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今天是金庸先生誕辰百年紀念。七年前，本刊記者曾前往香港追尋金庸的蹤跡，與和他交往過的人談論他的往事。在向來被視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出了一朵絢爛的花。香港人也把金庸這個「造俠者」直接當成「大俠」來膜拜。今日，我們重發舊文，致敬這位香港傳奇，也致敬這位華人世界的「大俠」。
文｜蒲實
「造俠者」金庸
1948年，在香港復刊的【大公報】調查良鏞來香港上任。那年他24歲，行裝簡單，一句廣東話也不懂。從上海起飛後，他才發現自己身上沒有一分港幣。幸而鄰座同行、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借了他10塊港幣，到香港後他才能搭船過海和乘坐出租車。坐上白牌出租，他用帶著艾寧鄉音的普通話告訴司機「去餐館」，司機卻帶他去了「差館」（警署）。
查良鏞描摹1948年的香港，「還比較落後，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那個年代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香港人告訴我，今天已高樓林立的沙田一帶，那時上學還要經過一條條水田間的田埂；而那時度過童年的人，都記得很多時候在街頭玩耍，父母做小販在菜市場賣東西的情形。
這種感覺在今天的國際大都會已全然不復存在，倒是在一些貼滿港式茶樓墻壁的黑白舊照片裏，還能尋覓到一些過去漁港城的蹤影；或是在遠離足可引發密集恐懼癥的高密度高樓區域的香港郊外，像西貢這樣的地方，還有停泊在海港的漁船、夜裏吹著濕熱海風的露天海鮮大排檔，以及張燈結彩迎接香港回歸20周年的村莊。連他自己也未想到，他會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一住70余年。
當時的他懷一顆北望神州之心，依舊抱一個外交官之夢，在【大公報】做電訊轉譯、編國際新聞版，時常在報上發表有關外交和國際法方面的文章。1950年，外交部顧問、國際法專家梅汝璈曾邀請查良鏞北上，協助梅的外交工作，他毅然決然前往。在北京見過梅汝璈後，查良鏞又去外交部找時任周恩來的秘書喬冠華。喬冠華雖表示歡迎查良鏞，但也坦然告知，他應去讀人民大學的幹部培訓班。
查良鏞這才意識到，「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香港式」思想行為究竟是什麽，查良鏞後來有過一些零星的解釋。他覺得「一般香港人坦誠直率，重視信用，說話可靠，我很快就喜歡了他們，覺得香港的人際關系比上海好」。
重返香港【大公報】後，查良鏞繼續轉譯和編輯國際新聞。1952年，他轉到了剛創辦不久的【新晚報】編副刊。在【新晚報】，查良鏞開始在副刊以「姚馥蘭」（英文「your friend」的諧音）撰寫專欄「馥蘭影話」和以「林歡」的筆名撰寫影評，發表在【新晚報】「下午茶座」的欄目裏。
20世紀50年代，看電影還是一件相當奢侈的事，並非人人可以常看得起，衛星電視也還未出現，對大眾來說，閱讀報紙，特別是報紙副刊，是最為流行的休閑娛樂方式之一。在這個時候，他就已經轉譯了大量美國劇作家和電影評論家的電影理論，比如【好萊塢的男主角】（上、中、下）、【論碼頭風雲】（上、中、下）和【美國電影分析】等。
除了寫和轉譯影評，查良鏞還寫電影劇本，20世紀50年代初給長城電影公司寫了【絕代佳人】【蘭花花】等劇本。當他不久後開始用筆名「金庸」寫武俠小說時，他的敘述和結構很多時候都已有了電影的語言和手法，比如屋外的人如何去看屋內發生的事情，【神雕俠侶】中圍爐討論神雕大俠的場景，【雪山飛狐】中羅生門式的故事方式等。
這個時期，他的轉譯作品相當多，涉獵的知識領域極廣。他以「樂宜」的筆名轉譯了美國記者貝爾登的長篇紀實報道【中國震撼著世界】，在【新晚報】上連續刊登。隨之，他又以「樂宜」為筆名轉譯了美國記者哈羅德·馬丁的【北韓美軍被俘記】和R.湯姆遜的長篇報道【北韓血戰內幕】等。
在【新晚報】，查良鏞認識了主編羅孚和梁羽生。梁羽生是廣西蒙山人，抗戰勝利後，梁羽生到嶺南大學讀書，1949年到香港定居。他與查良鏞情趣很相投，查良鏞時常尊他為「梁兄」。
