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楊海亮
熊式輝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下文簡稱「【海桑集】」）中有多處提及胡適，對於胡適研究而言，這是一份有一定歷史價值的史料，且由於熊式輝身處「歷史現場」，回憶錄由其日記連綴而成，這份史料也就更為可靠、珍貴。
熊式輝（1893-1974），字天翼，江西安義人，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並投身辛亥革命，此後長期活躍在國民黨軍界、政界，曾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一師師長、第十三軍副軍長、淞滬衛戍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央設計局秘書長、東北國民黨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主任等職，還曾晉升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可以說，在國民黨時期，熊式輝是一個比較顯赫的政治人物。關於【海桑集】，熊式輝在「著者敘言」中表示：「本書資料，乃摘錄余六十年來之日記。余之日記，自民國紀元前五年始以迄於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七一年）從無間斷。茲所摭入，偏重在國民革命有關之事……凡屬於當時國家軍、政乃至黨務之見聞，皆屬身所經歷者。」
▲ 熊式輝與胡適
【海桑集】中，熊式輝與胡適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42年4月13日。當時，熊式輝的身份是國民政府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充任出席同盟國軍事作戰會議之中國軍事代表」。熊式輝回憶：
午，車抵華盛頓，宋子文部長、胡適大使等三十余人俱在站相迎，一一握晤後，即偕宋至伊家午膳，略談大局形勢，伊言大要……下午走訪胡適大使、魏道明大使（駐法大使留美未到任)。晚與同人共赴宋部長家晚宴，十時子文、子安同步行來旅舍，略談重慶情形及總裁生活近況，余言嫌太盡。
1942年3月18日，熊式輝啟程赴美，途中折騰了25天，於4月13日抵達華盛頓，受到時任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和駐美大使胡適的接待。熊式輝代表團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派駐美國的第一個軍事代表團，其任務十分明確，就是「參加英美所新成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及下設機構軍火分配委員會，借此與盟國展開全方位的軍事合作關系」。
▲ 宋子文與胡適
1942年4月21日，熊式輝在胡適寓所晚膳。膳後，兩人作了長談，至深夜十二時才結束，長達四個小時。此次長談，熊式輝作了詳細記錄，內容之一如下：
伊到美以來經過情形；美國對華借款等事，並非任何人交涉之力，完全為大勢所趨，出於美政府之自動，並引例證雲，廿七年十月廿五日辦理之二千六十萬借款，正當漢口、廣州相繼淪陷，情勢惡劣之時，陳光甫與伊當晚正在憂慮無聊之際，忽然財長來電話邀往私寓飲酒，入室則座中並無杯盤，而預有財部次長數人先在其室，至則自言桐油借款已透過，但中國戰報不佳，未知能否繼續抗戰，總統待此訊息後批辦，其事之成就實出意外雲雲。
桐油借款已是事實，作為軍政要人的熊式輝應當知悉大概，胡適自然不會造次。胡適說，美國對華借款等事，並非任何人交涉之力。這話並非妄言，畢竟一國的外交行為的根本原因是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就以熊式輝代表團與美國的交涉為例，熊式輝到美後數月，美國方面「既不同意其加入參謀長聯席會議，參與盟軍軍事決策，也不答應立即加大援華力度，扭轉中國國內形勢」。究其原因，在於美國自身的戰略選擇。當然，一國「利己」的同時可能「利他」。而「利他」的實作往往需要一定的外力。其實，作為駐美大使，胡適自己就付出了不少「交涉之力」。