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共產黨根據當前形勢，決定新四軍集中力量穩據山東，策應奪取東北，放棄占領上海。
此時，國民黨接管了上海，軍統特務開始「肅奸」活動，在軍統特務審問漢奸時，軍統特務獲悉一條驚人的線索。
有一個漢奸交待，軍統內有一條大魚，審問之下，才知道有一名地下黨打入軍統內，當他說出此人就是上海站的上校組長李時雨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軍法處處長沈維翰得知後，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發現，立即向戴笠發去密電邀功，請示立即逮捕李時雨。
戴笠卻說：「李時雨只是一個內部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不可能是共產黨，而且他進入軍統後，卓有建樹，不同意逮捕。」
李時雨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竟然能讓戴笠如此信任？
李時雨，原名叫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龍江巴彥縣一個大地主家庭，因為從小喜歡看【水滸傳】，對「及時雨宋江」這個人物印象深刻，所以改名叫「李時雨」。
出身地主家庭，家境優渥，14歲時，他考入省立齊齊哈爾第一中學，而且學習成績優異，兩年後又進入了天津南開中學。
在這裏，李時雨認識了中共地下黨林楓和一些思想進步人士，誌同道合，慢慢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
1930年，李時雨又考入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成為一名高材生，此時李時雨只是一個埋頭苦讀的學生，沒有參加任何政治組織。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時雨看到國破家亡的現實，他明白只有跟著共產黨的步伐，才能拯救國家，於是他加入了青年團，之後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法學院畢業後，李時雨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打入東北軍，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於是，法學院地下黨張敬載將李時雨介紹給了時任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的張學孟，沒想到倆人是老鄉又是校友，於是就留下了李時雨。
1934年，李時雨認識了孫靜雲，兩人結為夫婦，由於工作原因，兩人是聚少離多，後來孫靜雲也加入共產黨，成為一名革命工作者。
1935年，蔣介石在 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任命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在張學孟的介紹下，李時雨擔任了「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從此開始了危險的潛伏生涯。
當時，李時雨是黨特派做東北軍工作的，直接受周恩來領導，需要他完成兩項任務：
了解東北軍的情況；
宣傳共產黨的思想，鼓勵東北軍打回東北。
但計劃不如變化快。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在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被蔣介石無端扣押，東北軍群龍無首，高層領導人之間主張不一，矛盾重重。不久後，東北軍進行改編，大部份官員都被裁掉，李時雨也是其中之一。
根據組織上的安排，李時雨來到了天津， 在老同學的介紹下，李時雨認識了何松亭，負責天津秘密情報工作，於是李時雨就留在了天津。
1937年，天津成立了一個治安維持會，實際上是由日本扶植的，吳光弼擔任總務科長，他曾經在「剿總」辦公室的工作過，和李時雨是老相識。
