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英語教師阿伊莎·沙克法（Aisha Shaqfa），今年31歲。她和家人住在巴勒史坦加薩走廊最南部、靠近埃及邊境的城市拉法（Rafah）。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越境突襲以色列、殺害1200余名以色列及外國公民後，以色列旋即對加薩走廊展開報復性軍事打擊。據加薩衛生部數據，截至2024年6月12日，加薩已有超過37202人被殺害，另有84932人受傷。
以軍沿加薩走廊自北向南進行地面行動，加薩人也自北向南不斷逃亡，最多時有140多萬人聚集在拉法避難， 拉法因此被稱為「加薩最後的避難所」。
戰爭爆發後，阿伊莎的工作難以為繼，生活陡然改變。她開始為難民營流離失所兒童做心理援助，以此作為戰時生活的精神支柱。
過去8個月以來，我們一直和阿伊莎保持著聯系。 她常常在通訊軟體裏發來斷斷續續的語音資訊，描述她的日常，關鍵詞通常是轟炸、缺水、恐懼與熟人的死亡，但也偶爾有笑聲、友誼與希望。
2024年4月中旬起，以軍稱要對盤踞在拉法的哈馬斯24個營中最後6個營進行清剿，因此將在拉法展開地面軍事行動， 百萬民眾開始從「最後的避難所」撤離。阿伊莎和家人也不得不離開家園。此後，她幾度消失在通訊訊號的黑洞裏。
我們根據對阿伊莎的語音采訪和通訊整理了這篇口述，描述她所見證和親歷的戰爭。
口述 ｜ 阿伊莎·沙克法
采訪整理 ｜ 程靖
編輯 ｜ 徐菁菁
阿伊莎
從拉法撤離之前，我往行李箱裏裝了幾條裙子。一條是我一歲半時穿的小裙子，我想以後有孩子了，留給我的女兒穿；另一條是我媽媽結婚時穿的裙子，超級美，還有一條純手工制作的巴勒史坦傳統紋樣長袍，是我媽媽為我人生的「大日子」準備的。
我還拿上了五本書、從加薩海灘上收集的貝殼、我的學生和朋友們給我寫的卡片——簡而言之， 我「生活中的所有玫瑰」。 未來如果離開加薩，我想把它們都帶走。我的行李裏，既有我的過去，也有我的未來。
我們一家人要撤到汗·尤尼斯（Khan Younis）市，那是拉法以北的一座城市。那裏的網路幾乎已經被摧毀了，我很可能失聯。所以走之前，我一直在給親友們發資訊，告訴他們我去了汗·尤尼斯，如果我沒有訊息，也不要太擔心我。
現在，汗·尤尼斯是以色列軍方劃定的「安全區」，但鑒於他們在拉法劃定的安全區也發動過襲擊、也死過人，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夠活下來。 如果我不幸死了，你們悼念我的時候，記得要用我選的這一張照片 。
我叫阿伊莎·沙克法，是一名巴勒史坦難民女孩，今年31歲。 從小我爸爸就告訴我，要牢記我的「難民」身份。
我的祖輩來自加薩以北拉姆勒（Ramle）附近的一個村莊 （編者註：拉姆勒如今在以色列境內，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 。小時候，爺爺經常說起1948年「大浩劫」期間，他和家人逃難的情景：那天我的曾祖母正在廚房裏做飯，留下火堆和鍋裏的飯菜就走了，此後他們一生再也沒有回去過 （編者註：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國，埃及、約旦等國於次日向以色列開戰。這場戰爭連同1947年起因反對聯合國分治決議而爆發的巴勒史坦內戰，共導致約75萬巴勒史坦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期間約400個巴勒史坦城鎮和村莊人口銳減或被摧毀。巴勒史坦將以色列「獨立日」的次日5月15日作為「浩劫日」，即「Nakba Day」） 。
