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1日下午，時任南京軍區高幹的陶勇將軍竟不明不白的溺死在一口水井之中，訊息傳來，舉國震驚，黨中央和上海市委馬上責令公安部門對此事展開全面調查，務必要揪出幕後兇手，以告慰陶將軍的在天之靈。
事關重大，上海的公安部門不敢怠慢，馬上抽調精銳幹警組成專案組進駐案發現場展開刑偵工作，並很快還原了案發案發全過程。據悉，陶勇在遇害當天上午曾會見了上海警備區的司令員廖政國將軍，兩人在一起聊了很多有關階級鬥爭的話題，期間陶勇情緒激動，幾次拍桌子大罵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瞎搞」，將整個上海弄得烏煙瘴氣。
上午11點半，廖政國起身離開了陶勇的辦公室，而陶勇在平復了心情之後，隨手批閱了幾份檔，並給南京軍區打了一通電話，匯報了一些軍務。12點整，勤務員按時給他送來了午飯，他吃完之後便返回宿舍稍事休息，補充精力。
下午2點半，陶勇突然心血來潮想要理發，於是便讓警衛員去找理發師，大概二十分鐘後，當警衛員帶著理發師趕回來的時候，竟發現陶勇栽倒在一口水深不足一米的水井中，警衛員一時大驚失色，連忙高聲呼救，同時將陶勇從水井中拉出來，進行心肺復蘇和人工呼吸。沒過多久，救護車趕了過來，將陶勇拉到醫院進行搶救，但可惜的是，醫護人員拼盡全力仍未能創造奇跡，陶勇還是於一小時後不幸逝世，時年五十四歲。
由於事發的時候現場過於混亂，一些關鍵證據不慎被毀壞，加之那個時代刑偵技術比較落後，缺乏監控、指紋提取等手段，因此該案件的調查工作遲遲沒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公安幹警一直在「原地踏步」，毫無線索和頭緒。而且當時正處於動蕩時期，政局十分敏感，有些居心叵測者為了達成不可告人的秘密，竟不惜捏造證據惡意誹謗陶勇，說他是「反革命分子」，因為害怕被人揭發罪行，所以才畏罪自殺。
南京軍區黨委、軍委總參部後來采信了這一說法，在官方層面將陶勇定義為自殺，同時封存了一切卷宗，這樁轟動全國的兇案至此草草結尾。陶勇的妻子朱嵐同誌在聽聞丈夫去世的噩耗後，一時病倒、臥床不起，而南京軍區、總參部的敷衍舉動更是讓朱嵐大受打擊，她的病情由此愈發嚴重，最終於當年9月不幸逝世，留下四個年幼的孩子相依為命。
許世友將軍很同情陶勇和朱嵐，可他眼下的處境也不樂觀，實在無力為兩人伸張正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護、照顧陶、朱的四個孩子，讓其茁壯成長，不受任何傷害。時間來到1974年，四個孩子都有了一定的獨立生活能力，於是許世友便其中三個男孩送進部隊當兵，剩余的一個女孩則安排到護校學醫，這也算是讓他們有了一個安身立命的資本。
這四個孩子中，最為優秀的當屬老三張小勇（陶勇將軍本名張道庸），他性格開朗、吃苦耐勞，因此在部隊服役的時候很受上級首長喜愛，入伍僅三年時間便獲得提幹，當上了見習排長。動蕩結束後，他被列為重點培養物件，進入師教導隊學習、進修，結業後被提拔為某坦克連連長。
任期內，張小勇一面狠抓訓練，提高官兵們的綜合素質，一面加強政治建設，革除部隊中殘留的錯誤思想，提升大家對黨組織的忠誠度和對人民群眾的服務精神。80年中期，張小勇被保送到海軍軍校深造，畢業後他加入東海艦隊，歷任炮艇艇長、某驅逐艦艦長。80年代末，他主動申請退伍，轉而投身商海打拼，憑借著敏銳的商業直覺和精明的經營，很快便獲得成功，一躍成為身價上億的人民企業家。
值得一提的是，張小勇一直在積極奔走呼告，希望黨中央能重新開機對父親遇害一案的調查工作，但可惜的是，由於案發時間過於久遠，加之關鍵證據缺失，即便黨中央重新開機調查，大機率也查不出真相。 進入90年代，張小勇被查出患上了癌癥，他的身體健康狀況由此急轉直下，已經無力再打理生意、為父親伸冤，於是他便默默隱退，住進醫院專心療養、調息，集中精力與病魔對抗。 2012年，他因為病情惡化故去，時年六十四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