與梁羽生是「忘年交」的香港天地書店總經理孫立川告訴我，梁羽生實際與查良鏞同年，也是1924年出生的，只比金庸大一個月左右，但當年為了避抓壯丁，曾經改過出生年月。他們兩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棋迷，經常閑來就擺起棋局互爭高低，也都在【新晚報】上發表棋話。兩人也都很愛讀武俠小說，如白羽的【十二金錢鏢】、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讀完一部，兩人互相交流心得，聊得很開心。但那時，兩人都沒有想過會寫新武俠小說。
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是武館林立的，現在也依然有一些零星的武館還留存著。孫立川告訴我，「武館，或叫功夫館的傳統，在香港根深蒂固」。這些社會團體通常打出強身健體的旗號，但在社會不安定的時候，武功也可作傍身用。這樣的民間傳統，至今也可在街頭不經意的角落找到一些痕跡：清晨走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外，兩人高的李小龍銅像下，全是練習太極、劍法和拳術的老者。那時香港武術會的流派很多，除了太極拳和白鶴派，還有詠春拳派、少林派等很多種。
早在梁羽生和金庸寫武俠小說之前的民國時期，香港人、廣東人就非常熟悉還珠樓主和白羽，也熟悉黃飛鴻、葉問、洪熙官等這些人。但香港報紙那時連載的舊武俠，大多是粵語方言，發表在粵語報紙上；寫作主題大多是地方武林恩怨、私家情仇，其主人公也多是廣東好漢。當時，香港有兩位著名的拳師，一個是太極拳掌門人吳少儀，一個是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1953年，這兩位拳師決定比武打擂。香港當時規定不讓打擂台，就由他們都比較熟悉的澳門名士何賢先生（澳門前特首何厚鏵的父親）來主辦，擂台設在澳門新花園。
香港市民紛紛熱議這件事，【新晚報】所出有關比武的【號外】總是瞬間搶購而空。總編輯羅孚決定趁此熱鬧，搞一個武俠小說連載，促進報紙銷路，就找梁羽生來寫。梁羽生並不怯場，一口承應，只醞釀了一天時間，【龍虎鬥京華】就開始見報並一路連載下去。【龍虎鬥京華】一問世就大受歡迎，人人爭讀，梁羽生也聲名日隆，同時為很多報紙炮製武俠。他由此開創新武俠小說的先河，則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孫立川說，對新武俠小說誕生的時間，現在通行說法是1954年1月20日，以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姓名標示的【龍虎鬥京華】第一篇為開端。但實際上，在陳文統的散文集裏，他早些時候就曾以「梁羽生」的名義寫過關於陳家太極拳的文章了。
梁羽生寫不過來，羅孚就找到查良鏞，讓他給【香港商報】寫急要的武俠小說連載。他取筆名「金庸」，將童年在艾寧老家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邊露營，半夜裏看到的滾滾怒潮，以及他聽到的關於乾隆的稗史傳說，寫成了【書劍恩仇錄】。從那以後，查良鏞開始有了另一重更為人們熟知的名字和身份：金庸。
【書劍恩仇錄】涉及的主要歷史人物是乾隆皇帝，敘述以虛構的江南世家子弟陳家洛為首的「紅花會」群英的反清復明大業，穿插陳家洛與乾隆皇帝私人之間的奇異關系和恩怨。小說開頭第一句即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陜西扶風延綏鎮總兵衙門內院……」有一種讓人難分真假的「可信性」。他在這本小說的後記中寫道：「歷史學家做過考據，乾隆是艾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香妃被皇太後害死的傳說也是假的。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但寫小說的人喜歡。」正如內地專門研究金庸武俠小說的研究者陳墨所評述的， 這本小說打破了歷史與傳奇之間的界限，讓歷史與傳奇人物在藝術假定的情境中合二為一，體現出金庸「在實有與虛妄之間」的功夫。