我的父母都是「大浩劫」後出生的。爸爸今年71歲，他在難民營裏長大，早年在加薩的聯合國近東巴勒史坦救濟和工程處（UNRWA）建立的學校當數學老師。上世紀80年代，以色列允許加薩人出國務工，爸爸就去沙烏地阿拉伯教書，把掙的錢寄給他的兄弟們，讓他們能夠有錢搬出難民營、在好一點的地方結婚成家。
我出生後不久，我們全家從沙烏地搬回了加薩。1997年爸爸在加薩經濟部謀了一個職位，直到2011年退休。爸爸把掙的錢都投入到了房子和孩子的教育上。他給我們修建的家距離海濱只有兩公裏，房子很寬敞、設施很齊全。他還把我們8個孩子都送進了大學。我們兄弟姐妹中有審計師、工程師。雖然我媽媽結婚前是一位化妝師，婚後就開始照顧家庭了，但我們家新一輩的女性中除了一個姐姐也是家庭主婦以外，都在工作。我有一個姐姐是計畫經理，另一個姐姐是教殘障學生的老師。
和我的祖輩、父母一樣，加薩是我離不開的故土。本科英語教育專業畢業後，我拿到了土耳其政府的獎學金，在土耳其伊茲密爾（Izmil）的一所大學讀了沖突和解碩士計畫。 留學的那段時間是我人生中最的快樂時光。在伊茲密爾，我第一次看見雪，我靜靜地站在視窗看呆了，連那天的土耳其語課都沒去上。
畢業以後，我確實考慮過留在土耳其。我適應那裏的生活，我也希望能自由地飛去不同的國家旅行，可是加薩連機場都沒有 （編者註：巴勒史坦領土唯一的機場位於拉法，1998年投入使用，2000年10月被以軍關閉） 。那 時，爸爸和我說，「你可以回來，也可以不回來，我給你選擇的自由。」 但我明白他話裏有話。我有一把爺爺老家房子的鑰匙，家人在我出國留學前把它做成了項鏈送給我，讓我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和祖國。
回到加薩後，我做過不同的工作：我為一家人力資源公司做英語演講培訓，同時進行著一項針對加薩走廊私營企業氣候適應問題的調研。我想做更多的事。2023年9月25日，我參加了聯合國近東巴勒史坦救濟和工程處英語轉譯職位考試。那次考試裏，50個人競爭1個崗位，但我經驗很豐富，考得很好。
我一心期待面試通知，可2023年10月7日，我的人生被打斷了 ：那天清晨，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 （編者註：「阿克薩洪水行動」是哈馬斯對10月7日襲擊的稱呼） 後不久，整個加薩的學生、老師、職員，都被告知回到家裏呆著。 接著，以色列空襲了加薩走廊北部和中部的加薩城（Gaza City）。
阿伊莎在拉法的家裏寫文書 （受訪者提供）
在戰時
說實話，自2008年12月以來，我和我的家人經歷了6次戰爭，轟炸的聲音我們已經很習慣了，如果離得遠一點我們也能睡得著。 你知道嗎，密集的轟炸發生時，加薩的孩子們不會嚇得顫抖，也不會躲進媽媽的懷抱，而是要跑去視窗看， 「是清真寺被炸了嗎？還是哪裏？」他們一點都不驚訝。
但這場戰爭和過去都不一樣。
10月9日，加薩知名記者、哈姆薩新聞（Al-Khamsa News）的主編薩伊德·塔維爾（Said Al-Taweel）就遇難了。我和他關系很好。他的離去對我來說是悲傷的開始。
10月22日，我發小的家被轟炸了。從我家客廳的視窗就能看到那兒。轟炸發生在那天傍晚，天黑之前。那時，她和丈夫、孩子都在醫院，逃過一劫。但她媽媽和妹妹都死了，丈夫的父親也死了。 她妹妹才17歲，剛剛透過了巴勒史坦高考，以後想做一個醫生。至於她母親，那是一位美麗善良的女士，我叫她「阿姨」，小時候總吃她親手做的飯菜。
兩天以後，10月24日，我堂姐和她一家人遇難了，在他們認為安全的避難所。我都不敢把這個訊息告訴媽媽。
12月6日，我聽說加薩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和知識分子裏法特·阿拉里耳（Dr. Refaat Al-areer）也死了。
