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我的經驗法則是，你只有兩年的時間在學術界求職。兩年之後，一切都結束了，是時候另謀高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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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段弄玉
1996年末，38歲的赫布·柴爾德裏斯（Herb Childress）從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取得環境行為學的博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得到高度贊譽，甚至被一家出版社發表，他也一直夢想著能以老師的身份重回校園。 然而，因為「來自一所不太出名的大學，年紀也大了」，他在學術圈的求職並不順利。
畢業後，柴爾德裏斯接連做了幾份和學術關聯不大的工作：先是賣家具，然後在監獄做勘測和統計工作，再後來加入一個「很少談及學生需求」的學校改革組織。幾年後，柴爾德裏斯終於得到一個博士後助教的崗位，但這一來之不易的機會並未幫他通向所渴望的高校教職。在高校做行政、在教育組織當領導，他繼續在高等教育的院墻邊緣徘徊。直到2013年，他才完全下定決心離開高等教育系統，成為一名全職作家。 這是他博士畢業的第17年，此時的他對自己傾註半生的工作「已經沒什麽好感了」。
【 摩登家庭 】劇照
成為作家後，柴爾德裏斯寫的第一本書叫作【博士詞典：你不知道但應該知道的博士和教職生活詞匯表】 〔The PhDictionary: A Glossary of Things You Don’t Know (but Should) about Doctoral and Faculty Life〕 ，把20多年以來對學術圈的理解融入到了對150多個詞條的解釋之中。 在他看來，自己學術求職的失敗很大一部份源於對學術文化的陌生，因此這本書頗有一種「因為自己淋過雨，所以想給別人撐把傘」的意味。
編輯從【博士詞典】中看到柴爾德裏斯的寫作潛力，便邀請他寫一本關於兼職教師的書。 在美國的高等教育界，不乏關於兼職教師的辛酸故事。 比如從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獲得博士學位的西婭·杭特，畢業後只能在幾所學校擔任兼職教師。因為沒有醫療保險，她的肺病沒能得到及時治療，最終因癌癥去世。對於編輯的這個提議，柴爾德裏斯很快就接受了—— 他想要把西婭等人的悲劇置於一個更大的框架中，呈現他所觀察到的、高等教育背後的系統性問題。
這本書後來被取名為【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 (The Adjunct Under class: How America’s Colleges Betrayed Their Faculty, Their Students, and Their Mission) 。從兼職教師的處境切入，柴爾德裏斯展現了美國大學背後所隱藏著的金字塔結構：在快速變化的教育和就業趨勢中，為了壓縮成本，大學尤其是處於底層的社群學院，開始大量雇用兼職教師。盡管依靠「自身難保」的臨時教師授課對學生的智識發展不利，但學校通常不受指責，因為來自中下階層的家長通常不了解或不關心他們的孩子正在接受什麽樣的教育；雖然兼職教師的薪水微薄且沒有福利待遇，但應聘者仍絡繹不絕，因為面對供過於求的就業市場， 很多剛畢業的博士生們毫無議價權，只能先接過一紙看似希望殘存實則難以兌現的空頭支票，幻想在兼職結束後也能步入「終身制教師」的軌域。
圖|視覺中國
雖然發生在美國，但【學歷之死】中的故事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並不陌生。 從2008年起，中國博士學位授予數就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根據教育部的數據，2023年應屆博士畢業生上升至7.52萬人，曾經供不應求的學術就業市場已悄然發生轉變。 而對於那些殺出重圍謀得教職的「青椒」來說，研究和課業壓力正變得日益繁重。在層層考核中，許多人依舊等不來期待中的「終身教職」。
在過去的20年間，高等教育領域最引人註目的變革都無一例外地發生在美國。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大洋彼岸， 美國的教育實踐能為中國今天的高等教育帶來什麽啟示？ 在寫作【學歷之死】的過程中，柴爾德裏斯收集了大量的公開數據和訪談資料，力求客觀公正，但他最終還是難掩內心的情感。經歷過求而不得的悲傷，如今又目睹身邊青年學者的困境，柴爾德裏斯在書中的追問引人深思： 大學的本質是什麽？高校教師應該承擔怎樣的使命？當前的制度設定存在怎樣的問題？高等教育又將面臨怎樣的未來？
