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時代：
唐代宰相杜悰稱平生有三大不如意的事，其中之一是在澧州（今澧縣）做過官
先秦時期，湖南，屬於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卑濕，是人們對南楚的印象。即使到漢代，被貶長沙的賈誼聽說這裏的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他溯湘水到長沙國，想見一副悲戚的面容。
長沙賈誼故居
三國時期，湖南屬吳國。北方的袁淮在談到南方「吳楚之民」時，充斥鄙夷之聲，「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不足與中國相抗」。作為敵對國家的人，袁淮可能帶著偏見，但別人對這裏的偏見不能消除，自是沒有讓他消除的理由。
感性的認識之外，以該地所出的著作和人才數量來觀照，更有科學的意味。僅就最一般的標準來看，某地文化發達，會產生較多的人才和著作。統計它們的數量，意義即在此。
這是一組讓人多少感到有些黯淡的數位：西漢出書282種，湖南僅有1種；【漢書】所載士人510名，無一出自湖南；私家教授和五經博士在湖南均為0。東漢出書568種，湖南僅2種；【後漢書】列傳士人990人，湖南僅4人；東漢私家教授213名，湖南僅有1人。【三國誌】列傳士人625人，湖南僅9人……
從南朝到唐代，湖南雖有所發展，但在中原人眼中，仍被當作漢文化分布的南緣。在湘水流域，韓愈提到郴州時說「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而柳宗元在永州看到，那裏的風俗類似百越，仍然有一半的人衣服開在左衽。相對於右衽的衣冠華夏，這是未開化的標誌。
曾在朝中顯赫一時的詩人徐安貞為了躲避李林甫的迫害，到衡山寺廟，裝成啞巴，做一個傭人，寺裏的僧人多年也沒註意過他。北海太守李邕路過衡州，認出了他，將他帶回，還對長沙的地方官說了一句「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陽」。
在李邕看來，整個瀟湘都是幽谷，甚至不如一個徐安貞，那是太陽。
永州柳子廟，紀念柳宗元貶謫永州而建。
相對而言，沅澧流域的澧州還算不錯，柳宗元說江漢以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難得贊美一次。即便如此，當時的宰相杜悰自稱平生有三大不如意的事，其中之一居然是在澧州做過官。
他是這麽不齒於為官澧州。
但相對於那些屢遭貶謫的人，杜悰真的不必那麽遺憾。湖南是當時普遍安置貶官的去處，過洞庭，上湘江，不是有罪左遷的人，很少到這裏來，而永州，更是「多謫吏」。劉禹錫貶郎州（今常德），柳宗元貶永州，王昌齡貶龍標（今黔陽），張說貶嶽州（今嶽陽），元結貶道州（中心在今道縣），甚至連條件較好的潭州（今長沙），也有大書法家褚遂良被貶至此。
被貶的文人，不少人長期抑郁，未得翻身，就像湖南，在這漫長的邊緣時代，少有耀眼的機會。
「朱張會講」後：
「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
北宋道州（中心在今道縣）人周敦頤可能不會想到，他的理學會成為一個學派的思想源頭，這個學派以湖南為地域基礎，卻又多是外鄉人。
南宋建炎（1127－1130）年間，家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的胡安國遷居湘潭，建碧泉書院，「前後居潭三十余載」。後又在衡山辦文定書院，以講學撰述為業，除自己的子侄外，還吸引了眾多湖湘士子前來就學。從而開始奠定了一個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學派別—湖湘學派。
胡安國之子胡宏繼續了父親的事業，繼續在南嶽講學。期間，一個叫張拭的四川人來南嶽求學，因學識超群，被胡宏贊為「聖門有人，吾道幸矣」。
胡宏沒有看錯人，張拭學成後歸長沙，先後主講嶽麓、城南兩書院。在胡宏病逝後，成為湖湘學派的領袖人物。他不僅繼承了胡宏之學，而且還吸收了周敦頤、二程、張載等前輩學者的學術思想，已然大家。
1167年8月，當時已辭官在崇安潛心研究理學，同時四處講學的朱熹，從崇安來到長沙，與張拭在嶽麓書院，開始了堪稱千古絕唱的「朱張會講」。