梁羽生和金庸創作武俠小說時，都處在一個副刊小說高度市場競爭的媒體環境裏，兩人相互間也有很多砥礪。梁羽生的國學基礎更加深厚，比較恪守傳統；金庸則因為看過很多電影、寫過很多影評，寫東西比梁羽生好看。梁羽生自己評價，「梁羽生的名士氣味甚濃，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的影響較重。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之處，如【七劍下天山】對【牛虻】的模仿，以及近代心理學的運用等。但大體說來，「洋味兒」大大不及金庸。作為新武俠小說的「催生婆」，羅孚說那段時間，「金梁並稱，一時瑜亮。也有人認為金庸後來居上。這一步，大約是兩年」。
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俠橫空出世的20世紀50年代，香港的文化氣候也在劇變中。香港知名作家、明報出版社和【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告訴我，香港當時流行三種語言——普通話（有些還用文言文）、廣東話和英語，主要是廣東話和英語，除了南來香港的，很多人不怎麽懂普通話。而金庸的文字都是純粹的漢語，實際上這個純粹的漢語是從明末清初的筆記文學傳統出來的，又吸收了漢語現代文學的詞匯和語法，「哪個章節獨立起來都像是一篇優美的散文，達到了錢鍾書先生所說的‘清通’的境界，沒有一點雜質，很通透的」。這對當時的香港來說，突然看到那麽規範的文字，「非常新鮮」，又「特別吸引人」。
不僅如此，1949年前後的香港，社會和文化都在劇烈變遷中，大批商人、文化人、政治家和他們的財富一起湧入香港，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說既吸收了中西文學的藝術經驗和敘事技巧，如心理描寫、審美抒情，又繼承了古典章回小說的形式，間有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和典章文物、歷史名人、內地風光，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鄉愁。
金庸武俠小說裏的地理範圍，大大開拓了香港人的閱讀空間和想象邊界。他的武俠小說不僅涉及江湖，也涉及江山。我們跟隨【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從回疆戈壁遊歷至秀麗江南，跨越中原的華山、嵩山、蘭封、泰山，抵達北京紫禁城、東北長白山；也跟隨【射雕英雄傳】的郭靖，從蒙古大漠來到中土江湖；還跟隨【天龍八部】的蕭峰，壯遊遼闊的大理、西夏、宋朝與遼國，或者【鹿鼎記】裏的韋小寶，去往山海關、紫禁城、江南，遠赴台灣和莫斯科。
這些「萬裏江山」的宏大空間，不再像香港過去的小說家那樣僅限於私仇家怨，囿於一偏僻山村或一都市庭院，而是將整個中國古代史的疆域和風光隨人物的足跡如畫卷般慢慢展開。這些小說，在20世紀50至60年代它所風靡的香港社會，以及從香港放射線出去的東南亞和世界華人群體中，勾勒出一個磅礴的、史詩般的民族想象。
羅孚評價，「如果沒有香港，沒有金庸」。那個年代的香港，街頭巷尾的人都在談論金庸的小說，甚至「談到正事，談到政事，也往往要參照金庸武俠小說裏的人和事來教訓。仿佛那些武俠小說，都是現代社會的【資治通鑒】，而且他們談得非常正經」。香港人把金庸這個「造俠者」直截了當地當作「大俠」，對他崇敬有加，甚至認為他應該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
