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党根据当前形势，决定新四军集中力量稳据山东，策应夺取东北，放弃占领上海。
此时，国民党接管了上海，军统特务开始「肃奸」活动，在军统特务审问汉奸时，军统特务获悉一条惊人的线索。
有一个汉奸交待，军统内有一条大鱼，审问之下，才知道有一名地下党打入军统内，当他说出此人就是上海站的上校组长李时雨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得知后，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发现，立即向戴笠发去密电邀功，请示立即逮捕李时雨。
戴笠却说：「李时雨只是一个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可能是共产党，而且他进入军统后，卓有建树，不同意逮捕。」
李时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然能让戴笠如此信任？
李时雨，原名叫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大地主家庭，因为从小喜欢看【水浒传】，对「及时雨宋江」这个人物印象深刻，所以改名叫「李时雨」。
出身地主家庭，家境优渥，14岁时，他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而且学习成绩优异，两年后又进入了天津南开中学。
在这里，李时雨认识了中共地下党林枫和一些思想进步人士，志同道合，慢慢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1930年，李时雨又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成为一名高材生，此时李时雨只是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时雨看到国破家亡的现实，他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的步伐，才能拯救国家，于是他加入了青年团，之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法学院毕业后，李时雨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打入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于是，法学院地下党张敬载将李时雨介绍给了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没想到俩人是老乡又是校友，于是就留下了李时雨。
1934年，李时雨认识了孙静云，两人结为夫妇，由于工作原因，两人是聚少离多，后来孙静云也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革命工作者。
1935年，蒋介石在 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在张学孟的介绍下，李时雨担任了「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从此开始了危险的潜伏生涯。
当时，李时雨是党特派做东北军工作的，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需要他完成两项任务：
了解东北军的情况；
宣传共产党的思想，鼓励东北军打回东北。
但计划不如变化快。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无端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高层领导人之间主张不一，矛盾重重。不久后，东北军进行改编，大部分官员都被裁掉，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李时雨来到了天津， 在老同学的介绍下，李时雨认识了何松亭，负责天津秘密情报工作，于是李时雨就留在了天津。
1937年，天津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实际上是由日本扶植的，吴光弼担任总务科长，他曾经在「剿总」办公室的工作过，和李时雨是老相识。
根据党组织指示，李时雨找他给介绍工作，因为李时雨是学法律的，吴光弼给他安排在 天津高等法院当一名检察官。
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李时雨从日本特务机关那里，搞到了几张通行证，因此他能够自由地往返京津两地，为我党传递重要的情报信息。
不久后，何松亭交给李时雨两个任务：一是搞到一部电台并运到北京，二是营救共产党员冯骥，嘱咐道：「小心从事，切不可暴露身份！」
电台可是军事禁物，尤其是整装的电台，在市面上是无法弄到的，于是他决定组装一部电台，他打听到，可以从外国人开设的电料行买到材料配件，他经常出入那里，买到一些材料配件。
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电台配件和马达购买齐全。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他们运出天津呢？
当时，李时雨居住在英租界的达文里路，在他家这附近有日军设立的检查站，路过的人都要进行全身检查，重点检查可疑的大物件。
李时雨绞尽脑汁，想到了一个办法，首先搞到一辆能通过日军检查的车，车越贵越好，他想到了高等法院院长菲尔特的卧车，但是院长的专车岂是轻易能搞到呢？
就在这时，李时雨突然接到妻子孙静云的电话，她要去北京，希望李时雨接站，这时，李时雨心中一亮，顿时有了主意。
晚上，李时雨提着厚礼来到了院长家，院长对李时雨这位法学院的高材生非常欣赏，无事不登三宝殿，直接问他有什么事儿。
李时雨有些不好意思，说出自己要借车接妻子，院长看出他爱慕虚荣的心里，于是同意把车借给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就是想办法如何通过日军的检查站。李时雨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装的是一台缝纫机，另一个箱子装电台的材料，首先将装有缝纫机的箱子放在别处。
第二天清早，李时雨将那个箱子搬到了车上，经过日军检查站时，他主动要求日军检查，日军看到这辆车，心想车主人的身份一定不简单，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是一台缝纫机，就放行了。
之后，李时雨乘车来到自己的住处，他安排司机吃早餐，趁这段时间，李时雨以最快的速度将箱子搬下车，换上装有电台材料的箱子。等司机用餐结束后，他们乘车又路过日军检查站。
日军看到是刚才检查过的箱子，就没有再次检查，快速让他们通过了。