裏法特·阿拉雷爾（右一）（來源於網路）
我第一次見到裏法特的時候17歲，是在拉法的一個英語培訓班上。他突然出現在教室裏，我們很驚訝，都瞪大眼睛看著他。他說：「女孩們，我們會相處得很好的。」我們都笑了。他很幽默，也很和善，但非常嚴格，8點，他會準點出現在教室，絕不允許遲到。
裏法特是加薩伊斯蘭大學的英語文學教授。在他出現前，我只是在學習英語這門課而已。 但他對英語的理念改變了我。
裏法特說，外界普遍認為巴勒史坦人「生活裏只有沖突」、「住在難民營裏靠援助過活」、「傾向於使用暴力」，而且「不了解世界」。 但我們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樣，有許多人性的共通點：我們都會開心、都會悲傷、也都會憤怒；不是所有人都愛好暴力，很多受過教育的巴勒史坦人愛好和平，希望全人類都實作和平。而一個英語說得很好的人能夠向世界傳遞巴勒史坦人正確的形象。比如說，英語讓我認識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也讓我認識了你。
總之，上過裏法特的課之後，一個「新的阿伊莎」誕生了。
可是現在他死了。他生前在加薩城的一所聯合國學校避難，收到了以軍透過網路和電話發來的死亡威脅。此後，他離開了學校，回到了他姐姐家，在那裏遭遇了轟炸。同時死去的還有他的哥哥、姐姐和他們的四個孩子。
我必須慶幸，迄今為止我還沒有失去最親密的親人。我家裏原本只住了四個人：爸爸、媽媽、弟弟和我。10月9日那天，我的一個姐姐和她丈夫最先逃難住進我們家。又過了三天，另一個住在工業區伊比納（Ybina）的姐姐一家人也來了。他們家已經被轟炸摧毀，她兒子也受了傷，好在傷勢不太重。到拉法的時候，一家人從頭到腳蒙著黑色的灰塵，就在來的路上，他們剛剛目睹鄰居一家被爆炸撕成碎片。
10月中旬，加薩的天氣開始轉涼。我侄子想讓他爸媽回家取些厚衣服，但誰敢回去呢？親愛的，你真的沒法預料下一次爆炸會是哪裏。位於北加薩的賈巴利亞難民營（Jabalia Refugee Camp）的市場就是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轟炸的，50多個人被殺死了。以色列軍方還用了一種新的策略，叫做「火帶」：他們會同時轟炸同一街區的幾所房屋，加薩城的裏瑪爾（Al Rimal）街區就是這樣被徹底摧毀的。 現在每次洗澡之前，我要祈禱無數次才敢開始：我不希望在死去的時候渾身赤裸地被人看到的，好歹讓我把澡洗完，把衣服穿上吧！
「老好人」
從拉法撤離前，我家已經住了31個家人。最大的一間屋子睡了7個人。事實上，還有更多的人願意付高額的房租，想要搬進來。 爸爸都拒絕了：「我也想做好事，但如果我們家因為別人的原因被轟炸了，我該找誰負責？」
過去8個多月裏，我的生活基本是這樣的：每天清晨4點，我會起床做第一次祈禱。然後我需要睡個回籠覺。持續的戰爭下，市政早已完全停擺。拉法路上垃圾堆得到處都是，肆無忌憚的蚊蟲和轟炸聲一起，讓我沒有一夜能睡安穩。
阿伊莎現在住的家附近 （受訪者提供）
起床後，我會洗碗，做早餐。以前我們能領到一定量的援助物資，有面粉、食用油和糖。而且加薩的市場裏什麽都有，不同種類的起司、新鮮的水果蔬菜一應俱全。我有收入，我們能吃得很好。
現在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許多援助物資被倒賣，領到的援助變少，蔬菜水果的價格更是漲瘋了。 最誇張的時候，橙子1.5美元一個（1美元約合人民幣7.25元），西瓜20美元一個，一罐250克咖啡粉一度漲到33美元。媽媽喜歡吃香蕉，3美元一根，我只給她買，自己再也沒吃過，畢竟，不吃香蕉也不會死。草莓、獼猴桃、巧克力、蛋糕……這些東西我想也不敢想。