中美桐油借款談判是在1938年10月，羅斯福總統獲悉廣州、武漢相繼失守，而中國國內主和派又在大肆宣揚和談，也就不免擔心借款之後中國政府放棄抗戰。胡適洞察羅斯福的心思後，立馬要求重慶方面發表「絕不和談」的聲明，而當得到蔣介石回電對羅斯福做出保證時，他還認為蔣介石的語氣不夠堅定，「決定大幅刪改蔣介石的電文，務求能夠穩住羅斯福的信心」，以至於胡適在處理這次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果斷，被人認為「和他以往行事的慢悠悠而不積極的作風形成鮮明對比，而且極不尋常」。殊不知，胡適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絕不含糊的。顯然，胡適的影響和推動，即是促使美國外交「利他」的一股「外力」。
▲ 羅斯福與胡適
當晚長談的內容之二，是胡適與宋子文的齟齬，熊式輝回憶：
以前各事皆頗易辦，宋子文到此之後，因其性格不易與人合作，相處實感痛苦，伊力持大體，絕無個人功名之計較，事事避免沖突，乃以相安，並舉一例雲：廿九年三月間，子文組織現在C.D.S（China Defence Supply. Co.，即中國防務供應公司——編者註）在公司活動借款，美財政部長當伊與子文面，疾聲厲色，呵斥子文高價雇用律師，密向總統府活動，以壓制財部欺總統，子文力辯。財長雲:「你是聰明人，漂亮人，心裏應該明白。」以後由在座之財部屬員中間調說，始得下台，其後談及中間有一項條文，為一次與六次交款之爭議，僵不能決，幾至不能簽訂，後仍由財部人員為之設法，由伊出面向財長解說，始得簽字；但宋仍只與李幹同姓名標示，深恐伊分功，伊亦樂於從旁以觀厥成。
胡適與宋子文的不合，胡適在1942年5月19日的日記裏有集中袒露：「自從宋子文做了部長以來（去年12月以來），他從不曾給我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他曾命令本館，凡館中和外部、和政府，往來電報，每日抄送一份給他。但他從不送一份電報給我看。有時蔣先生來電給我和他兩人的，他也不送給我看，就單獨答復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對人說的。）」關於兩人的不合，熊式輝也早有耳聞。如，熊式輝訪美之前，旁人陳慶雲就曾囑咐他：「宋子文只有部下，無朋友，利用人時講交情，否則棄之若弊，與之來往，了解其個性，始能免於沖突。」到美之後，熊式輝與宋子文有了直接接觸，對其為人處世有了更多、更深了解。熊式輝到美伊始，宋子文即向其推薦朱世明為代表團副團長。1942年4月18日，熊式輝到美還不足一個星期，便深感處境不佳：「深夜不寐，念念於此間工作環境已感可慮，蓋數日來與子文接觸，深覺其支配欲甚強，而忮求心更切，即如本團之租屋及購車等細微之事，亦受幹預，遑論其他。」熊式輝與宋子文直接接觸只有幾日，而胡適與宋子文一起共事已近兩年（1940年6月，宋子文以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身份常駐美國。1941年12月，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仍駐美國），胡適實感「痛苦」，實不誇張。胡適「力持大體」，「樂於從旁以觀厥成」，倒似藺相如待廉頗。據熊式輝回憶：「胡大使言時，一種君子風度，心平氣和，可嘉。」熊式輝以「助人為快樂之本」勸胡適：「君與宋君，一為聖賢襟度，一為英雄手法，宋有其長，短在功利心急，忮求太甚，吾人為國相忍，當予原諒。」不能說熊式輝對胡適的「痛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其「感同身受」的程度遠遠不夠，那是無疑的。
當晚，胡適還向熊式輝提及宋子文對自己的一次欺騙行為。胡適言之鑿鑿，熊式輝一一記錄：
廿九年十二月一日日軍初進安南，美政府自動借一萬萬元與中國以為聲援，當晚伊不知有其事，因在外演講，將由紐約返華盛頓，忽接宋處電話，告知子文即晚來紐約，有要事相商，請其務在紐約相候，勿回華盛頓，伊答允之，繼後有李國欽及紐約中國銀行電話，亦同前所雲，並言子文處相尋未值，特叮囑轉致。至十一時，華盛頓開至紐約火車到站，未見子文至，詢之乃言未趕及班車，明早準來，堅囑相候。伊不知有何要事，信而不疑。及至翌晨閱及早報，見報端公布美政府已宣布借款一萬萬元與中國之訊息，乃恍然子文昨讬故遲滯伊返華盛頓之行，將恐伊與聞其事。余聞乃覺太奇，答以宋或真擬是晚赴紐約，故相約，未必別有心機。適之又言此事先亦不知所以，後聞毛邦初告知雲，其晚子文夫婦等原購有紐約戲票六張，擬赴紐約觀劇，忽接財部電，告知一萬萬元借款與中國之決定，明日可宣布，宋接電話後即四囑電話告胡大使在紐約相候勿返，此非另有用意為何？次日伊到華盛頓相晤，子文並無一語言及電話約候事，蓋無理由可說，因絕無要事須在紐約相商也雲雲。