雖然柴爾德裏斯的觀點有著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語境，而且和他自己的人生經歷密不可分，雖然他承認自己的一部份答案有些「憤世嫉俗」，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對於美國學術環境的觀察仍對我們有不可忽視的警示意義。 正如【學歷之死】的譯者、教育從業者楊益在譯後記中所說：「它說出了你一直想說又不知從何說起的話。這些話可能在你心裏埋藏了許久，卻一直找不到任何有意義、有力量的出口。」以下是本刊對柴爾德裏斯的專訪。
博士過剩
三聯生活周刊：能否談談你的求學之路？你提到自己在2013年完全離開高等教育系統，當時的你是怎麽做出這一決定的？作為第一代本科生（註：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指父母均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群體），你在求學和求職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難？
柴爾德裏斯： 我的父親是工廠工人，母親是電話接線員。我們的鄰居大多是工廠的工人。我周圍的人，包括我的家人幾乎沒人上過大學。我中學時成績優異，畢業後被三所大學錄取，但我不知道它們之間有什麽區別，也不知哪一所更適合我。對我來說，它們都是大學而已，所以我隨便選了一所。雖然我成績不錯，但讀了兩年後，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很無趣，就輟學了。
八年後，我再次回到學校，這次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時我對柏克萊毫無概念，後來才知道這是一所精英研究型大學。在柏克萊，我發現了自己的興趣，並被勸說繼續攻讀研究生。但即使是在本科畢業之後，我仍然沒能完全掌握學術圈的潛規則和價值觀。那時我錯誤地選擇了一所排名比柏克萊低得多的研究生院。在那所學校，我獲得了很好的智識上的體驗，但我從學位上獲得的價值遠不及留在柏克萊。
在完成博士學位多年後，我一直在波士頓建築學院擔任行政人員。這是一所小型私立職業學校，對我來說，這裏的行政工作毫無樂趣可言——它和我在博士階段所接受的訓練完全不同。我當時剛結婚不久，家離波士頓有將近200英裏。 我最終認為婚姻比工作更重要，便離開了高等教育界，也告別了這種每周往返兩地的生活。
三聯生活周刊：在美國，為什麽會出現博士過剩的情況？
【英文系主任】劇照
柴爾德裏斯： 大約30年前，隨著嬰兒潮一代 （註：通常指1946年至1964年之間出生的一代人，這一時期出生率大振幅提升） 接近退休年齡，人們認為即將出現大學教師的短缺。優秀的本科生被告知，如能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將填補這一市場需求。但在上一批人退休後，大學卻轉而雇用兼職教師，繼而不再需要負擔那些原有的承諾。另一個原因是，研究經費一般會流向有培養博士能力的機構和院系，博士生也往往被視為研究團隊的重要資源。因此，越來越多的學校設立了博士點，大量的博士畢業生也就隨之出現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書中提到了另謀出路（alt-careers）的文化困境，稱訓練有素的博士生可能會無法適應商業領域的生存方式。博士生在「另謀出路」時面臨哪些困難？
柴爾德裏斯： 我不是說博士就不能向商界轉型，但這中間的困難是巨大的。 首先，企業總是追求用最少的資源獲得最大的收益，因此在企業工作總會面臨速度和效率的壓力。這與學術界的培養方式相左，他們更強調耐心地審視問題本質、全面或創新性地思考問題。其次，企業因提供專業知識（或者說對常見問題的已知解決方案）而存在。 但學術訓練的本質是教人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領域、去破解那些尚未明了的問題。當學者轉向商業領域時，他們可能會覺得那些工作太機械或是太膚淺。
【 泰迪熊 】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說法。很多人對博士帶有一層濾鏡，似乎讀完博士就能在象牙塔中不受世俗幹擾地讀書教課，並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在美國，是否存在類似的誤解？大眾如何看待學術研究？有哪些不讀博士就很難體會到的事情？
