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北野曾是北京最有名的業委會主任之一， 2001年，他在北京望京地區的中高檔小區銀楓家園買了人生第一套商品房，隨後兩年當選為銀楓家園業委會主任。一開始，很多人對業委會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後來的事實證明， 業主自治的運作並不容易，尤其是在一個大規模的小區裏，業主之間的合作常常陷入一地雞毛。
北野做了兩年的業委會主任後，受不了流言蜚語選擇辭職，還有不少人在小區內部的沖突中被迫下台。根據民政部時任副部長顧朝曦2015年在【求是】雜誌上的文章，當時全國已經有22%的社群建立了業主委員會。但研究者們判斷，實際正常運作的可能僅十分之一。
主筆｜張從誌
2001年，北野在銀楓家園小區買下了人生的第一套商品房，一個100多平方米的復式。搬進去的時候，他形容「感覺像一步登天」，小區裏有保安，有門禁，還有遊泳池、會所。這些以前只在西方中產社群存在的事物，他一夜之間全都擁有了。
銀楓家園是北京當年第一批比較高檔的中產小區，位於望京的東南角，798藝術中心的北邊，一共6棟樓，七八百戶。2001年建成，當時的房價在6500元/平方米上下，小區裏大戶型多，一套房子賣100多萬元，在當時能拿出這筆錢的都是經濟實力不錯的人群。 小區裏還有一棟樓被稱為「富貴樓」，最小的戶型面積是300平方米，最大的面積有600多平方米，相當於一畝地，住進了不少所謂的大人物。
北野，原名魏文生，他是一名作家和獨立學者，曾是中國最有名的業委會主任之一。 最高光的時候，北野接受過央視主持人白巖松的專訪，還上過新聞聯播。今年5月，本刊記者在上海長寧區一家義大利餐廳見到的北野，眼神依然銳利，但頭發已經灰白，穿著熨燙過的襯衫，外面套一件淺色的休閑西裝。他移居上海多年後，已經有了上海爺叔的派頭，但說話仍然是一口地道的京腔。
北野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小時候住在國貿附近擁擠的職工樓裏。1998年，國務院釋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終結了延續半個世紀的福利分房制度，住宅商品化改革拉開大幕。 房地產進入大開發時代，城市化行程開始加速，中國人的住房私有化率前所未有地提高——這不只是居住的革命，也是一場歷史罕見的、巨大規模的社會重組，數以億計的人被卷入其中，他們的生活空間發生急劇轉變。
21世紀之初，商品房小區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一個新生事物。在這樣一種空間裏生活、共處，無論是北野這樣從單位體制出來的城市居民，還是從農村進城的新市民，都需要一種全新的經驗。北野挑了很久，才選中了這個小區，住進來後卻開始經歷各種雞飛狗跳。「大家的生活還是停留在老習慣裏，比如亂扔垃圾，門口亂堆東西，讓人很無奈。」物業公司也和業主產生了激烈的矛盾。為了抗議物業公司上調地下車庫停車費的行為，部份業主還發動了「堵車行動」，因為小區裏面住了大使館的人，一度驚動了高層。
那時候，北野剛剛寫完一本論述中國文明的書，腦海裏還滿是「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國想象。 他很快就把這種想象投射到了小區的治理當中。北野最早也是業主維權的積極分子，當時小區裏成立了一個管委會（即住宅小區物業管理委員會，2003年改名為業委會），主任是一個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年輕人，帶著大家和物業鬥。 但隨著維權的進行，北野和他們的理念產生分歧。他覺得業主維權的目的不是「奪權」，而是把小區建設好，不應該處處與物業公司尋求對立。 管委會的人不聽他的，北野就在網上寫文章。後來，他發起選舉，管委會敗選，他又牽頭開始成立業委會。2003年，北野當選為銀楓家園第一屆業委會主任。
2005年，還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讀研的盛智明開始跟著導師進行社群治理的比較研究。他關註的問題正是業委會這一新的業主自治組織是如何運作的。盛智明的田野調查點就是銀楓家園，有段時間，他幾乎天天泡在那裏，對小區的裏裏外外比裏面的業主還熟悉。他也結識了北野。後來，盛智明把銀楓家園的案例寫入了自己的論文。畢業後，他從北京到香港讀博士。內地的房地產行業的很多制度都取自香港。業委會也能在香港找到對應物，叫業主立案法團，許可權很大，代表業主大會行使治理權。