熊式輝聽罷胡適的敘述，「以為宋、胡同在美與人周旋，內部當力求協調，方免差誤，所述各節，即有其事，吾人為國家愛惜人才計，亦當設法匡救其短，忽視其在此狹隘道途上發展漠不關心，宜設法忠告善導，以盡友誼」。對於宋子文的心機，熊式輝輕描淡寫，充當「好好先生」，不足為怪。但對胡適而言，宋子文的做法極不可取。胡適是書生，宋子文是政客，即便不能武斷地將宋子文定性為工於心計、精於算計，但在投機取巧、偷奸耍滑方面，胡適絕對不是宋子文的對手。類似的撒謊，胡適日後又有所識破。1943年11月5日，胡適日記：「去年我8月20日回到美京，子文邀我午飯，只有我們兩人，他說，你要知道，你的繼任者不是my choice［我的選擇］。我這外交部長是假的，什麽事我都不知道；就如新放的土耳其公使，我連姓名都沒有聽見過。當時我以為子文是愛面子的人，他說的話也授權信。……近來幾個月之中，我得著兩個可靠訊息，才知道魏道明確是宋子文保薦的。其實他何必對我自辯？他的‘撇清’，只足使他成為一個說謊的人而已。」這個例子，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設計局秘書長等職的王世傑也可「作證」。1942年9月13日，王世傑日記：「宋子文身膺外交部長之重任，然長期留華盛頓，迄未返國，亦無返國之意。黨內外人士頗不謂然。孫哲生甚至謂其步流亡政府之後塵。彼此次推薦之魏道明，亦深為中外所不滿。此君（宋）確乏容人之量。可惜。」宋子文的伎倆，主要意圖是爭功弄權。正如齊錫生所指出的那樣：「宋子文毫無疑問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他的個性是不甘扮演配角，一定要霸占舞台中央。因此，除非他能夠成為主宰中美關系獨一無二的人，否則他不會罷休。」應該說，宋子文的種種言行，確實強化了包括胡適在內的多人對其的負面觀感。當然，宋子文的專業知識、外交謀略、政治智慧、辦事能力等，要另當別論。
▲ 王世傑
作為國民政府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先後會見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副總統華勒斯、參謀總長馬歇爾、財政部長摩根索、陸軍總長史汀生等美國決策人物，並一再催促美國加大對華的援助力度。在美期間，熊式輝「勞煩」胡適之處也有不少：
1942年5月6日，訪胡大使，讬查詢美政府對我要求擴大英、美參謀會議之反應及約訪赫爾外長。
1942年5月19日，胡大使來談伊近與美政府人員談話情形，因示以四月廿一日送致羅斯福總統電函（委員長之電函)及備忘錄，並余五月十八日致馬歇爾總長函稿，囑其再向美政府詢問對此意見。
1942年8月8日，偕胡大使往訪美國務卿赫爾，普通拜訪。（熊式輝不諳英語，全賴人轉譯——引者註）
【海桑集】中，熊式輝還較為詳細介紹了自己應胡適之邀參加的一次聚會，時間是1942年8月1日：
晚九時，胡大使以練習英語為由，妄邀余赴美國友人某君處吃茶，與徐參謀長貿然從之去。至則知為美外交部顧問Stanley K. Hornbeck及東方司司長Maxwell Hamilton預設之茶會。余久聞Hornbeck乃一美國官僚，熟悉中國情形，聞曾在浙江某校任教授，猶以數十年以前之中國人對待我們，完全裝著副舊時領事、傳教士的舊頭腦，對中國懷著一種次殖民地的舊觀念，除為了保持其「中國通」之資格，不得不與中國人周旋外，對中國絕無好感，對中國人絕無友誼之可言。不久之前彼有電話約來訪，余允之，屆時彼未至，卻反來電話，故為誤會，告知彼在家候余往，何不見至，余令人回答之雲:「昨日相約是雲，‘你來見我，並不是我去訪你，我無事欲與談。既然誤會，彼此作罷了事。’」可見其人是何等卑劣而可厭。
