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倮譽清」：重農抑商的秦國為何要厚待兩個商人？

2024-03-31歷史

本文約 4200 字

閱讀需要 11 分鐘

談及「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經濟，「重農抑商」往往是人們的第一印象。但在秦國留存不多的史料之中上卻有幾位大商人格外引人註目。除了憑借著「奇貨可居」的敏銳目光而「棄商從政」的呂不韋之外，【史記·貨殖列傳】中還列舉了兩位因善於經營而受到始皇帝封賞褒獎的大商人——「烏氏倮」和「巴寡婦清」，後世將秦帝國對他們的政治優待概括為「封倮譽清」。

呂不韋劇照。來源/電視劇【大秦賦】截圖

那麽，秦國對商人階層的真實態度如何？我們不妨從「商鞅變法」的細節和「封倮譽清」故事入手，來一探究竟:

【商君書】中的商業密碼

公元前362年，衛國貴族子弟公孫鞅（商鞅）響應嬴渠梁頒布的「求賢令」而入秦。經過籌備，公元前359年，以嬴渠梁強行出台公孫鞅擬定的【墾草令】為標誌，秦國長達二十年的「變法圖強」正式拉開了序幕。

值得註意的是，這場變法並非一蹴而就的，在以甘龍、杜摯為首的秦國「守舊派」的阻撓和與魏國爭霸河西的戰爭影響下，公孫鞅的變法推進緩慢。直至公元前340年，公孫鞅在「第五次河西之戰」中以詐術生擒魏國主將公子卬，進而受封秦國商於之地，其政治地位才趨於穩固。但不久之後嬴渠梁病逝，失去了政治靠山的公孫鞅進退兩難，在封地起兵被殺，屍體也慘遭車裂酷刑。

商鞅劇照。來源/電視劇【大秦帝國之分裂】截圖

公孫鞅敗亡之後，他所推行的「新法」並未被完全廢止，但處於「大爭之世」的歷代秦王在面對復雜的內外局面時，必須因勢利導，對所謂的「商君之法」進行改良和修繕。因此，今天傳世的【商君書】其實是秦國歷代國君根據「商君之法」詮釋自身治國理念的合集。

雖然【商君書】並非公孫鞅所著，但從其中的一些記載，我們還是可以管窺秦國自「孝公」嬴渠梁執政時期至始皇帝嬴政橫掃六國之前，歷代國君對商業及商人階層的態度：

【商君書】中最早提到商人階層，是在第二篇【墾令】之中。此時，嬴渠梁、公孫鞅的變法剛剛開始推行，積貧積弱的秦國面對關東六國軍事、政治、經濟領域的全面蠶食，不得不全面禁止糧食的商業流通以逼迫自耕農和貴族階層專註於開墾荒地。

當然，在禁止糧食流通的同時，嬴渠梁、公孫鞅也為秦國的商人階層留了一條「活路」，那便是投身「軍市」，為秦國的軍隊采辦武備和糧秣。

秦下級軍吏俑。來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為了進一步闡述限制糧食商業流通的必要性，【商君書】第四篇【去強】中又再次強調了放縱商人買賣糧食的危害：

「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困而奸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當然，在【去強】篇中，嬴渠梁、公孫鞅也承認商人與農民、官吏（貴族階層）一樣，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

只是商人如果數量太多，便會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導致貴族階層破產：

「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

有趣的是，在【商君書】第九篇【錯法】中，秦國對商人階層的態度有了極大的改變，不僅認定商人階層透過市場獲利是正當行為，甚至鼓勵秦國民眾投身市場以獲取利益。

商鞅方升。來源/上海博物館

聯系到【錯法】篇中出現了「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力」的比喻手法，因此這篇文章的時代背景可能是秦武王執政中後期至秦昭襄王執政初期，此時的秦國經過了秦惠文王時期的積累和發展，借助名臣張儀的「連橫破合縱」之策，已然開啟了東出的大門。所以秦國鼓勵本國商人進入關東攫取商業利益，以期達到「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的目的。

正是得益於和關東諸國通商，秦國很快便積累了大量的財貨。是以，在據推測成文於秦昭襄王執政中期的【商君書】第十一篇【立本】中，秦國君臣可以驕傲宣布，秦軍之所以所向披靡就是因為「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這一時期，發達的商業也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秦國甚至出現了「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的囂張論調。

然而，前進的道路總是曲折的。秦昭襄王執政後期，秦與六國惡戰連場，為了應對不斷擴大的戰事，秦國進入了「總體戰」態勢。

「長平之戰」後，秦軍雖然聚殲了趙軍主力，但自身國力也遭到了嚴重損耗。公元前257年秦軍圍攻邯鄲失利之後，攻守態勢更一度逆轉。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戰線，「秦昭襄王」嬴稷執政後期，秦國開始重新走上了嬴渠梁、公孫鞅變法時期「重刑少賞」的路線。曾經繁榮的關東貿易網路自然地進入了雕敝期。

然而，即便秦國政府將一切反對戰爭的思想和聲音都歸入「六虱」的行列予以禁止，戰線卻依舊大踏步地後退。秦昭襄王病逝後，秦軍更是屢戰屢敗。公元前247年，魏國「信陵君」魏無忌率魏、趙、韓、楚、燕五國聯軍攻至函谷關外。也就是在這一年，借助商人呂不韋資助逃回秦國的秦莊襄王病逝，其子嬴政繼位。