其實，在那個資源尚還貧瘠、充滿著高速發展的混亂與不公的香港社會裏，壞人得惡報、好人得福報的是非分明世界，無疑為市民提供了心靈慰藉。但更深層次的心理也許是，對具有數千年封建傳統和非法治文化的中國人來說，一方面，江湖的叢林法則符合中國人強者為尊的認知，另一方面， 每一個怯懦無助、毫無安全感的人，實際上又都在幻想著俠義的救星，扶危濟困。這種文化遺傳和審美定勢，與中國人骨子裏卑怯自我的本能幻想相結合，才使武俠小說源遠流長。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展廳入口處，有一篇金庸為展覽所寫的前言。他寫道：「宋朝蘇東坡當年遠離故鄉到嶺南，曾在一首【定風波】詞裏寫道‘此心安處即吾鄉’。對香港來說，我也是一個移民。」但他住得「很是心安」，「慢慢也就把香港視為我的第二故鄉」。那個南來的白手少年，已立業香江樂太平。
閱讀金庸
以香港為樞紐，金庸的讀者遍布世界各地，構成了一個「想象的文化共同體」。
香港金庸館裏陳列著一套1968年金庸寫【笑傲江湖】報刊連載時的手稿，描寫的是令狐沖辭別任我行和向問天之後的一段遭遇，這個情節在後來出版的【金庸作品集】【笑傲江湖】的第22回已做了修改。從原稿從左至右豎著書寫的手稿中，可見他習慣把每頁的開頭和最後兩行留空，而他在用鋼筆書寫的過程中，幾乎一氣呵成，沒有太多地方需要改動，可見他文思敏捷和駕馭文字的能力。
館長林國輝告訴我，獲得這份珍貴手稿的歷程，非常不易和意外。籌建過程中，「我們知道金庸先生在新加坡辦了一個【新民月報】，就到新加坡那邊的報業集團聯系，看他們的檔案，希望可以找到他在當時辦報時候的一些報紙內容，另外看是否有一些手稿留存可以展出。很幸運，我們在一些老報人手上發現了竟然在新加坡留下來的手稿」。
作家的手稿是最難找到的，「報紙連載的小說，作家一般都不註意保存這些手稿。很多手稿送到報社去，排紙坊的工人就把它一條條剪下來，方便排稿，幾個工人，每人拿著一小部份的手稿排，排完再拼到一起，變成報紙印刷用的排版」。經過工人這樣的處理，很多時候手稿也就被丟掉了。「在香港的收藏家那兒想找都找不到的手稿，卻在新加坡那邊的考察中找到了。」在新加坡，林國輝他們還找到一個金庸迷，「60年來一直保存著金庸辦的報紙的報道、出版的書，收集研究金庸的主要著作，有一本新加坡刊登的有關金庸先生訊息的剪報」。
1967年，金庸以查良墉的本來身份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當地的商人合作創【新明日報】，查良鏞占最多股份。兩份【新明日報】起初用的同一個版，內容相同，後來新加坡獨立後，兩地政府的政策不同，就分了不同內容的「新版」和「馬版」，但副刊、小說的稿件港、新、馬相同。這兩份報紙很快都躋身當地三大銷量最多的報紙行列。那時候，金庸總是為他新的報紙特意寫一個新的武俠小說，讓還沒什麽知名度的報紙可以先有一個讀者群，將經營維持下去。【新明日報】創刊的時候，他就特地去寫【笑傲江湖】。當時金庸已經是一個很出名的作家，大家很喜歡看他的作品，所以【笑傲江湖】就成為日報的亮點。
潘耀明告訴我，2015年金庸武俠小說創作60周年的時候，【明報月刊】和【明報】曾參與發起向世界華人征集金庸閱讀史的個人故事，集結獲獎文章出版。在這本題為「我與金庸」的個人閱讀史作品集裏，一位印度尼西亞的讀者敘述，讓我印象深刻。他寫道，1966年，印尼的華校被軍政權關閉，他小學四年級沒有讀完就在家無所事事，只能整天困在家裏的藏書堆中，閱讀連環畫與紅色小說。那時，印尼時局混亂，雖然禁傳華文的條例已經公布，書店都關門大吉，但仍然有些書攤在租借華文書。可他們也不敢亂闖重禁區，就特意回避內地書，而轉做港台書的生意。他就從那時起，開始接觸「金庸」這個名字，開啟了別樣的閱讀。
他沒日沒夜地狂讀，熬夜時怕家人發現，就用厚皮紙把燈泡蓋住，只留一小圈黃光照書頁，也導致以後的近視。那時他已轉讀印尼文學校，華文教育一片空白，但他一直不放棄閱讀金庸。就是在那段歲月裏，武俠的閱讀滿足了他對中文世界文化的渴望。透過金庸的書，「我收獲了豐富的文化盛宴，從中國地理、歷史、民俗讀到學教幫派的知識。半新半舊的語言，還有不時插入的古詩詞，無形中提升了我的中文程度」。歷史的荒謬恰恰就在於，那些「左」傾的華校教育一直讓學生與武俠絕緣，恰好是華教的中斷，讓他的閱讀書目裏有了「武俠」和「金庸」這個名詞。
