内，铜钱都被严禁用于民间交易，除边陲的两广等部分地区经过朝廷特批外，大部分地方的铜钱都退出了流通舞台，原因还是朝廷怕铜钱流通使「钞法阻滞不便」。明朝君臣都知道宝钞是废纸一张，但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不惜整出这么多幺蛾子来强迫全国使用宝钞交易，这就给明朝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害。
大明宝钞害惨了大明人民
当我们回过头看大明宝钞的失败史时，也不能把原因全推到政府的敛财意图上。明初社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烂摊子，北方在元末近20年的军阀混战中变成近似无人区，南方也仅仅是江浙、江西一线经济基础尤在，明初的社会是极其不景气也不繁荣的，市场规模也就很小。这么一个狭窄的市场，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其实有限，大明宝钞的过量发行，导致物重钱贵也是必然的。在宝钞1贯实际价值仅值2文钱的情况下，朝廷却还要坚持1贯等于1000文的币值，那要买单的自然是全体明朝人了。
很多人想象不到，大明宝钞首先坑的是大明官员。明朝官员的俸禄之低，历史闻名，晚明一个官员的法定俸禄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别说全家老小了。其实这倒是冤枉了朱元璋，因为明初是一个社会经济非常凋敝的时期，物价低廉，他所制定的官俸，是足够官员一家人生活的。问题在于，这些俸禄要是全按照粮食足额发放也就算了，毕竟粮食在看天吃饭的古代是绝对的硬通货。但情况在永乐朝发生了变化。
明成祖朱棣靠靖难之役上台后，面对的是一贫如洗的国库，他和建文帝的战争持续了四年，洪武朝刚刚积累起的一点积蓄都被打光了，朝廷连拿出给百官发工资的粮食都困难。再加上朱棣可不是个安分的主，他还要编【永乐大典】，还要派人下西洋，还要通大运河，还要迁都，还要北伐，哪个不要花钱？那只能苦一苦官员，骂名朕来担了。刚刚继位，朱棣就出台一项要了官员命的政策，他宣布「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什么意思呢？国家现在很缺粮食，那你们当官的也应该为国分忧，之前俸禄都是全部发粮食，现在一半发粮食，一半折成宝钞发放。
接着，他颁布【俸粮支米钞格】，对于官俸折发多少宝钞作出严格规定，且一般不得更改。要知道到永乐时期，大明宝钞的实际币值已经贬到原始币值的百分之几，而成化后，明朝经济经过漫长的复苏期，终于开始腾飞，社会物价也开始直线上升，粮价也不例外，规定的那点比例跟没有也差不多。朱棣来了这么一手，相当于变相剥夺官员的一半收入。但是没办法，你们不都是大明的忠臣吗？那怎么不能为君父分忧呢？所以，最恨大明宝钞的，首先就是大明官员们。
当官的都被大明宝钞害惨了，老百姓就更别提了。朝廷把自己无法弥补的财政亏空，通过滥发大明宝钞，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就说上供物料，老百姓是按市场上的实际物价去筹备物料缴纳给官府的，但官府却是按照其规定的宝钞官价去支付给老百姓的，老百姓最后拿到的可能只有付出的几十分之一，这已经无异于掠夺了。想要用金银、铜钱，又是法令森严，动辄充军，不是闹着玩的。还有工商业者，也就是明朝人所谓的「铺户」，也是要服役的，他们服役的方式是强制为朝廷低价提供他们售卖的货物，以备朝廷使用。然而哪怕是这样的低价，往往也用钞支付，所以明朝大城市、特别是南北两京的铺户，被害得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宝钞如此恶劣，以至于到洪武后期，明朝老百姓被倒逼回自然经济时代，开始物物交换。尽管时人屡屡提醒朱元璋，宝钞的实际价值已经贬值到原来的1/4不到，但朱元璋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宝钞的原始比价。朱元璋仗着严刑峻法，还可以这么玩得下去，明朝后来的皇帝就不行了。到永乐朝，朱棣已经认识到宝钞再不救就彻底完了。救助的方法也不难想——大幅减少市场中宝钞的流通量，使其符合明朝社会当时的商品价格总额，币值自然就会回归稳定。道理倒是简单，可是如何征收民间的宝钞呢？毕竟经过洪武时期的滥发，整个明朝社会的宝钞已经不知总量几何。于是，新一轮的折腾手段出场了。
明朝人把收回宝钞的手段叫做「回笼」，也叫「敛钞」，这也是一箭双雕的举措。一方面可以回收宝钞、稳定币值，另一方面又可以狠狠割一波韭菜。在永乐朝，朱棣增加了很多新的罚款创收措施，比如被判笞打的军民人等可以花钱赎罪、私自宰牛要罚款，商铺门摊要交钱，这些举措有一个共同点：要用钞来支付——既能创收，又能敛钞。经过永乐朝的大力敛钞，从永乐十一年 （1413） 开始，朝廷每年回笼的宝钞开始稳定在惊人的2000万锭上下。
有样学样，朱棣的子孙们对敛钞可谓乐此不疲，即使是号称仁君的明宣宗朱瞻基，做起这些事来也一点不手软。宣德四年 （1429） ，明宣宗一口气增加了三种新税：老百姓种植蔬菜水果并买卖的，要缴蔬地果园种植税；油坊、磨坊、砖窑等经营场所，要缴塌房税；从事运输行业的驴骡车，要缴运输税。这些税种，全部要用钞来缴纳。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确实在短期内颇有成效，宣德朝一度出现了「钞法少通」的局面，然而代价却是「有老疾贫难及居深山穷谷无钞纳者，有将男女典雇易钞者」 （【明宣宗实录】） ，酿成家庭悲剧。
依靠大规模敛钞来维持币值的举措，一直持续到正统年间。说白了，近半个世纪，明朝都在为洪武年间滥发货币的后果收拾烂摊子。不过，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管得了几年，却无法从根本上拯救大明宝钞这个「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货币怪胎的命运。到明宪宗成化时期，宝钞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大明宝钞的失败只是明朝货币制度乃至财政制度失败的一个缩影。明朝官方推行的货币政策，可以说就没有成功的，即使是钱法，也是弊端重重，到万历、天启时期因为假钱泛滥、币值过低，已经到了难以运转的地步。白银能成为明朝后期的主流货币，恰恰是因为这种贵金属朝廷不能插手掺和，主要靠与国外贸易输入，保持自然状态，反而成了常青树。明朝的灭亡，如果非要追论根源，经济制度上的混乱难辞其咎。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7月上，原标题为【 纸币为何没能战胜白银 大明宝钞与明朝的货币政策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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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流惜子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郑美玲（实习）
校对 | 张斌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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