柴爾德裏斯： 簡單來說，美國文化優先考慮物質進步。只有能創造新產品，或者讓現有產品更便宜、更好用的工作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美國有句俗語：能者上，不能者教。（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基於這一點，人們長期以來都懷疑象牙塔是高薪低產者的庇護所。這也是一些自然科學計畫得以在艱難的學術環境中存活甚至蓬勃發展原因之一：它們更容易從學術成果轉變為物質進步。
人們往往不知道的是，博士生教育並非只是一個知識積累的過程。它是在為提出原創性的研究問題、破解尚未解決甚至可能從未被考慮過的問題而做準備。這是一種在知識前沿，而非在固有領域內的智識活動。
「青椒」難題
三聯生活周刊：對於美國高等教育制度，中國借鑒了不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終身教職制度（tenure track）。這種制度設計有什麽合理性，又存在哪些問題？在你看來，它究竟是更有利於還是更失真於教師履行學術責任和大學承擔教育使命？
【 追光的日子 】劇照
柴爾德裏斯： 終身教職的目的是保護教授的學術獨立性。一些人的工作可能在政治或文化上不受歡迎，而終身教職制度就是為了保障這些人能夠繼續他們的工作。這是學術生活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在美國各地都有人試圖取消終身教職以壓制異議，這充分說明了終身教職的重要性。
雖然終身教職對教授來說是一項重要的保護措施，但它也有幾個缺點。 首先，只有那些透過終身教職考核的人才能享有這種保護。青年教師、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都不受這種機制的保護。其次，終身教職意味著新的學術思想更難獲得立足之地，因為大學中的職位已經被前一代人占據，他們沒有退休或改變學術軌跡的壓力。但招聘工作卻多由這些人負責。他們很有可能不想面對新思想的挑戰。第三，一旦獲得了終身教職的職業保護，學者們就會在學術上變得缺乏動力。這樣的學者比比皆是，在美國，我們稱他們為「朽木」（dead wood）。他們就像那些腐爛的樹一樣，占據了森林的空間，卻對周圍的生態系貢獻甚少。
三聯生活周刊：在中國一些高校的招聘和科研基金的申請中，存在35周歲的限制。雖然並非明文規定，但美國似乎也存在這樣的限制。比如你提到，有50%新招聘的終身制教員都處於博士畢業論文的最後階段或論文完成後的一年內。招聘人數隨著畢業後的年數逐年減少，直到消失殆盡。為什麽會存在這樣的限制？這種設定是否合理？它會對學術生產和更大的學術環境產生怎樣的影響？
【畢業派對】劇照
柴爾德裏斯： 這種設定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年輕學者可能擁有更長的職業生涯，這是較為合理的。另一方面是，人們對年輕學者的形象有一種文化上的期待，這種期待並不合理，但卻影響重大。 大家的想象往往是，這些學者來自富裕的家庭，在每個階段都能負擔得起精英教育，他們的教育經歷總能無縫銜接，他們的人生軌跡總是持續向上。
這種招聘方式的缺點是， 它強化了現有的特權和文化規範，並排除了那些工作後依舊想重返學術工作的人，而這些人恰恰可能是最富熱情的一批學者。
三聯生活周刊：「有的學校開設了幾門課程，並暗示他們，其工作性質等同於一個‘職位’，若授課任務完成得出色，或有可能‘很快’成為長聘人選……誘餌就這麽下好了，圈套就這麽布好了。」中國也不乏這樣的博士後計畫。從長期來看，這種設定對教育系統有哪些危害？
柴爾德裏斯： 無論是兼職教師還是博士後研究員，這些職位都是根據機構的需求而定的。當學校不需要這些課程，或者沒能達到招生目標時，兼職教師就會被拋棄。當研究經費花完之後，博士後研究員也會被拋棄。當然，大多數的職業都是這樣，能否保住飯碗取決於市場狀況，這是超出個人控制的。但我們一直以來都被告知，做學術不僅是一種工作方式，它也意味著加入一個知識共同體。 這些誘餌讓人覺得依舊留在這個共同體中，依舊是它的成員，只不過是以較低階別的身份參與其中而已。
【情書】劇照
當大學裏充滿了臨時學者時，一個很大的危險是，本科生很難與一位導師建立長期關系。 我在柏克萊讀大學的時候曾修了同一位老師的兩門課，我還在第三個學期給他當助教，而且經常到他辦公室和他聊天。他的思維方式對我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但是，當學生跟著無數臨時的、彼此之間毫無關聯的教師上課，他們將很難獲得智識上的成長。
道阻且長
三聯生活周刊：在最後一章，你給出了一些適用於本科生、研究生和管理者的生存指南。對於那些已經獲得博士學位，卻遲遲難以得到穩定工作的人來說，你有哪些建議？
柴爾德裏斯： 我會建議他們盡早拋棄對大學的幻想和期待。我見過太多人否認現實，持續數年地尋找教職。但事實是， 我們在糟糕的關系中待得越久，就越沒有時間發展更好的關系。我的經驗法則是，你只有兩年的時間在學術界求職。兩年之後，一切都結束了，是時候另謀高就了。
三聯生活周刊：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需要做出怎樣的改變？能否舉一些具體的例子？