有意思的是，金庸的武俠不僅在華人世界流動，譯本也在印尼文讀者中風靡一時。粗糙的小譯本不是在書店裏銷售，而是靠散布在城市角落的借書攤，滲入到家家戶戶。金庸在報章連載發表時，印尼文譯本居然也緊跟在後，那邊一發表，這邊即時轉譯出，一個月後就出一本小本子，譯本的出版竟然比原版還快。這些人中，有不諳中文的華人，也有純印尼原住民；有底層民眾，也有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印尼前總統瓦希特和前國防部長。後來當【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時，越南有20多家中文、越文和法文報紙也同時連載；他的小說還被轉譯為泰國文。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子平認為，「閱讀的自由」一如「寫作的自由」，是金庸閱讀史中最重要的價值爭取。政治禁令常常將閱讀帶入沈重的歷史語境，或如東南亞國家對華文教育的歧視和限制。然而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在這些禁令的縫隙中生長，是因它充滿不可抗拒的閱讀快感： 它「是對現實不滿和抵抗的產物。想象一種與現實不同的俠義江湖，想象人間終究有情有義，不公不義可以得到‘詩的正義’的想象解決，這正是閱讀體驗中根本的‘愉悅’所在」。 金庸的全球華人閱讀，「集合」起一個被稱為「金迷」的「想象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裏，階級的分野被超越了，從大科學家、院士到小學教師、底層打工仔，莫不是平起平坐的金庸迷；性別的差異和語言的隔閡，也都被打破了。
金庸的武俠小說在20世紀50至60年代除中國內地外的世界華人群體中被廣泛閱讀，也與香港作為地理樞紐的文化放射線力緊密相關。曾在【明報】和多家香港電視台從事20多年傳媒工作的張圭陽博士，在他關於明報集團的研究論文中寫道，20世紀50年代，香港開始了經濟全面轉型。1950年6月北韓半島爆發戰爭，聯合國對中國內地實施貿易禁運，香港政府也相應要做出禁運決定。
「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個轉運港，貿易盈余主要依賴貨物轉口到中國內地。但是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內地實施貿易禁運，香港因而迅速轉變角色，由過去純為中國內地服務的轉口港進而發展工業。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香港工廠的數目由1952年的2088家發展到1958年的4906家，工業逐漸成了香港的經濟命脈。香港也發展成為世界各國貿易轉運的樞紐，在出口方面，美國漸漸成為香港的重要市場，而英國、馬來西亞和日本，也逐漸發展成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場。」
林國輝說，過去談到香港和世界的聯系，很多時候說香港是一個貿易、金融、交通通訊的樞紐，「但我們並未留意到，透過這些樞紐地位，香港也成為文化的樞紐」。過去幾十年裏，「香港透過我們的流行文化，比如金庸的武俠小說，與全世界不同地方的華人社會、海外華僑和全世界的讀者建立了一座無形的橋」。金庸的讀者遍及全球，不同階層的人都讀他的小說。有些海外華人不一定看過金庸的小說，可是他總有機會收看香港拍攝的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20世紀50年代）和電視劇（20世紀70～80年代），或收聽金庸小說的廣播劇。金庸的武俠，也成為「香港聯系起海外華人和世界的文化紐帶」。
與港澳台和海外的讀者相比，內地的金庸閱讀史就是後來才發生的事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內地人全然不知道香港有個金庸。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廣州【武林】雜誌連載【射雕英雄傳】，金庸武俠小說的流轉才走出了非民間渠道，在內地掀起了一股股熱浪。
「報業大亨」查良鏞
