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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早朝缺席文武官员1160人……原来古人也不喜欢早八

2024-07-16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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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这是朱厚熜在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对群臣说的话。意思有二:一是我没耽误军国大事,二是上朝没啥用。

很明显,嘉靖帝在表达上朝和勤政没关系,上朝就是浪费时间。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自己亲自处理政务,上朝就是皇帝通过现场办公解决事务。 这一制度基本坚持了下来,所以在明代文人的传播中,上朝与皇帝亲理政务渐渐就挂钩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疑惑:为什么皇帝会否定近乎作为祖制的上朝?

靠儿子的劳模

明代的朝会制度是在朱元璋时期确定的,一般包括礼仪性质的大朝会、每天坚持的早朝、紧急或突发事务的晚朝 (随时开) 。大朝会规格高、重在礼乐,政治意义居多;早朝,属于朝廷例会,皇帝现场对朝臣作出答复,现场办公,重在内容。

朱元璋时期,早朝地点在太和门。 一大早,几千个京官即起床准备上朝,在天亮前就在午门等待,等午门开启后相继进入宫城。 会上,各部、府现场上奏,由皇帝进行裁决,会后各部门按照皇帝的意思办理文书。 这样做的好处是官员们可以直接和皇帝沟通,效率比较高,而且其他官员也知悉朝廷事务,对于官员成长是有帮助的。 不得不说,这套制度在一定基础上是能发挥作用的。

但这对人的要求比较高:一是具备现场裁决的能力和威望;二是具备每天上朝的精力;三是对官员要求比较高。

对于第一点,明初的皇帝没有问题,尤其是朱元璋「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第二点,可以由太子负责自己的日常事务。

自从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后,各种文书、会议都向朱元璋集中。洪武十七年 (1384) ,给事中张文辅给朱元璋的办文做了一个统计,「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劄凡1660,计3391事」。平均每天要处理文件200件,涉及事务400件,要是加上会议等就更多了。这种非人的强度,显然一个人是应付不来的。朱元璋对外人信不过,但对儿子非常信任。洪武十三年 (1380) 以后,太子朱标直接分担了许多事务,尤其是文书政务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这样朱元璋就有更多时间思考大事了。有分析称,朱标就是被这种工作强度累死的。

到了朱棣时期,被称为「马上皇帝」的朱棣主要抓军国政务,常年带兵在外,太子朱高炽则负责监国。朱棣先后制定几个版本的【东宫留守事】,明确太子监国期间的各项事务,基本是除了重大人事政务决策,日常事务由太子负责。太子的办公地点在文华殿,按照统计,太子监国时间共计128个月。可以说,朱棣时期一半甚至更多的政务都交由儿子负责了。

明代文人强调的明初皇帝勤政,基本背后都有太子干活的影子。毕竟工作从来不会减少,但可以转移。

逐渐形式化

明初两代君王寿命比较长,儿子年龄比较大,可以把重大事务交给儿子。到了明宣宗时期,这种模式没法推行了,因为明宣宗登基时才26岁,到了28岁时才有了儿子。政务文书工作交给「三杨」负责,上朝还得自己去。

宣德十年 (1435) ,9岁的明英宗登基。一个9岁的孩子,显然没有现场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而早朝是必须坚持的。为了延续祖制,这时候只能做变通。经过大臣的讨论,大学士「三杨」对御门听政的程序进行了一些调整。首先确定早朝的议题数量,每次不能超过八件;然后是各部门要提前把需要早朝讨论的事报上来,并沟通内阁拿出拟办意见;关于皇帝在朝堂回答的内容也要尽量简化,如此才能保障早朝较为圆满地完成。早朝开始后,皇上只需要照本宣科,一切都按着彩排预演的来,规规矩矩,不出任何问题,当然也了无新意。从这点看,早朝基本程式化、形式化了。

明宪宗登基后,早朝进一步简化。在答复大臣奏事上,基本用「该部知道」「知道了」的词语,比如吏部奏本部门事务,就说「该衙门知道」,兵部奏事牵涉到户部、工部,就说「该部知道」。在议题数量上,从八个减为五个。有一位鸿胪寺卿发现皇帝口吃说「是」比较费劲,建议皇帝答语改为「照例」,深得欢心,被火速提拔为礼部尚书,称为「两字得尚书」。到了明武宗时期,皇帝自己也淡化这种形式了,经常下旨免朝。隆庆六年 (1572) ,10岁的万历皇帝登基。「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所以内阁进一步简化早朝,规定每月逢三、六、九举行早朝,一个月只举行9次早朝,次数大幅度缩减。