熊式輝此次聚會的體驗很不愉快：「余既往亦不得不虛與委蛇，胡君與之似為職務上之關系頗相敷衍，書生本色到處天真，余則頗自愧悔事前不察，以致盲從，其似孔子之與陽貨遇之於途，不勝尷尬。」有人說熊式輝的民族主義情緒較濃，十分看重外交交涉中的對等原則，此亦一例證。熊式輝說胡適「書生本色到處天真」，意指胡適在外交上不硬氣、不幹脆，其1942年8月27日所記也表達了同樣的認知：「魏道明來談，伊將調任駐美大使，其所談論較胡適為強，此後中美外交，或不致如前之陷於停頓狀態中。」不久，魏道明正式接替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熊式輝更是抱以極大希望：「魏大使道明，來道對美外交應改變作風，余告以在此大時代中，君負光榮使命，如以革命精神，一掃過使節之因循態度，創造新中國外交路線，則成功固好，失敗亦無可非議，最怕不生不死不痛不癢的仰人鼻息坐著等候。」此處，熊式輝雖未點名道姓，但字裏行間流露的是對胡適行事風格的不滿。胡適的「苦撐待變」，在這個軍人眼裏，等同於「坐著等候」。至於胡適辛苦奔波為最大限度爭取美國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似乎是不屑一提的。
1942年8月15日，胡適收到免去駐美大使一職的電報，並於9月18日正式離職。【海桑集】中，熊式輝再次提到胡適是在1943年4月：
大風雨，連綿三日，余午始得飛離愛爾蘭抵葡京Lisbon，承李公使等迎候……李公使臨別握手，叮囑讬代呈欲調回國，曰年事已高，不宜久滯於外，來此已八年矣，余見其目不能明於視，足不能良於行，在此戰時，精力尤恐不濟，所言尚屬誠意，惟憶去年初到華盛頓時，胡適大使亦為余言代求脫，及後政府易以魏道明，而又怏怏然不滿於色，聽人之言，亦未可即信其行，姑誌之。
熊式輝說胡適曾請其代求脫，這在其回憶錄中也曾提及，即1942年4月13日晚兩人長談結束後，「伊頗覺子文性格不易為力，唏噓而散。臨余登車堅握余手曰:‘君有諸葛之稱，宜可借箸代謀，為我解除現職，救出火坑’」。胡適的原話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熊式輝說胡適被魏道明接替後「怏怏然不滿於色」，不知有何根據。一句「聽人之言，亦未可即信其行，姑誌之」頗有意味，言外之意是說胡適心口不一、言行不符。
▲ 1942年熊式輝（右）與駐美大使魏道明
胡適在美期間，享受了「大使」的光環，這不可否認。但說他留戀「大使」一職，因去職而不滿，似乎說不過去。胡適憑自己的了解，起初就對宋子文好感不多。1940年8月15日，宋子文在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和國務院政治事務顧問霍恩貝克會談援華問題後，將美對華借款現無希望一事告知胡適，胡適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此是意料中事。我當初所以不願政府派子文來，只是因為我知道子文毫無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來了若無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宋子文任外交部長，胡適即表明去意：「上午子文來談，他說他決定就外長事。我對他說，郭復初（即郭泰祺）來時，我曾對他說：‘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你知道我不想幹這種外交官的事。你回去時，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請千萬不要遲疑。’現在你也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樣向你聲明。如果政府要更動駐美使節，也請你千萬不要遲疑，我隨時可走。他說：‘我不是你的上司，我們只是老朋友，我們要合作。’」胡適雖然精神苦悶，但國家艱難，還是要識大體、顧大局，故一再忍讓，以「和」為貴。後面，國民政府易人，胡適應該是求之不得。