但在銀楓家園，身為業委會主任的北野很快就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小區裏「眾矢之的」，各種雞毛蒜皮都找上了他。 幹過革命的老同誌勸他，做這個工作，服務大家，就當去當了三年兵。他自嘲，這哪裏是去當三年兵，而是等於坐了三年牢。他暫時放棄了寫作，全職投入到業委會工作中。有鄰居私搭亂建找他投訴；有的女業主因為老公出軌大半夜來抱著他痛哭。還有一次，一個老太太大半夜給他打電話說自己要跳樓，因為樓上的鄰居下水管道漏水淹了自家，她幾次溝通都沒人理她。
在業委會主任的任上，北野堅持了不到兩年，選擇辭職。 北野覺得，苦和累倒是其次，關鍵是「你全心全意為大家服務，還天天有人給你造謠，要不說你拿人開發商的錢了，要不說你搞一言堂」。 北野告訴本刊記者，導致他辭職的導火索是一個工程。當時有個工程方來找北野，希望他同意在小區裏建BB機基站，北野本來覺得這件事不在他管的範圍，自己也不懂工程，就給推了。過了兩天，業委會的一個老同誌找上門，勸北野說這事得幹。北野問為什麽。他說有回扣。北野堅決不答應。老同誌一聽，連忙解釋，說「你理解錯了，這錢不是拿到我們自己腰包裏，而是拿來給業主辦事的」。但北野還是不同意：「回扣就是回扣。而且你如果拿了這個錢，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你拿了1萬塊，人家說你拿了10萬，9萬自己貪了，你怎麽解釋？」兩人急了眼，吵了一架。
最後沒辦法，他們只能讓業委會投票決定。北野本來很自信，覺得大家會支持自己，結果是5比2，贊成的一方獲勝。「他們都說只要咱們不裝自己兜裏，拿了沒關系，這樣也是造福小區。」北野說， 「到這兒，我發現這事兒不能再幹下去了，價值觀的沖突是沒有辦法彌合的。這件事如果我繼續堅持，就違反了民主原則。如果我不堅持，我放棄了自己做人的原則。」 北野難受了好幾天，最後還是利用了自己的影響力，告訴物業經理這事不能幹。
很多人把小區治理的失敗，歸結於這是一個陌生人社會，缺乏共同利益基礎。 尤其是在商品房小區，對住戶的篩選機制只有一個——購買力，住進來的人身份、職業、年齡、誌趣，千差萬別。而中國人又沒有經過公共事務訓練，要達成集體行動的共識難之又難。大家能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讓人們走出家門，互相認識，建立信任。
北野在擔任業委會主任時策劃過一個鄰居節，在每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舉行，讓每家做一個菜端出來，大家一起在廣場上聚餐。北野把這個想法告訴物業公司，物業公司起初是百般不願，怕擔責任——「萬一要是有人搞破壞，往菜裏放點老鼠藥，怎麽辦？」等到鄰居節舉行的頭一天，物業公司的老總還給北野打電話說別搞了，太丟人，就3家報名。「我說有3家報名，加上我們業委會7家，這不是有10家了嗎？得幹！」
結果第二天，廣場上來了300多人，做了99個菜，整個社群都沸騰了。很多鄰居感嘆，從來都沒在小區見過這麽多人。北野明白過來：「為什麽報名的人那麽少，來的人那麽多？ 這就是中國人的性格啊。他可能做，但不說。 」
銀楓家園的位置比較靠裏，離主幹道有段距離，居民去坐公交車要步行一兩公裏，對老人小孩尤其不便。北野一琢磨，想到國外社群互助的理念，就以業委會的名義在小區旁找了塊大石頭，貼了張通知，設了一個順風車站，號召開車出行的居民捎一下步行的鄰居到公交站。一個老大媽後來跟北野說，那塊石頭是冷的，但順風車站暖了所有人的心。她有一天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在大石頭旁邊等了一下，沒想到真有鄰居拉了她。老太太回家就跟他兒子說：「兒子，你以後只要開車經過，一定要停下來拉別人，要不然你對不起我。」
即使從業委會辭職後，北野也並沒有放棄社群實踐。 他將自己的家向鄰居們開放，非週期性舉辦讀書會活動。在好幾年的時間裏，他經常分享的一本書叫【家庭美德指南】。他希望以這種方式給小區公共事務培養更多的積極分子，讓他們透過業委會的選舉輪替制度去影響小區的治理。
2007年，北野把銀楓家園的房子租出去，搬離了這裏。盛智明後來到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任教。10年前，盛智明回訪過銀楓家園，當時發現小區的面貌已不如當初，第一批住戶很多已經搬走，去了更新、更高端的小區。而當年那批從事業主自治的活躍分子，後來都轉向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做了物業糾紛的律師，有的完全結束，還有一部份人投身到了物業管理行業。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24年21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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