到熙熙攘攘的中環，沿著利源東街附近走幾遍，在環球大廈、渣打大廈、置地廣場、歐陸貿易中心這些高聳的商業大廈之間，只見一些零星的服裝品牌或西伯利亞皮草公司這樣的店面。瘦高艷麗的雙層路面電車是流動的廣告墻，開往銅鑼灣、北角各個方向，環球大廈邊一條不引人註意的小道通往天星小輪的港口和上山的纜車。極度悶熱中，天暗下來，下了一陣暴雨。人們擠在高樓的屋檐下躲雨，默默無言。
遙想半個世紀前，這裏曾是香港報館林立的「艦隊街」，紮堆擠滿了一間間字房和機房。那景象已被歷史拂去，全然不見，只能憑借想象了。在一個搭著腳手架、正在整修的大樓旁，有一條通往地下室「香港圖書中心」的通道，橙色的招牌倒有一種暖意，飄在大都會的浮華間。地下的圖書基本都是原版英文書，坐在窄小過道捧著書看的一兩個年輕人，就像從過去穿越而來的人。
1959年5月20日，35歲的查良鏞與中學同學沈寶新合資創辦的【明報】在香港登場。世人大多更熟悉他作為小說家「金庸」的身份，但實際上，金庸自己說，辦報才是真正拼了性命來辦的，寫小說卻只是玩玩。作為明報集團創始人、香港報業大亨「查良鏞」的身份，才是他一生功業的重點。
辦【明報】初期，查良鏞除了撰寫社評，也繼續用「金庸」筆名發表武俠小說的連載，透過武俠連載開拓新生的市場，【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人手少，他就如有分身之數，撰寫所有的版面都幾乎一人上陣：寫「三劍樓隨筆」的專欄文章，轉譯嚴肅的學術性文章和著作，在【自由談】上以「黃愛華」的筆名撰寫【祖國的問題】系列文章，以「徐慧之」筆名撰寫「明窗小劄」的專欄文章。
後來，他又創辦【明報月刊】（1966）、【明報周刊】（1968）和【明報晚報】（1969），在新加坡創辦【東南亞周刊】（1963）和【新明日報】（1967）。查良鏞以「一手寫小說，一手寫評論」，靠一支筆撐起【明報】大業，後無來者。一位資深香港媒體人告訴我， 查良鏞與【信報】創始人林行止都可謂香港文人一人辦報的「最後之人」，從那以後，都只有商人辦報；而現如今，香港幾乎已沒有可靠一支筆養活自己、獨立生存的文人了。
1959年，【明報】在港島中環開張。最初的編輯部可謂微型，沈寶新負責經理和發行，查良鏞兼任主筆和總編輯，還有一位詩人和後來【明報晚報】的總編潘粵生，僅僅4人。就在這一年內，香港新創刊的報紙就有10份之多，競爭也非常激烈，獲得市場一席之地很艱難。【明報】創業最艱難的時候，只剩下查良鏞和沈寶新苦苦支撐。那時他的家在尖沙咀，與中環的報社一海之隔，常常深夜忙完天星小輪已經停航，只能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才能渡海。
但那的確是一個報業的「黃金時代」。據資深香港記者和【明報】研究者張圭陽博士統計，整個20世紀60年代，香港共有108份報紙，多為同鄉合辦的「同仁報」。報業蓬勃發展，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辦報的成本相當低廉。兩三個報業同仁，籌集1萬元，向政府繳交報刊登記押金費即可。利潤卻是可觀的：以每份售價1角的報紙計算，報社可向報販回收六分四，紙價每張不到四五分錢。一份出一張紙的報紙，編輯部只要有三四個人便可以運作（新聞靠抄電台或約外稿），排字、印刷都可移交給專門承印報紙的印刷廠或排字公司去做。
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個20人的字房，一班便可以承包一份報紙的排字工作，報紙每日只需付字房70元至120元，印1萬份一張4頁的報紙，印費70元，每日向報社結算。當時，一份報紙只要能有1萬元以上的銷數，就可以只靠賣報紙的收益得以生存，完全不需要依靠廣告。
站在中環利源東街上，在路面電車駛過的陳舊又彌新的叮當聲裏，那些曾集中於此、承印報紙的字房和機房，似乎還留下機器開動的嘈雜聲，穿透時空交織於此刻的喧嘩中。遙想這一帶，曾經既有報社辦公的地方，也有專門為報社提供紙張、油墨的地方，以及排字的字房、版房、鑄字房和代報社印刷報紙的印刷廠。張圭陽告訴我，與報紙相關的辦公室與廠房一直延伸到鄰近的雲鹹街、荷裏活道一帶，在灣仔的修頓球場也有很多報社辦公室。
後來【明報】在1966年搬到很多外省人聚居的北角英皇道651號，又在20世紀90年代搬遷到更西的柴灣明報工業中心，一方面是報紙自身的壯大和地產投資的考慮，但另一方面，中環如今的地段全被購物中心、商廈與金融大樓占據，也是權勢和財富角色的星移更替吧。