胡適當時的心態，也可從其致他人的信中窺見一斑——1942年5月17日，胡適致信傅斯年：「我在此實在無善狀可告朋友。‘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這兩句杜詩，時時在哼著。」同日，胡適給翁文灝、王世傑寫信，言明自己與宋子文在美共事中的深刻矛盾：「某公（指宋子文——引者）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出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兩兄了。去年12月8日，我從國會回家，即決定辭職了。但不久即有（郭）復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須費解釋，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兩兄知我最深，故敢相告，不必為他人道也。」9月10日，在致王世傑、傅斯年、錢端升、翁文灝、周炳琳、張忠紱等人的信中，胡適寫道：「五年中，負病工作，忍辱，任勞，都只是因為當日既已動一念頭，決心要做到一點成績，總要使這一萬三千萬人復認識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但可與同患難，還可與同安樂。四年成績，如斯而已。」一方面，胡適與宋子文相處已「實感痛苦」；另一方面，胡適於大使任上已「毫無用處」。此時，胡適被人取而代之，何來不滿？其實，胡適「怏怏然不滿於色」，與其說是「戀棧」，不如說是「無力正乾坤」。幾年外交，胡適早已深刻地認識到，美國「根本不關心中國的存亡」，只有當中國遭遇「最吃緊之危機或暴敵最橫行之時」，它才予以象征性的援助。
事實上，熊式輝代表團在美國的軍事外交也是同樣遭遇。盡管代表團苦心交涉，可「不管是正面要求，還是求助於美國其他機構、個人的‘旁敲側擊’，均無效果」。當遠征軍入緬作戰受挫後，代表團的任務改為努力勸說美國加大對華軍事援助，但「美國既不願意派兵赴遠東參戰，也沒有改善中印空運」。最後，代表團無功而返。這場中美之間的軍事外交，同樣應了熊式輝自己說的話——「最怕不生不死不痛不癢的仰人鼻息坐著等候」。
1943年5月19日，熊式輝再次提到胡適，記的是胡適對於熊式輝關於自動取消不平等條約這一提議的反應：
胡適大使適來談，伊近與美政府人員談話情形，余嗣述日前與施大使（施肇基——引者註）所談自動取消不平等條約事，彼反應殊平平，一似無足輕重。
此前，熊式輝曾與施肇基談起自己關於自動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想法，認為中國之不等條約快近百年，應當取消。熊式輝表示：「今各地經日軍蹂躪，列強莫不銷聲匿跡，我軍抗戰勝利後豈容以血肉爭回之國土，仍任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依舊存在，吾儕當向政府建議乘日軍猶在占領時，即於本年八月廿九日不平等條約一百周年紀念時明白宣言，自動取消。」平心而論，熊式輝的主觀願望是好的，其愛國之心無須懷疑。但自古弱國無外交，胡適「反應殊平平」，大概緣故在此。即便如孫科者，雖贊同熊式輝的想法，卻不得不承認：「不平等條約雖已取消，英美最近新發起之糧食會議、貨幣統一及將來貿易自由乃至重兵器制作等議論，於弱小國家仍將予以新的桎梏。」
1947年1月9日，時任東北行轅主任的熊式輝由沈陽飛往北平，拜訪了李宗仁。當天，熊式輝與胡適見面，並留下胡適對時事的三點看法：
與胡適談時事，彼言目前問題：（1）軍隊紀律不如前。（2）經濟之紛亂可怕。（3）國民黨內太復雜，將來必分，不如在蔣先生領導時任其分為兩個黨，舊招牌無論那一部份承繼，其他一部份名目可新設，領袖可暫超然。
是年8月，熊式輝接到調令，免去東北行轅主任一職，改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9月，陳誠從南京飛抵沈陽，以參謀總長身份兼任東北行轅主任一職，接替熊式輝主持東北戰局。其間，「沈陽與天津之間，時多誣蔑前東北行轅言論（熊式輝出任東北行轅主任時，陳誠派人到東北四處調查，並大肆宣傳熊式輝、杜聿明等人貪汙受賄、任人唯親等負面訊息——引者註），尤其是天津期世報及另兩小報，不斷造謠」。胡家風、關吉玉等，都勸熊式輝早日赴京消弭是非，而胡適與眾不同，他贊同熊式輝「暫休」。
【海桑集】中，熊式輝談其對美國上將魏德邁的看法，也涉及胡適，時間大約是在1947年8月：
魏德邁來華僅僅一個月，彼至各主要城市存取，多註意與一般失意政客或中共同路人接談，自命為深入下層，可以掘發黑暗一面之真像，不知以耳代目，察察為明者，已被奸人牽著牛鼻子，鉆進了他人圈套而不自知，據胡適之語人雲，魏氏無科學頭腦，與彼晤談，痛詆杜聿明，謂曾在東北刮有兩列車古董進關，胡氏問何年何月？何地起卸？何人見證？科學時代的吾人，不應道聽途說，作不能求證之妄語，魏氏啞然無以應。
