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开展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授衔。这次授衔结束后，解放军共诞生 十位元帅，十位大将，五十五位上将，一百七十五位中将，以及八百零一位少将。
但是，也有人对授衔的结果并不认同： 其中就包括曾在「十五大将」和「二十二大将」两种授衔方案之列的许世友。 可在后来「十大将」的授衔方案被确定下来后，许世友并不在大将军衔之列，而是最终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许世友）
据传，后来许世友特地找来了周恩来总理，询问自己为何没能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原因，周总理答复道：「萧克也是上将。」在听到周总理的话后，许世友便沉默了，从此便再未提及授衔一事。
那么，在革命期间，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许世友究竟有没有资格被评选为大将呢？为此， 我们可以结合被授予「十大将军」王树声的个人经历，来看看相比王树声， 许世友究竟有没有资格在1955年被评为开国大将。
（王树声）
其实，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授衔中，军衔的授予并非是仅看军功，或者是论资排辈，而是有一套严格的授衔标准。而在当时授衔大将军衔的标准，共有六条，分别是： 重要武装起义的参加者、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红军部队的主要创建者、八路军总部以及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指挥员、解放战争期间大战略区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全国解放后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
那么，在这六条授予大将军衔的标准中，许世友、王树声的各自表现又究竟如何呢？
（许世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授予大将军衔的标准： 参与重要的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13日， 湖北黄安、麻城三万余名农民自卫军与义勇军爆发起义，攻打当时被国民党控制的黄安县城，史称「黄麻起义」。 许世友、王树声二人均是在这场起义中，加入了革命队伍。在此之后， 许世友在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任排长、连长、营长，一路升迁 。而王树声则在黄麻起义结束后，到 工农革命军第7军第一队担任党代表，在1930年5月前长期从事党务工作。
因此，从参与重要武装起义这一点来看，许世友、王树声二人在资历上相差无二。但有一点细微的区别是： 在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爆发前，王树声在1926年就加入了我党， 并且在1927年初、1927年9月，就开始在黄麻一带组织农民暴动。而许世友则是在1927年初离队回乡看望家人，同年8月入党。 因此，资历总体上和王树声相比稍微相差了几个月。
（王树声）
授予大将军衔的第二条便是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 从这一条来看，许世友和王树声的差距就比较大了。由于王树声在1926年时入党，拥有较为丰富的党务经验，因此在黄麻起义后，王树声就先后在红7军、红11军担任党代表。 在此期间，王树声还率领部队在黄麻一带开辟了柴山堡革命根据地 ，在1929年6月——12月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三次会剿后，王树声又担任鄂豫边特委委员， 并在次年领导成立鄂豫皖边区。 而同一时期的许世友， 还在鄂豫皖边区当营长 ，职位远在于王树声之下，他只参加过鄂豫皖边区的军事战斗，却并没有参与鄂豫皖边区的建立工作。
而授予大将军衔的第三条标准，是主要红军部队的重要创建者 ，在这一条上许世友也是无法和王树声相比的。 王树声不仅是鄂豫皖边区的创始人，也是大别山红军部队的重要创建者之一。 在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之际，王树声也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成立的阅兵总指挥，亲眼目睹了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在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 王树声便担任红四方面军第11师的师长，后又转而担任第73师的师长，第31军的军长和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
（许世友）
同时期的许世友，并没有参与部队的创立和组建工作，而是主要将精力投注在了部队的指挥作战上。 1932年，许世友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2师34团的团长，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作战期间 ，7次参加敢死队，打退敌军进攻。在1933年的「反三路围攻」后，许世友则担任红9军副军长，兼任第25师的师长，参加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而在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许世友则担任红4军军长，但在军职上仍逊色于王树声。
在前三条的大将军衔授衔标准中，许世友均略输王树声。但是， 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世友的军事指挥才能便逐渐被军委发现，从此拥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在抗日战争期间，许世友最先是担任129师386旅的副旅长，后追随大部队转战山东，于1940年担任担任山东纵队的第三旅旅长，并在当地主持了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重建工作。 1942年，许世友又升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 发展和巩固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树声）