根據黨組織指示，李時雨找他給介紹工作，因為李時雨是學法律的，吳光弼給他安排在 天津高等法院當一名檢察官。
為了方便開展工作，李時雨從日本特務機關那裏，搞到了幾張通行證，因此他能夠自由地往返京津兩地，為中國共產黨傳遞重要的情報資訊。
不久後，何松亭交給李時雨兩個任務：一是搞到一部電台並運到北京，二是營救共產黨員馮驥，囑咐道：「小心從事，切不可暴露身份！」
電台可是軍事禁物，尤其是整裝的電台，在市面上是無法弄到的，於是他決定組裝一部電台，他打聽到，可以從外國人開設的電料行買到材料配件，他經常出入那裏，買到一些材料配件。
經過半個月的時間，電台配件和馬達購買齊全。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將他們運出天津呢？
當時，李時雨居住在英租界的達文裏路，在他家這附近有日軍設立的檢查站，路過的人都要進行全身檢查，重點檢查可疑的大物件。
李時雨絞盡腦汁，想到了一個辦法，首先搞到一輛能透過日軍檢查的車，車越貴越好，他想到了高等法院院長菲爾特的臥車，但是院長的專車豈是輕易能搞到呢？
就在這時，李時雨突然接到妻子孫靜雲的電話，她要去北京，希望李時雨接站，這時，李時雨心中一亮，頓時有了主意。
晚上，李時雨提著厚禮來到了院長家，院長對李時雨這位法學院的高材生非常欣賞，無事不登三寶殿，直接問他有什麽事兒。
李時雨有些不好意思，說出自己要借車接妻子，院長看出他愛慕虛榮的心裏，於是同意把車借給他。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接下來就是想辦法如何透過日軍的檢查站。李時雨準備了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裝的是一台縫紉機，另一個箱子裝電台的材料，首先將裝有縫紉機的箱子放在別處。
第二天清早，李時雨將那個箱子搬到了車上，經過日軍檢查站時，他主動要求日軍檢查，日軍看到這輛車，心想車主人的身份一定不簡單，開啟箱子，看到裏面是一台縫紉機，就放行了。
之後，李時雨乘車來到自己的住處，他安排司機吃早餐，趁這段時間，李時雨以最快的速度將箱子搬下車，換上裝有電台材料的箱子。等司機用餐結束後，他們乘車又路過日軍檢查站。
日軍看到是剛才檢查過的箱子，就沒有再次檢查，快速讓他們透過了。
轎車一路開到了廊坊，李時雨將箱子交給接頭的地下黨員，然後乘車去接妻子孫靜雲，完成了第一個任務。
第二個任務就是營救共產黨員馮驥。
在天津淪陷之前，馮驥被懷疑是共產黨，關押在天津監獄，李時雨作為法院檢察官，有權檢查各庭書記員的案卷。
一次，李時雨趁書記員外出，偷偷地翻找到馮驥的案卷，並全部帶走，幾天後，李時雨又來到這裏，點名要看馮驥的案卷。
可書記員找了好多次，也沒有找到，慌張起來，此時，李時雨故意狠狠地責備他一番，後來提醒他說：「是不是上次被炸掉了？」
因為在日軍攻占天津期間，法院被炸過一次，書記員趕緊順著台階，連忙點頭說有可能是這樣。
接著，李時雨提出要到監獄檢查，每個囚室都看了一遍，然後說要單獨審問幾個犯人。
當審問到馮驥時，李時雨偷偷地塞給他一張紙條，告訴他關於他的案卷都已經毀掉，讓他死不認賬，不要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說自己是和別人打架，被誣陷入獄的。
在法院開庭時，因為沒有充足的證據，無法對馮驥定罪，最後被無罪釋放。就這樣，李時雨成功地完成了組織上交給的兩項任務。
1939年8月，汪精衛叛變，策劃建立汪偽政府，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派人到全國各地網羅與會代表。
當時，汪精衛派朱晶華等三人來到天津，經人介紹，朱晶華見到了李時雨，經過一番長談後，認為李時雨年輕有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有意招他為代表。
可李時雨擔憂起來，說：「我又不是國民黨，怎麽能參加‘六大’代表呢？」朱晶華拍著胸脯說：「眼下急需人才，他們不會仔細審查你是不是國民黨，你就放心跟我去！你就說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期間，由我介紹加入國民黨的。」
李時雨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因為他在平津已經打下了相當好的基礎，此時單槍匹馬、赤手空拳地闖入敵營，不知何時才能站穩腳跟。