轿车一路开到了廊坊，李时雨将箱子交给接头的地下党员，然后乘车去接妻子孙静云，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就是营救共产党员冯骥。
在天津沦陷之前，冯骥被怀疑是共产党，关押在天津监狱，李时雨作为法院检察官，有权检查各庭书记员的案卷。
一次，李时雨趁书记员外出，偷偷地翻找到冯骥的案卷，并全部带走，几天后，李时雨又来到这里，点名要看冯骥的案卷。
可书记员找了好多次，也没有找到，慌张起来，此时，李时雨故意狠狠地责备他一番，后来提醒他说：「是不是上次被炸掉了？」
因为在日军攻占天津期间，法院被炸过一次，书记员赶紧顺着台阶，连忙点头说有可能是这样。
接着，李时雨提出要到监狱检查，每个囚室都看了一遍，然后说要单独审问几个犯人。
当审问到冯骥时，李时雨偷偷地塞给他一张纸条，告诉他关于他的案卷都已经毁掉，让他死不认账，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说自己是和别人打架，被诬陷入狱的。
在法院开庭时，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无法对冯骥定罪，最后被无罪释放。就这样，李时雨成功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两项任务。
1939年8月，汪精卫叛变，策划建立汪伪政府，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人到全国各地网罗与会代表。
当时，汪精卫派朱晶华等三人来到天津，经人介绍，朱晶华见到了李时雨，经过一番长谈后，认为李时雨年轻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意招他为代表。
可李时雨担忧起来，说：「我又不是国民党，怎么能参加‘六大’代表呢？」朱晶华拍着胸脯说：「眼下急需人才，他们不会仔细审查你是不是国民党，你就放心跟我去！你就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期间，由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李时雨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他在平津已经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此时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地闯入敌营，不知何时才能站稳脚跟。
拿不定主意的李时雨向何松亭做了汇报，听到李时雨的想法，何松亭认为，这是我党打入汪伪政府的绝佳机会，鼓励地说：「你放心大胆往上爬……」
何松亭的一番鼓舞，李时雨胸有成竹，最后答应作为北方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
大会在上海的 极斯菲尔路76号举行，一群汉奸卖国贼粉墨登场，在大会上，汪精卫任「国府」主席，陈公博为立法院院长兼上海市市长，而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委员、法制委员。
会议期间，李时雨将会议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会议结束后，立即向北方分局社会部汇报，为党组织提供了汪伪政府的第一手情报，李时雨的出色表现，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
1940年，李时雨来到南京上任，在陈公博底下工作，在第一次例会上，各个委员在关于立法程序中产生分歧，而此时，李时雨作为法学院的毕业生，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侃侃而谈，观点鲜明且一语中的，因此得到陈公博的赏识。
李时雨更是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给伪立法院开创了新局面，进一步成为了陈公博的亲信。
陈公博的秘书曾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非常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一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
有了立法院院长的信任和赏识，无形之中为李时雨展开地下活动提供了可靠的掩护，李时雨「官运亨通」，职务节节攀升，与汪伪政府的高层领导搭上关系，频繁出入上层人士的社交场合，扩大了自己人脉。
同时，李时雨又不断为党组织收集有价值的情报， 1942年，李时雨接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
在这期间，日军开始对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让李时雨负责「清乡」人员的监督和督察。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日寇的「扫荡」计划全被李时雨及时且准确地传递给新四军，为新四军的撤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日军的清乡计划惨遭失败。
日本人狠狠地训斥了陈公博，而陈公博把参谋长和团长一顿臭骂，丝毫没有怀疑李时雨，陈公博永远也不会想到，泄密的人是他最信任的「亲信」。
1941年，陈公博 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委任李时雨为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
李时雨趁机安排了几名地下党员，为收集和传递情报提供便利，他的妻子孙静云也来到了上海，负责内勤和情报交换工作，尽管行事谨慎，还是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
一天夜里，日本宪兵队闯进了李时雨家中，将他的妻子孙静云带走，其实日本人已经对李时雨产生怀疑，因为他是汪伪政府的「红人」，不方便对他动手，想通过孙静云搞清楚他的身份。
日本宪兵队对孙静云用尽酷刑，对她进行逼供，孙静云强忍剧痛，未吐露半句实情，最后陈公博出面，亲自求情，日本人才放人。
这件事之后也成为了军统特务审查时，被怀疑是共产党的把柄。
1944年，汪精卫病死，汪伪政府上下引起一片骚动，政府主席的位置最有力的竞争人选是陈公博和行政副院长 周佛海，最后陈公博担任代理政府主席，没有抢到位置的周佛海只好不服气地任上海市长兼警察局局长。
陈公博去南京赴任，将李时雨委任为司法行政部次长，但是周佛海坚决不同意：「陈先生，你不能把人都调走，尤其是李时雨。」
陈公博不想和周佛海闹得太僵，只好留下李时雨，李时雨被周佛海任命为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此时，李时雨可谓权势在手，四面来风，为获取各种情报提供优越的条件，组织上对李时雨情报网非常重视，为了安全起见，他应当注意隐蔽。
