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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很多明粉認為，明朝的內閣大學士發展到後來就是宰相，所以朱元璋廢宰相之後「明朝無宰相」是對明朝的汙蔑，甚至認為嘉靖、萬歷不怎麽上朝，所以明朝後期是「虛君政治」，只要不被滿清入關打斷會自然形成「君主立憲制」等等。
明朝沒有宰相 只有秘書
這一系列觀點離譜至極，完全是對中國古代中樞權力執行方式極度無知而得出的謬論。
中國歷史上，除了遼代之外，大部份時候其實並沒有一個叫「宰相」的官名，宰相一詞，一般被視為官僚集團的首領，史書中經常把一些權勢熏天的人稱為「侔於宰相」，但這些人未必真是宰相。所以，哪些官職是宰相，哪些官職看上去像但實際上不是，就很有分辨清楚的必要了。
祝總斌先生的大作【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書對此辨析甚明，他認為宰相需要同時具有兩項權力，一是 議政權 ，即與皇帝討論並確定大政方針的權力，這關系到宰相對國政的影響力；二是 監督執行權 ，即大政方針確定以後，由宰相來監督官員實行，以及考評其實行效果，這關涉到宰相對官員的影響力。
在祝先生的主張之外，也還可以參看一些其他的指標。
比如 宰相的宗教地位。
如唐人重編的漢代【通占大象歷心經】，認為漢代三公上應天上三公星象，「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亂，三星亡，天下不治」，唐朝認為宰相「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宋朝宰相章得象等則認為宰相必須「布宣善政，以召和氣」，說明唐宋時人的眼中，宰相仍被具有調和陰陽二氣的神力，而宰相的神聖性有助於抗衡天子利用神權對政治實作徹底支配。
內閣大學士跟漢唐宋宰相的地位天差地別
再如 宰相副署聖旨的權力。
秦以來，理論上詔令都需要宰相副署才能生效，當然皇帝如果非要任性，也可以越過宰相強迫官僚機構執行，如唐中宗之斜封官、宋寧宗之內降，但都被時人普遍視為不正當。以武則天之淫威，面對其繞過宰相的審問，劉祎之仍敢喊出「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的名言，可見「皇帝詔令須宰相副署」的觀念深入人心，無論相權升降，這一觀念令中樞政治多少仍保有君臣共治之精神。
拿這些指標來對照明朝，就會發現內閣大學士跟宰相根本差著十萬八千裏。
先說議政權。
自從漢武帝設立中朝官，跟中朝官議定朝政，宰相只負責執行以來，侵奪宰相的議政權就是秦制皇帝的傳統操作。 雖然中朝官變得越來越像宰相之後，會在制度上變成真的宰相，但會損失一部份之前宰相固有的權力 ：比如漢以來的內朝官尚書令在魏晉時代成為外朝宰相，就損失了漢代三公自辟僚屬的權力；中唐五代以來的內朝官樞密使（早期為宣徽使）在宋代成為外朝宰相，就只是分管軍事的宰相而已，喪失了對政務的主導權。
明朝中樞決策機制是，皇帝將官員題本轉發內閣，內閣代皇帝擬旨怎樣處理，把紙條貼在題本上，是為票擬；皇帝再用朱筆在在題本上批示，是為批紅，然後實行。明朝中後期皇帝怠政或者有意縱容宦官壓制內閣，批紅由司禮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等執掌，雖然名義上執行的是皇帝的旨意，但因為皇帝很多時候有意無意不問，所以宦官得以利用批紅弄權，其頂峰就是大名鼎鼎的劉瑾、魏忠賢。
可以看到，在 議政權方面，明代內閣主要職能是被動地處理官員題本，缺乏主動提出政策的權力，主動性較前朝大降 ；因為太監掌握批紅之權，在皇帝之外，議政權又分享了一部份給太監，雖然太監是皇帝的代言人，執行的是皇權而非相權，但太監集團下限低、人數多、精力足，比需要顧忌顏面且人單力孤的皇帝更不好打交道，已經縮水一半的議政權再度大打折扣。
明朝這些玩意兒名正言順壓在內閣頭上
再看監督執行權。
秦漢以來的宰相，如漢之三公，不但統管政事，而且掌控各級官吏考課之權，還可自辟僚屬，透過整個公府的力量，更好地控制百官；唐宋以來，雖然宰相權力多被侵奪，但唐之尚書省、宋之中書省，尚能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官吏；到了明朝，則內閣完全沒有法定的掌控官吏的權力。
朱元璋廢宰相之後，六部由皇帝直接指揮，內閣大學士只是供皇帝咨詢的顧問，其官秩只有正五品，而六部尚書則是正二品，即使明朝中後期內閣權勢有所上升，但權大而位卑，完全沒有統領六部的威望，縱然內閣官員以六部尚書兼內閣輔臣逐漸成為慣例，其地位也來自於六部而非內閣，並不能高於其他的各部尚書。
此外，言官原本也歸宰相管轄，主要任務是糾正皇帝的過失，宋代把諫院從獨立出來，諫官由皇帝而非宰相任命，言官就從對付皇帝變成了對付宰相，變成了皇帝的工具。到了明代，朱元璋將之發揚光大，一方面加強了從禦史台演變而來的都察院，一方面還設定了六科給事中等多重言官系統，宋朝的真宰相面對這些言官都焦頭爛額，明朝內閣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假宰相，面對如狼似虎的言官，自然更難統領百官，讓政府形成合力。
至於宰相的神聖性，朱元璋專門下詔予以消解：「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中多有小人，專權亂政」，還強調「以後嗣君，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此請者，置之重典」， 宰相成為潛在的亂臣賊子，如何燮理陰陽？自然神聖性全無。
就共治精神來說，明代的大學士並不是皇帝的副手，只是秘書而已，而秘書也不過是有文化的奴仆的另一種叫法，其票擬與唐宋宰相副署詔書的性質截然不同，全無共治的意味。
明代是有一些內閣大學士如楊廷和、高拱、張居正等比較威風，看上去與真宰相無異，但那要不就是靠個人能力壓制宦官和六部，沒有制度化的權力；要不只是在皇家的授權下代行皇權，並非獨立的相權，其背後都沒有統領一個獨立於皇權的政府。
明清時人自己都有這個覺悟 ，祝總斌先生的書裏提到，崇禎年間的閣臣自稱「昭代本無相名，吾儕只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清代雖然把內閣大學士提到正一品，在六部尚書之上，但官方著作仍說「內閣職司票擬……原不過如知制誥之翰林，並非古宰相之職。」
包含明代在內， 歷代的君相鬥爭，其實質都皇權集團（包括皇帝及其私人，如宗室、外戚、宦官、佞幸）的個人意誌與政府集體意誌的鬥爭。
權力過於強大的政府雖然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但至少基於內部的規章制度會趨向理性行政，而且為了維系統治集團的集體利益，也會註意榨取民力的限度，而皇權集團話事人的個人意誌既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又充滿了任性妄為，還缺少典章制度的約束，總是會造成極其可怕的社會後果。
明朝君權碾壓相權，前期皇權集團中的皇帝肆虐，後期皇權集團中的皇帝和宦官一起肆虐，整體上暴政不斷、暗無天日，就是明證。
對此，宋代理學家羅大經早已總結過：
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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