而王树声则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主要身在后方，较少参加前线的指挥作战工作，因此在前线功绩上这一时期不如许世友。但是，王树声的军职，在抗日战争期间很长一段时间，依然要高于许世友：1938年4月，王树声担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和代司令员。1940年晋冀鲁豫军区撤销，太行军区成立后，王树声则担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同时期的许世友还在第三旅担任旅长。 直到1942年，许世友升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后，许世友名义上的军职才高于王树声。 但是，王树声在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时，主要负责的是协助刘伯承指挥抗战工作。 到1944年时，王树声便组建了河南军区，担任司令员，再次和许世友从军职名义上平起平坐。
第五条授予大将军衔的标准，是 担任解放战争期间战略区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一条上，许世友、王树声两人旗鼓相当：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后，王树声参与指挥中原突围。2个月后，豫西北军区成立，王树声担任豫西北军区的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在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王树声又配合刘邓主力部队，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并且担任鄂豫皖军区司令员。 1949年5月，解放战争形势渐趋明朗后，王树声又先后担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和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
而许世友则在解放战争爆发后，于1947年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的司令员，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爆发之后，许世友则转而担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又被称为「山东兵团」的司令员，与谭震林等人参与周张、潍县、兖州等多次战役。但是，在1949年之前，许世友并未像王树声那样担任军区的司令员。19 49年时，许世友先是担任山东军区的副司令员，后晋升为司令员，与王树声同级。
评价大将军衔的最后一条标准，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至1955年间，是否在解放军内或政府机构担任重要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长期担任山东军区的司令员， 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进入尾声时，在朝鲜战场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参与夏季反击作战 。 1954年回国后，许世友担任华东军区第二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而王树声则并没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而是在1950年5月，正式就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与许世友同级 。1954年1月，王树声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主持国防军队现代化一事。同年2月，王树声被调往中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同时兼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后来看，王树声、许世友二人不分伯仲。
在经过六条大将军衔授予标准的对比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王树声在参加红军起义，到组建红军重要武装力量的这一时期，资历、功勋要高于许世友，而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两人在资历、功勋上则是不分伯仲。因此，王树声完全有资格在1955年时被授予大将军衔。 而许世友虽然在参与武装起义、成立革命根据地、组建红军重要武装力量这三条要逊色于王树声，但是在抗日战争后，许世友凭借着一腔革命热血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依旧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解放战争济南战役期间， 许世友「牛刀子扎心脏」的攻城方法，创下了解放军攻克坚固城市的作战典例。 因此，如果当时新中国实行「十五大将」、「二十二大将」授衔方案的话，许世友也有资格位于大将之列。
不过，在革命战争期间，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可能是让许世友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在红军延安期间，对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尽管当时红军方面对许世友批评有一定疏漏，许世友在当时也确实受了委屈。但是在此之后，许世友竟有偷偷离开红军队伍，带着一支军队回家乡打游击的想法。幸亏刘伯承等人发现得及时，才将许世友及时挽留。在毛主席等人的教导下， 许世友承认了自己曾经的错误，但是曾经忽视组织纪律的行为，依然对许世友的个人经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而王树声和许世友同样出身于红四方面军， 在遭遇挫折时，革命的信念和组织的纪律性要显得更加坚定得多。 在红四方面军北上抵达陕甘宁边区后，红四方面军组织了「西路军」开始对西北三马军阀进行征讨。而在「西征」期间，因为指挥失误和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西路军遭遇了挫折。王树声在大部队被冲散的情况下，单枪匹马，一路行乞，才冒死回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样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无疑是令人钦佩万分的，而这也是为何后来王树声授予大将军衔，当之无愧的重要原因。
尽管许、王二人军衔、经历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为中国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是值得后人去缅怀和敬仰的英雄，让我们对英雄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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