我們每天的主食是姐姐做的面餅。她和完面，把面團送到街角烤餅的大姐那裏去，家裏沒燃料，烤不了。我們吃餅子只能配罐頭，偶爾能吃到馬鈴薯、黃瓜和番茄。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把很多積蓄都花在了吃飯上，誰也沒有料到戰爭會持續這麽久。
在家裏，我總能聽見我姐姐吼她的孩子：「別換這麽多衣服，洗不了！」水電供應早已被切斷。 每天早晨，家裏的男性晚輩要去街上排隊取生活用水。這是一項繁重的工作。我們家31口人一共用27個水桶，容量從20升到40升不等，灌滿這些水桶要花6美元。取水的隊伍總是很長，人們總是因為排隊問題起沖突。我們還有一個1立方米的水箱，每周兩次會有人送水來，每次要付30美元。
好好洗一次澡已經成了奢望。 現在天熱起來，我一周最多能洗兩次澡。我很幸運，戰前我正好剪了短發。 為了不長虱子，我每次去拉法市區，還會找地方把頭發再剪短一些。城裏的理發店不再開張，但你能在難民帳篷裏找到流離失所的理發師。
市政供電在戰爭開始後第四天（10月11日）就中斷了。為了保持通訊，前幾個月裏，我只能到處找地方花錢給手機充電。今年2月，我哥哥和我各拿出了一大筆積蓄，湊錢買了一塊太陽能電池板。我們終於可以在家裏給手機充電了！ 5月初，我們又用戰前10倍的價格買了4塊電池，把電池板和電池搭配起來，「發明」了一個發電機。我們還用不了電扇和冰箱，但至少可以開燈了！整整7個月來，每天晚上我都坐在黑暗裏思考，我的眼睛甚至已經不再適應燈光。
水電食品的缺失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媽媽該怎麽辦。媽媽有糖尿病、高血壓，也有心臟病，她中風過三次，生活難以自理。她的藥是在拉法的聯合國醫院拿的。撤出拉法後，拿藥變得很困難。戰爭期間她精神壓力很大，兩次因糖尿病而昏迷，其中一次血糖過低，感覺她快要死了。
「我想回到孩子們身邊」
轟炸開始後，我的一切工作都暫停了，面試也遙遙無期。
但去年11月起， 我有了新的任務：我加入了一個援助組織，去拉法的各個避難所幫助流離失所的兒童。
今年5月以色列在拉法的地面行動開始前，拉法都是「安全區」。 沒有地面軍事行動意味著沒有士兵和你面對面。滿載了逃亡人們的麵包車源源不斷進入拉法，有些人住在聯合國學校改成的避難所，其他人住在街邊的帳篷裏。海灣國家捐來的帳篷品質還不錯，但許多「帳篷」事實上就是一塊布、用幾根桿子撐在街邊，冬天下雨的時候，水會從四面八方滲進去。
每天，我都會路過數不清的帳篷，目之所及都是垃圾、垃圾、垃圾。住帳篷的孩子臉上很臟，頭發也很臟。婦女拎著水桶在街邊洗衣服，生起篝火做飯，用桶給孩子上廁所。我沒見過哪一個帳篷有足夠的睡墊。我見過一個家庭有8個人，每個人輪流睡那唯一的一張床墊，其他人就躺地上。
流離失所者的帳篷 （受訪者提供）
我們每周到避難所工作五天。這些地方和我家的步行距離都在10到30分鐘之間。走在路上，有時我能聽到有炸彈落在不遠處的一個地方。 每一次我都害怕極了，但只能調整一下呼吸，硬著頭皮繼續走。只要到了聯合國學校裏，我懸著的心就能落下了，我想，這裏比街上、甚至比我自己家裏都安全一些。
但聯合國學校有另一種危險，那就是極度糟糕的衛生條件。每座學校裏都擠進了上萬的男女老少，大家共用5、6個廁所，沒有水可以沖洗。 每個去過的同事都告誡我，「廁所裏面太惡心了」。在學校裏避難的婦女會和我哭訴，「我們實在忍受不了這裏的廁所了。」我只能安慰說：「這只是暫時的。」我想給她們一些希望。但事實上，我甚至沒有勇氣進那些廁所。我也害怕得傳染病，每次去學校都會戴上口罩。
在避難所裏，我們會帶孩子們做遊戲，這是他們難得能做回孩子的時刻。 我們的遊戲包括「放電影」「降落傘」。「降落傘」的意思是讓孩子們圍成一圈，抖動一塊狀似降落傘的尼龍布，也可以變換出多種玩法。此外，我們還會唱歌、跳dabke（一種阿拉伯舞蹈）。