當我追溯【明報】的舊址前往北角英皇道651號，也只見一棟更名為「科匯中心」的大樓，容納各種科技和咨詢公司。張圭陽說，這一帶如今依舊是很多老左派報人的聚居地。在雨水清洗過的街道上，我經過香港廉政公署的大樓，經過很多雜貨小賣鋪，也經過一位戴著眼鏡、衣著略微潦倒的老人擺出的報攤，石塊鎮住的各類報紙一份不過1港元。一位撐著傘的年輕人走上前翻了一圈，又默不作聲地離開了，老人依舊安靜坐著，等候，並對此已習以為常。
半個世紀以前的景象是截然不同的。對於查良鏞創辦【明報】初期是虧蝕還是賺錢，沒有確定的說法。但據張圭陽計算，若這份4人合辦的「同仁」小報能賣出1萬份，扣除每天開銷，報社即有167元進賬，一個月有5010元，每人每月除了收取300元月薪外，還可以分得1252元的利潤。當時一般員工每月只有100余元，而辦報可以月收入1500～5000余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非常有吸重力。
那時來到香港定居的內地年輕人，也都愛看【明報】。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距離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國民黨退守台灣，已有十幾個年頭，誰也不能吞並誰。原來因戰禍暫時棲身香港的內地人，漸漸不再把香港作為暫棲地，而變為長期居住。香港也有了無數的摩天大廈和許多發展計劃，成了繁華的現代大都會。【明報】副刊專辟專欄報道這些人定居香港的日常和內地的情況，讓他們一解思鄉之愁，這樣也積累了很多知識分子讀者追看，確立了它一貫的愛國立場。
曾任明報集團董事長辦公室行政秘書的符浚傑告訴我，查良鏞的立場始終不變的有兩個，一個是「愛國主義」，一個是「知識分子」。他是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也常和【明報】員工講起他騎自由車逃難時一顆炸彈在身後爆炸出一個大坑的情景。那種希望中國人站起來，希望中國強大的願望從那時起就非常強烈，終生未變。
「無論對共產黨，對國民黨，還是對港英政府，他都是一個一以貫之的純粹民族主義者」，一位20世紀80年代曾在【民報】工作多年的資深記者告訴我。對於香港左派或右派人士攻擊他是「墻頭草」，查良鏞曾有些機巧地回應：「我的立場，就像一支筆直的筷子。改變的只是桌上擺放食物的圓盤。圓盤轉來轉去，食物調來調去，人們便以為我的立場變了。其實我沒有，變了的是圓盤，是食物。」
符浚傑回憶，他進入【明報】時還只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小記者。1982年9月，柴契爾夫人存取香港，中英開始了第一次對香港前途的談判。談判後，雙方分別發表了聲明。當時香港所有報道都按外交辭令評價這場談判「很有建設性」。前往報道此事的符浚傑回頭細想，柴契爾在聲明裏強調的是「三個條約」，而中方在聲明中並未提及，聲明重點並不同。他報告了這個想法，第二天【明報】是香港唯一以【中英談判有分歧】為標題做報道的媒體。「好多人認為查先生對政局判斷經常準確，是因為有‘內線’，其實不是。主要是因為他有判斷，而且相信合理的、客觀中立的判斷。」今天香港的媒體業氛圍，已與【明報】的鼎盛時期大不相同。「記者只知道在報紙上對政府開罵，個個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卻忘記了‘客觀中立’的操守。」
查良鏞是個很有商業頭腦和擅長經營的人。他的商業才華，大概在他15歲編寫暢銷省內外的中考教輔【給投考初中者】時，就已初露。1991年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查良鏞的報業王國達到了輝煌的巔峰，【明報】【明報月刊】和【明報周刊】三份刊物的合並出版產權估值為5.8億港元。在日常經營上，他處處精打細算。一位【明報】老員工告訴我，有一段時間香港報業的印刷紙張只能從北歐進口，紙價波動很大，查良鏞總是能做出低價買進的決策，在高價時還有盈余賣給報業同行。據說他在美股市場也獲利不少；賣掉過去在山頂道1號的房子搬至半山的馬已仙峽島，以及賣掉明和社原來購置後來有富余的兩層辦公室，也都是他財富的一部份。