第一師範城南校區，「朱張會講」地之一的城南書院舊址。
「朱張會講」後，大批遊學的士子前來湖南研習理學、問難論辯，有的還「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長沙，儼然成為全國知名的理學基地。
這時的湖南，也形成了一個學者群。【宋元學案】中載有湘籍學者56人，大多為南宋時人。此前的湖南，可稱學者的僅有唐代的歐陽詢和北宋的周敦頤2人。
而另一方面，貶謫至湖南的文人繼續在邊遠地區施行他們的教化，與唐代相比，宋代被貶至此的人，多了一項貢獻——興建書院。
推崇朱熹理學的魏了翁在今天並不是一個很被人熟知的名字，1225年他被貶到靖州，罪名是「欺世盜名」。恐怕政治對手實在找不到他的什麽過錯，於是連盛名也成了罪過。
但那盛名確實不虛，他貶到靖州，居然引得「湖湘江浙之士多從之學」，近至遂寧、廣西全州，遠至魏了翁的家鄉四川，都有人負書從學。他在此創辦鶴山書院（魏了翁字鶴山），而在此5年的著述，占了他一生著述的大部份。當他再次復出時，宋理宗也聽聞了他在當地傳播學問的業績，賜給他「鶴山書院」匾額。
根據【湖南通誌·藝文誌】，宋代湖南的著作數猛增至233種，此前各朝，最多的時候，也僅是唐代有50種。此時，不僅總量，連分布地域也擴充套件到湘水中上遊、沅澧下遊，可算是遍地「藝文」了。
這是湖湘學術文化的一個高峰。在晚清以前，沒能超越。
王船山
那是「五百年來真正通天人之故者」
南宋湖湘學人之後，在元代，僅有歐陽玄一人可以有此地位。
瀏陽人歐陽玄是元代恢復科舉當年的進士，流傳至今的「二十五史」中的遼、金、宋三史即由他負責組織編撰，共600卷千萬字都由他一人改定。「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是【元史】對他一生的評價。
此後，明清兩代湖南的著作，終於突破了四位數，分別達到了1270種和2898種，分布地點也已是宋代的兩倍多。湘水下遊的長沙、嶽州和沅水下遊的常德，都是著作分布的密集地區。清代，湖南屢見出書百種以上的縣，長沙、湘潭兩縣甚至超過了500種。
殿堂學術之外，俗世風貌的改變，或許更有植根民間的文化功能。明代開發滇黔，湖南為中州經湖北去西南的交通孔道，一改邊鄙面貌，成為漢文化的腹地。「荊蠻、閩越、六詔、安南皆昔為蠻夷，今入中國」。處於西南交通丁字路口的沅州（今芷江），「民俗竟佳節，適與中州同」。
清代湖南有學者23人，省城所在的長沙、善化兩縣各有7人，在從今湘潭經長沙到嶽陽的湘江下遊，形成了一個密集帶。
船山書院，以王船山命名。
這其中，最著名者，當屬一生不仕清朝的船山先生。「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他未曾剃發易服，得以完發而終，連墓碑上也僅題「明遺臣王某之墓」 。
孤高耿介如此，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其實，早在他24歲時，就已耿介到近乎瘋狂。那一年，張獻忠攻陷衡州（今衡陽），王夫之逃匿南嶽。農民軍以王夫之的父親為要挾，要他出來效力，王夫之是「自引刀遍刺肢體」，去要求替換父親。而農民軍見其遭受重創，把他們父子倆都放了。
晚年的王夫之輾轉流徙，四處躲藏，甚至改成瑤人的姓名以躲避清廷，最後定居湘水西岸的湘西草堂，在那裏著述到死。
已無需羅列他的哲學思想，他實是「五百年來真正通天人之故者」（譚嗣同語）。
當然，他門下無人，雖然為一代宗師，「與東南文物之區不相聞問」、「自茲以往百有余年，湖南學者無述焉」（梁啟超語），直到魏源出，湘學之名才隨湘軍而大振。
若以進士和列傳人物衡量，明代湖南均排名全國第14位元，與北宋時相當。但清代湖南「人文遠過明代」，名次靠前者湖南共20人，次於蘇、浙、皖、贛、魯諸省，與直隸並列第六。其中光緒一朝12人，居於各省首位，當然也是與湘軍崛起有關。郭嵩燾也承認，「自鹹豐以來，削平寇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舉世無出其右。若是賈誼、劉禹錫、柳宗元在此時到來，當不會悲嘆身世飄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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