熊式輝對魏德邁的印象不好，並引胡適作「旁證」。胡適對魏德邁印象如何，不見詳論。但胡適見過魏德邁是可以確定的。胡適1947年8月2日日記：「昨天 General Albert C.Wedemeyer［阿伯特·C.魏德邁上將]特使團到北平，約我去談話。……五點十分同Wedemeyer［魏德邁]談到七點二十分。」日後，熊式輝與胡適見面，談到馬歇爾，熊式輝稱：「馬歇爾與魏德邁是一類愚而好自用的東西。」
熊式輝對胡適的回憶，【海桑集】中還有幾處，但無關要義，不再摘錄。
綜上，熊式輝的敘言基本上是實事求是的。一般而言，回憶性的資料，因為事隔數年甚至數十年，難免出現「模糊」「走樣」和「失真」問題，加上回憶者的主觀色彩，在使用時尤需謹慎。【海桑集】與一般的回憶錄不同的是，其內容基本上取自其日記，其中的人物、時間、地點、對話、細節等，大多比較確切、清楚，加上熊式輝的觀察是「建立在親身體驗和日積月累的史料上」，這部回憶錄的歷史價值也就相對較高。
在【海桑集】中，熊式輝並未對胡適進行整體的、集中的總結和評價，透過零星的相關記錄可知，在熊式輝眼中，胡適是個書生，做外交也好，談時局也罷，始終不改「書生本色」。胡適的外交行為、外交成績，熊式輝認為是微不足道的。這也是當時和後世不少人的評價。這樣的評價多少還欠公道。要知道，胡適是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責任才「臨危受命」的。他是一個書生，「且不說在強權外交及爾虞我詐的國際外交中，他那書生式的‘誠實與公開’的外交難以應付。即就國內來說，自胡適任美使以來，便有各種議論、反對和責難，也是書生難以應付的」。而最為關鍵的是，「美國對華政策不取決於中國的需要，更不取決於中國駐美大使的才幹；而是取決於美國自身的利益和美國人對自身利益的判斷」。因此，對胡適大使任上的作為，大可不必苛求。
傅斯年說：「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又說，「說到整理，除了對史料進行比較沒有另外法子」。因此，對於史料，可謂「韓信點兵，多多益善」。鑒於【海桑集】中大多涉及胡適的「外交」，不妨再對照另一則史料——「我不相信兄是頭等外交人才；我也不相信，美國外交政策是容易被他國外交官轉移的。但是我深信，美國外交政策凡可以設法轉移的，讓兄去做，較任何人為有效。這不是我向兄說恭維話，這是極老實話。我也知道，兄常常遇著苦悶，政府所給外交訓令，往往不甚體貼環境，使兄為難。但是兄也要常常紀念著，抗戰的艱苦，不是兄等所能盡瞭，政府情急勢急，才將難題的一部份硬叫兄等去做。」這是1940年8月8日王世傑寫給胡適的信中的一段話。1974年11月19日，在胡適去世十余年後，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閱民卅年日記，覺復初（郭泰祺）、適之在外交方面，有超越其他職業外交家的貢獻，而未嘗作自我宣傳者，令余心欽。」
兩相結合，似乎可以說，作為駐美大使的胡適固然是個「書生」，是個「到處天真」的「書生」，卻也是個忠於職守、令人敬重的「書生」。
主要參考文獻
[1]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M].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
[2]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 耿雲誌.胡適年譜[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4] 齊錫生.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5] 朱正.胡適當大使[J].新文學史料，2023(01)
[6] 陳永祥.胡適、宋子文與抗戰時期美援外交[J].抗日戰爭研究，2011(02)
[7] 肖曉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942—1943年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的歷史考察[J].民國檔案，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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