我很擅長和孩子打交道。別的同事處理不了的調皮孩子，我都能相處得來。我最喜歡的孩子是馬利克（Malik），他有多動癥，實在太調皮了，連他媽媽都受不了他。但他其實很聰明，他的能量被誤解了。 我仔細聽他說話，就知道他什麽都懂。他也很愛我，每次我離開學校時他都會緊緊地擁抱我：「你明天一定要來啊！」
在去過半年裏，我想盡了一切辦法讓這份工作繼續下去。最難的是籌錢。我最早加入的援助組織從我們街區撤了出去，於是我和同事組織了自己的團隊。 我寫了一份計畫策劃，見了好多援助組織，人人都稱贊我做的事，但沒有一個人給我錢。
就在我走投無路，決定把我的金耳環拿去賣掉的時候，我在加薩最好的朋友聽我說了這件事，拿出了她存了很久的400美元積蓄借給我。後來，一位在法國的朋友也借給我1040歐元，我們把錢轉到加薩，光手續費就扣了100歐元。再後來我又拿到了一個科威特朋友的2000美元的資助。 我用這些錢購買了遊戲的材料，也給團隊成員發一些補助，這樣他們可以給家裏人買點物資，把生活繼續下去。
阿伊莎（左起第五）和同事在聯合國學校和孩子們做遊戲（ 受訪者提供）
在我們的團隊裏，有人負責和孩子們做遊戲，有人負責拍攝工作照和視訊，還有一個女孩很會寫作，記錄人們的故事。 我知道很多人倡議說，要記錄戰爭中死者的故事，因為他們不僅僅是國際新聞裏的一個個數位，但我想，艱難時日裏活著的人的故事，也同樣值得被世界看到。
新家
5月19日，我在汗·尤尼斯街邊的「網咖」裏給你發訊息。這裏能付錢充電，充一次手機1個謝克爾（約人民幣1.93元）。這裏能上網，但網路不好。我給你發的訊息有些發出去了，有些沒發出去。 而且這裏距離我現在住的地方有3公裏遠，路上全是廢墟，走過來要1小時。
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因為之前的轟炸，窗戶沒了，只能弄幾塊布做遮擋。還有一個帶陽台的房間，墻壁沒了。我姐姐住那塊兒，幹脆沒有掛布。 她說，現在家裏住著好多非直系男性親屬，她在家裏也要穿戴整齊，和在街上沒有區別，幹脆敞著通風。萬一掛上了布，有人忘了這裏沒有墻，很容易跌下樓去。
我總是對自己說，也許有一天我會醒來會發現這只是一個夢。有時候我早上醒來，看到家人都在身邊，會不由地細細揣摩「活著」的感覺。 爸爸和弟弟還留在拉法的家裏，我每天早晨都想給他們打電話，確認他們是不是還活著。拉法在被轟炸，我們在這裏都能聽到聲音。等我回去的時候，我可能就沒有家了……
但現在我越來越不害怕了，如果輪到我們了，那就這樣吧。6月初，我收到了壞訊息，我之前提到過的那位的鄰居發小、「阿姨」的女兒和她的孩子也遇難了。 我相信她們一定是去了更好的地方。
我聽過一首歌，叫「親愛的朋友，來杜拜！」（Habibi，come to Dubai）。杜拜是個美麗的城市，我看過紀錄片，那裏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因為杜拜的旅遊業很發達，這首歌名變成了一個梗。
我想換個說法：「親愛的朋友，來加薩吧！」和杜拜不同，加薩不是旅遊目的地，而是一個「冒險」的地方，這裏有非常對立的東西——有生命也有死亡。我希望你可以吃到我媽媽和姐姐做的美味餅乾。如果你來的話，我願意把我的房間讓給你住。如果你夠勇敢的話，可以考慮來嗎？也許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我會無比開心地在這裏迎接你。
阿伊莎與廢墟合影，樓板上的字為「當一無所有只剩希望，那希望也帶著痛苦」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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