拿不定主意的李時雨向何松亭做了匯報，聽到李時雨的想法，何松亭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打入汪偽政府的絕佳機會，鼓勵地說：「你放心大膽往上爬……」
何松亭的一番鼓舞，李時雨胸有成竹，最後答應作為北方國民黨代表參加會議。
大會在上海的 極斯菲爾路76號舉行，一群漢奸賣國賊粉墨登場，在大會上，汪精衛任「國府」主席，陳公博為立法院院長兼上海市市長，而李時雨被任命為立法委員、法制委員。
會議期間，李時雨將會議的詳細內容記錄下來，會議結束後，立即向北方分局社會部匯報，為黨組織提供了汪偽政府的第一手情報，李時雨的出色表現，得到了組織上的表揚。
1940年，李時雨來到南京上任，在陳公博底下工作，在第一次例會上，各個委員在關於立法程式中產生分歧，而此時，李時雨作為法學院的畢業生，具有專業的法律知識，侃侃而談，觀點鮮明且一語中的，因此得到陳公博的賞識。
李時雨更是僅僅用了三個月時間，給偽立法院開創了新局面，進一步成為了陳公博的親信。
陳公博的秘書曾對李時雨說：「陳先生對你的印象非常好，說你為人敦厚誠實，法學很有根底，是一個有才能有作為的青年。」
有了立法院院長的信任和賞識，無形之中為李時雨展開地下活動提供了可靠的掩護，李時雨「官運亨通」，職務節節攀升，與汪偽政府的高層領導搭上關系，頻繁出入上層人士的社交場合，擴大了自己人脈。
同時，李時雨又不斷為黨組織收集有價值的情報， 1942年，李時雨接任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
在這期間，日軍開始對新四軍進行「清剿」，汪偽政府讓李時雨負責「清鄉」人員的監督和督察。
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日寇的「掃蕩」計劃全被李時雨及時且準確地傳遞給新四軍，為新四軍的撤離爭取了寶貴的時間，日軍的清鄉計劃慘遭失敗。
日本人狠狠地訓斥了陳公博，而陳公博把參謀長和團長一頓臭罵，絲毫沒有懷疑李時雨，陳公博永遠也不會想到，泄密的人是他最信任的「親信」。
1941年，陳公博 擔任上海偽政府市長兼上海保安司令，委任李時雨為黨部常務委員兼秘書長的職務。
李時雨趁機安排了幾名地下黨員，為收集和傳遞情報提供便利，他的妻子孫靜雲也來到了上海，負責內勤和情報交換工作，盡管行事謹慎，還是引起了日本憲兵隊的註意。
一天夜裏，日本憲兵隊闖進了李時雨家中，將他的妻子孫靜雲帶走，其實日本人已經對李時雨產生懷疑，因為他是汪偽政府的「紅人」，不方便對他動手，想透過孫靜雲搞清楚他的身份。
日本憲兵隊對孫靜雲用盡酷刑，對她進行逼供，孫靜雲強忍劇痛，未吐露半句實情，最後陳公博出面，親自求情，日本人才放人。
這件事之後也成為了軍統特務審查時，被懷疑是共產黨的把柄。
1944年，汪精衛病死，汪偽政府上下引起一片騷動，政府主席的位置最有力的競爭人選是陳公博和行政副院長 周佛海，最後陳公博擔任代理政府主席，沒有搶到位置的周佛海只好不服氣地任上海市長兼警察局局長。
陳公博去南京赴任，將李時雨委任為司法行政部次長，但是周佛海堅決不同意：「陳先生，你不能把人都調走，尤其是李時雨。」
陳公博不想和周佛海鬧得太僵，只好留下李時雨，李時雨被周佛海任命為上海市警察局司法處處長。
此時，李時雨可謂權勢在手，四面來風，為獲取各種情報提供優越的條件，組織上對李時雨情報網非常重視，為了安全起見，他應當註意隱蔽。
為了減少李時雨的接觸面，決定直接歸中共華局直線領導，於是派出社會部副部長張執一作為新四軍的代表，來到上海配合李時雨的工作。
張執一向他介紹了當前新四軍的形勢，已經進入戰略反擊階段，組織給了李時雨下一步指示，掌握一定的武力，暗中籌劃起義，配合新四軍攻克上海。
汪偽政府的上海保安總隊有四個團，而第一團的團長劉鐵城和李國章跟自己的關系最貼近，爭取過來的機率比較大。於是，他加緊與劉鐵城和李國章的接觸，經常找他們交談。
1945年，蘇北新四軍攻占阜寧及26個市鎮，汪偽政府遭到沈重打擊，劉鐵城和李國章認清了當前形勢，表示願意跟隨李時雨投奔新四軍，棄暗投明，李時雨非常高興。
此時，汪偽政府處於人心惶恐之中，李時雨趁機搞到一批槍支和彈藥，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成功運送到新四軍手裏，簡直就是「及時雨」啊！
對於李時雨的出色表現，陳毅大加贊賞：「這個李時雨同誌，我早就說過，他一個人頂兩個師，革命勝利後，要好好感謝他！」