为了减少李时雨的接触面，决定直接归中共华局直线领导，于是派出社会部副部长张执一作为新四军的代表，来到上海配合李时雨的工作。
张执一向他介绍了当前新四军的形势，已经进入战略反击阶段，组织给了李时雨下一步指示，掌握一定的武力，暗中筹划起义，配合新四军攻克上海。
汪伪政府的上海保安总队有四个团，而第一团的团长刘铁城和李国章跟自己的关系最贴近，争取过来的机率比较大。于是，他加紧与刘铁城和李国章的接触，经常找他们交谈。
1945年，苏北新四军攻占阜宁及26个市镇，汪伪政府遭到沉重打击，刘铁城和李国章认清了当前形势，表示愿意跟随李时雨投奔新四军，弃暗投明，李时雨非常高兴。
此时，汪伪政府处于人心惶恐之中，李时雨趁机搞到一批枪支和弹药，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成功运送到新四军手里，简直就是「及时雨」啊！
对于李时雨的出色表现，陈毅大加赞赏：「这个李时雨同志，我早就说过，他一个人顶两个师，革命胜利后，要好好感谢他！」
随着日本的投降，汪伪政府已经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李时雨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并和张执一制定了详细的兵暴计划。
如果起义胜利，李时雨就可以结束隐身敌穴的特工生涯，每当想到这里，李时雨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但日本投降后，我党根据新形势变化，决定放弃攻克上海，李时雨只好停止武装起义的行动。
此时，李时雨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拉着已经策反的军警力量回到解放区，另一个是继续潜伏下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在李时雨犹豫之际，一个叫余祥琴的旧友找到他，说如果李时雨能将警力拉到他那一边，答应带李时雨混进军统。
李时雨没想到他竟然是军统头目，更没想到他能看中自己，这件事不容小觑，随后向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党组织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李时雨打入军统工作。
一天，余祥琴带李时雨去拜访他的老师杜月笙，碰巧戴笠也在，于是余祥琴向他介绍李时雨，戴笠的第一句话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很能干，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
李时雨说：「那是戴先生领导的好啊！」这一波奉承，戴笠听着心里很是舒服，对他印象大好。最后在余祥琴的推荐下，戴笠亲自任命他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第二组是社会组，专门搞上海社会动态，所以能知道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李时雨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掌握到军统总部对上海所属各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机密文件，并整理写成情报，传递给组织。
因为党组织提前掌握了军统的行动计划，了解到军统要迫害、暗杀的「黑名单」，通知已被监视、跟踪，甚至要被暗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了摆脱险境。
第二组的首要任务就是「肃奸」活动，李时雨共列出了100多名汪伪政府高级官员名单以及详细的地址，他将所有的情况报告给军统，汉奸们被一网打尽。
因此，李时雨在「肃奸」活动中立了大功，获得戴笠的嘉奖，对他非常认可和信任。
在军统特务审查汉奸时，出现了开篇的一幕，李时雨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在戴笠的担保下，逃过一劫。
但不巧是，1946年3月17日，戴笠由于飞机事故，坠机身亡，于是军法处又开始盯上了李时雨，派人暗中监视他，李时雨不得不将这一情况向党组织报告。
张执一决定让李时雨找机会撤离上海，去往北平。李时雨提前买好机票，但就在离开前一天，军统特务将其逮捕，关押起来。
军统特务对李时雨进行严刑拷打， 用毒打、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审问，受尽折磨，但李时雨凭借惊人的毅力，始终不承认自己共产党。
因为没有审问出什么结果，证据不足，三个月后，李时雨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国民党统治区内反饥饿争民主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被迫释放一批「政治犯」。
李时雨被释放，出狱后的第二天，李时雨跟张执一取得联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让李时雨以上海某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因此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派人暗中监视李时雨的一举一行，为了他的安全，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他立即撤出上海，绕道经过香港奔赴北京。
1949年4月，李时雨携带着一部线装古书伪装的情报见到了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委情报署署长李克农，并亲自交给他。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得知李时雨来京后，立即要求见见他，得知刘少奇要接见自己，李时雨非常激动和紧张，几天后，他穿着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见到了刘少奇。
刘少奇紧握李时雨的手说：「在中央北方局当书记和新四军当政委时，经常受到你的重要情报，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啊！在敌人心脏整整十五年，今日得以凯旋，简直是个奇迹啊！」
在魔窟战斗十五年，如今自己的身份得以公开，穿着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李时雨有种「回家」的感觉，激动地赋诗一首：
「 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