针对早朝形式化,最先不参加的不是皇帝,而是官员队伍。宣德六年 (1431) 六月初八,鸿胪寺就奏报当日早朝缺席的文武官员超过500人,其中缺席超过两次的达300多人,请求治罪。 对于官员而言:

「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诸司奏牍中外事机,岂能一一尽白于圣衷耶?」

随着早朝的形式化,事务本身没啥实质内容,且往往与自己业务没啥关系,对于臣子而言,每天花费几个小时上朝,实在是浪费生命,有这个时间不如好好休息,然后去办公。

因此参加早朝的人越来越少,弘治十五年 (1502) 八月十二日,早朝缺勤数目达到了1160人,其中包括泰宁侯陈璇这样的显贵。请假的理由也多种多样,「或借言公差,或妄称疾病,填注门籍,岁无虚月」,甚至「经年累月称疾不朝」。

为了保障作为祖制的早朝顺利进行,无数聪明人对其打补丁,补丁越来越多,防范错误本身也变成了错误。可以发现,早朝、晚朝在运行几十年后,就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变得形式化。百余年之后,已经成了约束帝王和大臣的一种形式。

上朝与勤政

对于和光同尘的官员而言,早朝是一个应付的形式;但对于标准儒生的士子而言,这是一项运行百年的制度,祖制的不足可以改,但皇帝绝对不能缺席。所以当皇帝不上朝的时候,就会有无数的奏疏去劝皇帝上朝,让皇帝勤政,有时候皇帝需要专门去辩解。

嘉靖二十九年 (1550) ,俺答的骑兵突破长城防线,逼近京师。明王朝面临重大危机,众多文臣以此为契机,劝皇帝上朝,甚至有人把国家危难的责任归结于皇帝不上朝。嘉靖为此明发圣谕:

「今虏酋听我背叛逆贼,入侵畿地,诸当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视朝,我亦不任事。’……朕中夜之分,亦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胁我正朝大内,恐吓朕躬,沽名市美,非党即畏奸臣,敢欺君父!」

嘉靖很清楚臣子在外面讨论什么,并且把臣子不做事的理由摆了出来。嘉靖帝强调军国大事都是亲自处理,还经常到半夜,上朝实在没有意义。客观来说,嘉靖帝说的是实话。

相比嘉靖帝的直白,万历帝没有这么强势,他和官员一样,不上朝是会找理由的,比如「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针对皇帝的借口,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给开出了「酒色财气」的药方,气的皇帝年都没有过好。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考古结果,万历皇帝身体确实不好,或许他真不是找理由。万历帝虽然不上朝,但不是不管事,重大事务也是乾纲独断,熊廷弼的辽东军务奏疏,明显就是万历帝亲自批办的。

有趣的是,年轻的士子惠强调,这么累的早朝,为啥不弄点实质内容。天启二年 (1622) ,刚进入官场的新科状元文震孟评价早朝:

「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意思是,皇帝你很辛苦,但搞这个形式,实在无效。这从另一方面也把上朝和勤政分开了。

如何办公?

随着早朝形式化,朝廷的整个办公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小会和公文政治是支撑明王朝中枢运转的关键。皇帝会经常性地召见大臣,看明代留存到今天的召对录,会发现皇帝会不定期地与内阁开会、与官员谈话了解信息。

更常见的是公文政治,即通过公文来办理朝廷事务。在明英宗时期,「三杨」负责朝廷事务,当奏疏由文书房分发到内阁,内阁拿出拟办意见,然后司礼监依样画葫芦 (批红) ,最后盖戳。等皇帝具有执政能力的时候,军国大事自然就由皇帝负责。

当然公文承担的信息有限,这就需要知悉范围更小的载体来承担。比如书信,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想完成一件事,既需要走正式程序的奏疏,也需要能把话说得更清楚的书信,内阁和相关机构才能知道这件事的实质。比如密奏,内阁与皇帝的沟通,许多采用密奏和太监传话的方式,这种方式效率比较高,且知悉范围少。

整体来说,不上朝是皇帝和臣子的「双向奔赴」。明代皇帝都在抓军国大政,对于繁杂的日常事务,就交给太子或者内阁进行办理。

参考文献:

【明史】【明实录】

吴晗【朱元璋传】

翟晨旭【故宫里的中国史】

林乾【柄国宰相张居正——权力之变与改革人生】

晋右史【从端门到神武门:北京中轴线的华彩乐章】

马渭源【大明帝国洪熙宣德卷】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晋右史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韩其娟(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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