隨著日本的投降，汪偽政府已經處於四分五裂的局面，李時雨加緊了武裝起義的準備，並和張執一制定了詳細的兵暴計劃。
如果起義勝利，李時雨就可以結束隱身敵穴的特工生涯，每當想到這裏，李時雨心潮澎湃，激動不已。
但日本投降後，中國共產黨根據新形勢變化，決定放棄攻克上海，李時雨只好停止武裝起義的行動。
此時，李時雨面臨兩個選擇：一是拉著已經策反的軍警力量回到解放區，另一個是繼續潛伏下去發揮更大的作用。
正在李時雨猶豫之際，一個叫余祥琴的舊友找到他，說如果李時雨能將警力拉到他那一邊，答應帶李時雨混進軍統。
李時雨沒想到他竟然是軍統頭目，更沒想到他能看中自己，這件事不容小覷，隨後向組織報告了這一情況。黨組織研究決定，將計就計，讓李時雨打入軍統工作。
一天，余祥琴帶李時雨去拜訪他的老師杜月笙，碰巧戴笠也在，於是余祥琴向他介紹李時雨，戴笠的第一句話說：「我知道你。聽余祥琴同誌說過，你很能幹，打進南京偽組織後，為黨國做了不少工作。」
李時雨說：「那是戴先生領導的好啊！」這一波奉承，戴笠聽著心裏很是舒服，對他印象大好。最後在余祥琴的推薦下，戴笠親自任命他為軍統上海二站第二組上校組長。
第二組是社會組，專門搞上海社會動態，所以能知道每天發生的重大事件。李時雨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掌握到軍統總部對上海所屬各站的指令、通報及通知等機密檔，並整理寫成情報，傳遞給組織。
因為黨組織提前掌握了軍統的行動計劃，了解到軍統要迫害、暗殺的「黑名單」，通知已被監視、跟蹤，甚至要被暗殺的共產黨地下人員和進步人士，使他們了擺脫險境。
第二組的首要任務就是「肅奸」活動，李時雨共列出了100多名汪偽政府高級官員名單以及詳細的地址，他將所有的情況報告給軍統，漢奸們被一網打盡。
因此，李時雨在「肅奸」活動中立了大功，獲得戴笠的嘉獎，對他非常認可和信任。
在軍統特務審查漢奸時，出現了開篇的一幕，李時雨被懷疑是共產黨員。在戴笠的擔保下，逃過一劫。
但不巧是，1946年3月17日，戴笠由於飛機事故，墜機身亡，於是軍法處又開始盯上了李時雨，派人暗中監視他，李時雨不得不將這一情況向黨組織報告。
張執一決定讓李時雨找機會撤離上海，去往北平。李時雨提前買好機票，但就在離開前一天，軍統特務將其逮捕，關押起來。
軍統特務對李時雨進行嚴刑拷打， 用毒打、壓杠子、灌涼水等酷刑審問，受盡折磨，但李時雨憑借驚人的毅力，始終不承認自己共產黨。
因為沒有審問出什麽結果，證據不足，三個月後，李時雨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
隨著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蔣家王朝風雨飄搖，國民黨統治區內反饑餓爭民主的鬥爭風起雲湧，國民黨被迫釋放一批「政治犯」。
李時雨被釋放，出獄後的第二天，李時雨跟張執一取得聯系，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讓李時雨以上海某公司副總經理的身份，繼續從事地下活動。
經過兩個月的努力，工作取得很大進展，因此也引起了國民黨的註意，國民黨派人暗中監視李時雨的一舉一行，為了他的安全，根據組織上的指示，他立即撤出上海，繞道經過香港奔赴北京。
1949年4月，李時雨攜帶著一部線裝古書偽裝的情報見到了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軍委情報署署長李克農，並親自交給他。
中央軍委副主席劉少奇得知李時雨來京後，立即要求見見他，得知劉少奇要接見自己，李時雨非常激動和緊張，幾天後，他穿著人民解放軍的軍裝，見到了劉少奇。
劉少奇緊握李時雨的手說：「在中央北方局當書記和新四軍當政委時，經常受到你的重要情報，你一個人頂三個師啊！在敵人心臟整整十五年，今日得以凱旋，簡直是個奇跡啊！」
在魔窟戰鬥十五年，如今自己的身份得以公開，穿著人民解放軍的軍裝，李時雨有種「回家」的感覺，激動地賦詩一首：
「 敵營搏鬥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
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走完了他傳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