官方默許收割商人

登基時年僅十三歲的嬴政顯然無法獨自執政，因此憑借此前攻滅東周之功晉封為「文信侯」的呂不韋便以「相國」和「仲父」的身份接過了秦國這艘巨艦的船舵。

【呂氏春秋】。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呂不韋雖然與公孫鞅同樣出身衛國，但不同的成長經歷卻造就了兩人完全不同的三觀。在召集門客編寫的【呂氏春秋】中，呂不韋雖然肯定了法家所倡導的「法令治國」和變法圖強的理念。但也將公孫鞅推行的「重刑少賞」視為「衰世之政」。此外，【呂氏春秋】還特意強調了繁榮的商業活動對國家經濟和百姓生活的助益，是為：

「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呂氏春秋】的這一論調同樣得到了同一時期【商君書】中內容的唱和。【商君書】第十六篇【賞刑】便推翻了秦國此前長期推行的「重刑少賞」制度，提出了「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的觀點。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賞刑】篇的作者以商湯滅夏、周武滅商舉例，提出「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人」，言下之意是，只要天下安定，有功的將領和士兵完全可以透過商業活動，自己購買到價格低廉的商品。這種「和平紅利」較之有形的土地、牲畜，更能收獲忠誠。

呂不韋攝政的近十年時間中，秦國雖然暫緩了對六國的攻伐，卻透過招攬關東移民的方式極大增強了國力。然而，隨著秦王嬴政的成長，王權與相權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開始集中爆發。公元前237年，呂不韋被免去了相國之職。一年之後於封地被逼自盡。

五年相邦呂不韋戈。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而對應這一時期的【商君書】又跟著再度變得殺氣騰騰。【商君書】第十八篇【畫策】就強調了軍事力量的決定性作用。秦國的戰車再度發動了起來。

為了更好地驅策秦國百姓投入到統一天下的戰爭中，公孫鞅那套「重刑少賞」的理念在【商君書】第二十篇【弱民】中被重新提及。值得一提的是【弱民】篇中除了再度提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法民」之外。還首次提出「壟斷經營」和「控制出口」的理念：

「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強，亂則弱。強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強，去物者弱。」

而秦國北地郡烏氏縣的「烏氏倮」，因為在與西戎部族的物物交換中賺取了豐厚的「貿易順差」，而成功進入嬴政的視野。

有趣的是，【史記·貨殖列傳】對「烏氏倮」的記載雖然僅有：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這區區五十個字，但資訊量卻可謂極大。

首先，大多數畜牧業從業者往往只會出賣自己牧群中老邁或年幼的個體，而那些成年的健壯體則往往會留下配種。極少出現「烏氏倮」這種悉數「斥賣」的操作。

其次，作為容易滋生「美虱」和「好虱」（嬴政執政時代的「六虱」之二，指商人為獲取利潤而販賣華麗、玩好的物品）的奢侈品，絲織品在秦國是重點管控的商品之一，而「烏氏倮」不僅能夠大批次購買，還能越過守衛嚴密的邊境，送到西戎部族首領的手中。

最後，如果說從秦國邊關守軍的眼皮子底下走私一些絲織品還有可能性的話，那麽那滿坑滿谷的牛羊，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趕回來的呢？

綜上所述，答案恐怕只有一個，那便是這位「烏氏倮」其實是得到秦國官方默許的「進出口貿易商」。他進行的這筆交易，實際上是秦國為籌備東征六國，大規模進口牛羊，將其作為戰略物資的行為。而嬴政之所以給予「烏氏倮」等同封君的政治待遇，也無非是踐行「利出一孔則國多物」的理念而已。畢竟，有了秦國政府的支持，「烏氏倮」可以更好地從北方遊牧民族手中套取更多的畜牧資源。

如果說，「烏氏倮」的受封是嬴政在培養有秦國「官方背景」的豪商大賈的話。那麽「寡婦清」的遭遇，便是秦國在橫掃六國之後，對天下商人收割的一個縮影。

秦半兩。來源/中國錢幣博物館

【史記·貨殖列傳】對「巴寡婦清」的記載同樣簡略：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

而這五十一個字背後同樣蘊含著巨大的資訊。

首先，「巴寡婦清」不是什麽白手起家的女強人，而是家族占據巴郡地區朱砂礦坑的「富N代」。其次，巴郡地處秦國腹地，「巴寡婦清」所謂的「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指的自然不單是抵禦關東六國的「侵犯」，而是指能夠與秦國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對抗。

為了啃下這根硬骨頭，嬴政采取了「捧殺的策略」。他將「巴寡婦清」打造成「貞潔烈婦」的代表，並在鹹陽修築了「女懷清台」。面對九五之尊的禮遇，「巴寡婦清」無奈北上。

雖然關於她是否不久後便病故於鹹陽，各方史料說法各異。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天下歸於一統，嬴政「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巴寡婦清」只是有幸青史留名的「十二萬分之一」而已。

參考文獻：

1、【商君書】商鞅著，古吳軒出版社，2023年11月。

2、【史記】司馬遷撰，商務印書館，2018年1月。

3、【資治通鑒】司馬光等撰中華書局出版，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