明報總經理兼【明報月刊】總編潘耀明告訴我，1991年他進【明報】，第一天上班就去找金庸問他為什麽做【明報月刊】，這種文化雜誌在商業上不好銷，沒有什麽經濟效益。查良鏞當時說：「這是想給明報集團創立一個品牌。」有一次潘耀明和他到廣州，查良鏞告訴他，一般人對文化的價值不了解，實際上文化是個無形資產。當時【明報月刊】積累的作者都是大師級的海外精英，包括余英時、李歐梵等。「當時查先生給我一個很具體的數位。他說，明報集團沒有什麽真正的財產，就是一個明報大廈，每股的股值是1毛錢港幣，上市以後，馬上就是2塊9。他說，這個差價就是文化的價值。」很多人以為查良鏞是靠寫武俠小說賺錢，實際上，他主要是辦明報賺的錢。30多年前【明報】銷量最高峰的時候，「每年可以存一兩億港幣，這還是當時的錢」。
符浚傑在任董事行政秘書期間，時常也幫查良鏞處理每天大量的讀者來信。他告訴我，曾有讀者問過查先生一個問題：「你的武俠小說這麽嚴謹，是事先編排結構好的，還是一邊連載一邊想下一步該如何寫？」他去問查良鏞：「他說，他事先構思的是人物的性格，然後再將人物的性格放在後面展開的人物身上於不同場景和情節裏去演繹，自然而然就發展出人物的命運了。」這種對人性的洞察力，也被查良鏞實踐在他對【民報】的人事管理中。「每個人好像都是他小說裏的角色一樣，他可以快速辨識每個人的性格，並且據此把每個人安排在最適合他的職位上。」
潘耀明亦告訴我，「查先生采用的是一種無為的管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明報集團的高層主管很自由，「他聘用之後基本不過問具體事務，所以【明報】每個時期風格都不一樣，都是各個主編的風格」。但是他很細心，「基本【明報】每期都看。只要發現句子不通順，有異體字，他就寫個字條，我們也很緊張，所以【明報】出錯很少，他也基本沒開除過什麽人」。
1993年，查良鏞辭去明報企業主席的職務，緩步淡出管理層，並於1994年正式退休，為接近半個世紀的報人生涯畫上句號。他那時大概並未像外界廣為認為的那樣，已決定「隱退」，直到1994年，他在【明報】還保留了一個很大的辦公室，他也還是照常上班，希望有一點寫作的空間。後來，明報集團發生了太大的變化，他也最終棄掉了董事長。一些【明報】的老員工看到查良鏞搬離辦公室前收拾東西，「很是不舍」。
潘耀明說，賣了【明報】之後，查良鏞本打算在明河社大幹一場，寫歷史小說。但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事情是，他那時得了心臟病，不久便做了心臟搭橋手術。那時他在北角那邊，辦公室裏有很開闊的海景。「他經常打電話給我，叫我去他辦公室喝酒聊天。他喜歡一邊喝威士忌一邊說話，並不是什麽高檔的酒，就是普通的軒尼詩」。
查良鏞平時說話有艾寧腔，講話不是很流暢，但思維敏捷周密，有點大智若愚的感覺，「每喝了點酒，他說話就很多」。他當時其實雄心勃勃，想再做一番事業。他的理想，是建立自己的事業，找到一個接班人，然後隱退，這些都已經實作了。現在，他的下一個理想是去大學裏面遊學、講學，並開始寫作。當時他想寫歷史小說，而且計劃再做一個不僅只出他的書的出版社，所以請我過去幫忙策劃。現在看來，這個理想並未實作。
查良鏞是1995年3月20日進的醫院。「那天晚上查太太打電話給我，說Louis（查良鏞的英文名）動了大手術。還記得那天下著暴雨，我開車前往醫院，心情也非常陰郁。他的心臟搭橋手術做了8個小時，並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住了大概大半年。雖然他和我簽了5年合約，給了我一個兩面海景的大辦公室，對我的待遇也很好，但我並未開展工作，等到他出院後，他也有些意興闌珊了。」潘耀明說。
（本文原載【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29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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