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都攤上了一份「狗屁工作」

2024-06-08情感

上傳了本月的工作成果自我評估表，手機螢幕閃過本月薪資到賬的資訊，他關掉電腦，眼神呆滯地擠上電梯，來到寫字樓大門口，抽上一支煙，然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這個月完成的工作明明寫滿了一整張表，該拿的薪資也拿了，可是為什麽，自己的內心像是有一個巨大的空洞，所有的情緒像寒風般席卷而來又呼嘯而過，最終卻什麽都沒留下。

「我到底失去了什麽呢？ 」他在心中喃喃自語，然而卻來不及多想。

此刻，寫字樓裏鱗次櫛比的白織燈成為茫茫夜色中唯一的光源，再不跑起來，就趕不上地鐵的末班車了。

圖片來源：【人生切割術】

工作成為主人，

而「我」不見蹤跡

偶然一次閑聊，朋友跟我描述了他某次下班後的感受，自那以後，每當我在工作中被一種巨大的沈重、疲倦和麻木所籠罩時，那幾個畫面就會盤旋於我的腦中，久久不能散去。

那時我便知道，哦，原來我們都一樣。

996、內卷、加班文化、KPI、績效考核、向上管理......

我們為工作付出著幾乎全部的時間精力，卻深感那些用時間精力所堆砌出來的工作成果都與自己無關；我們在企業的「狼性」管理策略和目標導向的職場氛圍中像一個個沖鋒陷陣的戰士，卻在夜深人靜時猛然覺知到其中的荒誕和虛偽。

當我們越來越無法在工作中找到快樂；當倦怠與虛無總是侵蝕我們的身心；當摸魚、糊弄、吐槽、報復性熬夜和補償性消費成為所剩無幾的宣泄視窗；當我們越發感覺到自己只是一具空殼，而工作是這具空殼唯一需要承載的主體......

我想，這或許是因為，我們都攤上了一份「狗屁工作」。

圖片來源：黃子華脫口秀

什麽樣的工作

稱得上「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這個概念來自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 2013 年發表於【罷工】雜誌的文章【論狗屁工作的現象】（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A Work Rant） ，該文章一經發表便收獲了超過一百萬次的點選，造成激進雜誌【罷工】的網站崩潰。[1]

而「狗屁工作」的含義，簡單來說，就是毫無意義與價值感的工作。

2018 年，在他征集數百份與「狗屁工作」有關的案例並進行修改後，【毫無意義的工作】 （Bullshit Jobs: A Theory） 出版。在書中，格雷伯提到了五種毫無意義的工作：

馬屁型 ：這些人使得上級自以為很重要，如接待員、行政助理、門衛；

打手型 ：代表雇主傷害或欺騙他人，如遊說集團、公司律師、電話銷售、公共關系；

修補程式型 ：比如程式設計師修補劣質程式碼、航空公司前台工作人員安撫行李遺失的乘客；

報價機型 ：專門寫書面檔、做些放空炮的報告，例如績效分析師、公司內部宣傳員；

監工型 ：不必要的上級，他們管理那些不需要管理就能順利工作的人，例如中層管理人員、領導力專員。

格雷伯用他敏銳又充滿譏諷的口吻提出：

「因為科技的幫助，我們現在 2 天的生產力或授權以抵得上過去 5 天的。但是因為貪婪，因為某種必須一刻不停高效工作的蜜蜂症候群，我們依然埋頭苦幹，為他人贏取收益，而忽視了自己內心的抱負，只因這些抱負掙不了錢。不管你是相信智慧設計論還是相信演化論，人類的存在不是為了這樣日復一日地工作。 所以在我看來，這一切不過是貪婪和通貨膨脹的產物。 」[2]

在資本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合謀下，工作成為一種道德，甚至是一種政治，它幾乎成為現代人的唯一評判標準。 尊嚴感和自我價值感幾乎成了奢望，「找個班上」，成為每個人必須達成的人生指標。

「狗屁工作」

是你我必然的宿命嗎？

那麽，在這個人人都被異化、「卷生卷死」成為一種教義的時代，「專註擰螺絲釘一百年」的打工人姿態，是我們不可改變的宿命嗎？

我想或許並非如此。

社會的枷鎖和桎梏固然存在，但人之所以為人，便在於他能按照自己的主觀意願行事，能夠給自我和社會施加影響。而當我們開始反思「狗屁工作」帶個人種種精神折磨時，或許就是改變的開始。

我總天真地認為，工作除了幫助我們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之外，還有讓人感受到熱愛、激情、充盈與富足的功能，它能夠讓生命不斷向內求索又向外擴張，然後生長出更豐富精彩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