【編舟記】劇照
柴爾德裏斯： 我可以說出很多建議，但所有這些變化都可能對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不利。比如取消終身教職會提供更多的競爭機會，但卻不利於保護那些在政治上不受歡迎的學者。再比如，本科課程本該是一種智識上的體驗，但高校之間的學分互換體系讓它們更像是一種商品。我們可以取消轉學分的制度，但很多因為工作或家庭原因不得不轉學的學生可能很需要它。 總而言之，對系統的任何改變都會導致系統的其他部份發生變化。在制度之外，唯有改變價值觀念才能改變「按需而定」的現實。
三聯生活周刊：需要改變哪些價值觀？這些改變將從哪裏開始？將由誰來促成？
柴爾德裏斯： 在機構的運作中，個體是可替代的。每個學生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招生目標中的一個數位。同理，每個教師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被用來以最低的成本來提供足夠的課程。 但是，我們需要將大學視為一個推動知識進步的共同體，而不僅僅是一個企業。在這個集體中，沒有一個人應該被拋棄。
這種改變將從哪裏開始？我希望我能給出答案，也曾希望自己能促成一些改變。 但我不認為大學機構會做出改變，這裏的領導和教授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還會繼續從中獲益。
三聯生活周刊：雖然很難在短期內看到變化，我還是想知道，想要扭轉舊的價值觀念，應該寄希望於什麽？
柴爾德裏斯： 我認為需要對現有規則進行重大的改組。首先，在過去的40年裏，美國公立大學和學院的公共資金大幅下降。從前，大多數州的公共資金超過50%，但現在已經下降到20%或更少。這導致大學和學院需要從其他地方籌資。學費是主要的途徑，有一些精英學校也透過研究經費來獲得資金。同時，學校也透過減少教師薪資來降低成本。 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資金將減輕這些壓力，這會讓貧困的孩子也能上得起大學，一些學校也能重新開放那些永久教職的崗位。
【 塞凡堡戰役 】劇照
其次，像本科計畫一樣，研究生計畫也應該增加透明度，並設立問責制度。 美國教育部從成千上萬個本科計畫中收集數據，包括入學模式、錄取率、畢業率、學位完成時間和畢業後首次就業的數據。目前研究生計畫不需要報告這些數據，這使得即將入學的學生們並不了解這些計畫的職業前景。
三聯生活周刊：這本書出版之後，在美國引發了怎樣的討論？你獲得了怎樣的反饋？你是否看到了哪怕是一點改變的希望？
柴爾德裏斯： 我收到了無數來自兼職教師、研究生和剛畢業的博士的留言，他們都松了一口氣，不再覺得都是自己的錯。我看到一些人在學術圈求職失敗後終於決定離開了。這也許就是我們在短期內可以期待的變化：一些人拒絕被進一步剝削，還有一些人拒絕進入這個領域。
但在制度上，我沒有看到任何改變的跡象。朋友們都來祝賀我出版了這本書。但此後，我那些當老師的朋友依舊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抱怨連連，做行政的朋友在面對大學的經濟缺口時依舊感到無能為力。至於那些當權者，我根本不期待他們會伸出援手。
【 獨家記憶 】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這本書的後記誠實得令人心碎。能否談談你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作為曾經在高等教育系統中掙紮，卻仍舊想要投身其中的人來說，這種寫作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柴爾德裏斯： 這項研究和寫作工作讓我感到非常愉快。它讓我回到了自己的博士經歷中。我試圖了解一種文化是如何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並試著以一種巧妙的方式來傳達我的想法。
但剩下的事情，包括接受我自己失敗的職業生涯，認識到我的行政工作是多麽令人不滿，這些直到現在都很難。 我繼續羨慕那些事業有成的學者，繼續為我那些做兼職教師的朋友們感到憤怒，因為他們的未來毫無希望，也繼續對我那些擔任院長、教務長和大學校長的同事們感到失望，因為他們聲稱我們期待的這些改變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所有的工作都是人類的工作，都需要感性和理性的參與。可以說，我對自己曾經傾註畢生精力的工作已經沒什麽好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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