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湯仁澤
今年是史學大師呂思勉誕辰140周年。呂先生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教學工作，在中國通史、斷代史和各種專史研究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父親初識呂先生時16歲，開始鉆研經史考訂之學，後來潛心研究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研究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在讀史、治學、著述等方面，離不開呂先生的引導、教誨和勉勵。父親在1957年【自定年譜】中說：「十月，呂先生因趕校【隋唐五代史】，心臟病突發，遽爾逝世，痛失良師，哀悼不已！」深厚的師生之情，讓父親一生緬懷心中，直至去世前，還在閱讀【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
無錫國專滬校
1884年，呂思勉出生於常州的書香門第，其先祖呂宮是清代常州第一位狀元。父親師事於呂先生，是在1940年就讀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滬校時，曾有這樣一段珍貴記憶：「全面抗戰時期，上海一度成為‘孤島’。我於此時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滬校。當時，有許多著名學者前來授課，其中就有呂思勉先生。他是由光華大學到國專擔任‘史學講座’的。由於呂先生與我是常州同鄉，我對他就多了一份親近感，呂先生在學問、道德、人格上對我的影響很深。」
剛進無錫國專時，呂思勉先生給我們上了一整年的課，講【左傳】。呂思勉先生教書是很認真的，他很了不起，中國的古書很多都背得滾瓜爛熟，記憶力很強，講到什麽地方就背到什麽地方。上他課的學生不是太多，有些學生覺得他講得太深，聽不懂。我都能聽懂，因為我【左傳】很熟，很多都背得出來。他那個時候50歲，是學術的巔峰期。
呂先生上課不帶講稿，第一堂課，講的就是【史記】，講【史記】的三家註。後來呢，他也沒有題目了，就說「你們有什麽問題，提問後我就講解」。他也沒有講稿，又沒有準備，當場提問當場解答。哎喲！呂先生可真厲害啊，記憶力超人啊！我們讀書啊，最困難的就是禮，三禮啊，【周禮】【儀禮】【禮記】。有人去問他周代的禮制，他用圖解，一個個畫了出來。譬如三廟、五廟、九廟，一個個畫，記憶力好得不得了！所以呂先生後來講課，你們問什麽，他就講什麽，他又沒有講稿，一講就是一節課。
呂思勉先生特別受學生歡迎，呂先生一個是誠懇，第二個是認真，是老師裏最認真的，任何一個小問題問他，他都給學生寫一篇文章回答。當時都是用毛筆，他字也寫得很好，有些我現在還保留著。 （戴海斌、沈潔采訪整理：【湯誌鈞先生訪談錄】，【史林】2014年增刊）
呂先生超常的記憶力讓父親驚嘆不已，上課時不帶書籍或講稿，講課時旁征博引，口若懸河，娓娓道來之余讓學生提問，解答時同樣沒有參考教案，但有問必答，對答如流，學生十分滿意，樂在其中。呂先生的言傳身教對父親影響很大，父親得其精髓，講課或講學，引經據典，旁征博引，也不帶任何書本或講稿，卻能連續演講數小時，他說登台作教，一支粉筆足矣，當年呂先生就是這樣。
▲ 呂思勉先生（1884-1957年）
身言教誨
呂先生早年受梁啟超影響很深。梁啟超（1873-1929）既是鼓吹變法維新的風雲人物，輿論界的驕子，又是近代蜚聲中外的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和著名學者，他的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成長。呂先生曾說：
余年十一，歲在甲午，而中日之戰起，國蹙師熠，創深痛巨；海內士夫，始群起而謀改革。於是新書新報，日增月盛。
甲午戰時，予始知讀報，其後則甚好【時務報】。故予此時之所向往者，實為舊日所謂經濟之學。於政務各門，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細。
1896年，梁啟超24歲，【三十自述】記載：「（1896年）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時務報】開，余專任撰述之役，報館生涯自茲始。」這一年呂思勉13歲，呂先生說：
予年十三，始讀梁先生所編之【時務報】。嗣後除【時務報】以當時禁遞甚嚴，未得全讀外，梁先生之著述殆無不寓目者。粗知問學，實由梁先生牖之，雖親炙之師友不逮也。
【時務報】出風運甚速，銷數至萬七千份，此在今日誠不足為異，然在當時，則創舉也。讀【時務報】者，雖或持反對之論，究以贊成者居多，即反對者，亦鹹知有改革之說矣。【記】曰：「運會將至，有開必先。」時勢造英雄，開創之功，固亦因乎運會，然其奮起而圖開創，其功卒不可沒也。 （李永圻、張耕華編撰：【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第43頁）
從11歲「先生始讀報，並略知世界歷史」，「甲午戰時，予始知讀報，其後則甚好【時務報】」，越發關心時事；13歲起閱讀【時務報】，並著迷於梁啟超著述，「梁先生之著述殆無不寓目者。粗知問學，實由梁先生牗之，雖親炙之師友不逮也」。16歲起，呂先生閱讀「正史」，至23歲已將正續【通鑒】、「二十四史」、「三通」讀過一遍，並做了大量劄記，為日後做學問打下紮實的基礎，「自23歲以後，即專意治史矣。」在此後五十年的歷史研究和著書立說中，呂先生給我們留下了一千余萬字的著述。
呂先生對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三人都有研究，他說：「以康、梁、章三位先生而論，則康先生是外向性的，章先生是內向性的，而梁先生介乎二者之間，論學問、論事功，都系如此」，「然我和這三位先生，雖無雅故，而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受其牗啟之處實不少。而尤其是康、梁兩位先生，這或者因我在理性方面，最於梁先生為近；而在感情方面，我也是一個空想的大同主義者罷？」「真正的學者，乃是社會的、國家的，乃至全人類的寶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願世之有誌於學問者，勉為真正是學者。」
父親初識呂先生時16歲，鉆研經史考訂之學，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後來一直在行動和實踐中繼承恩師的遺誌，潛心研究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研究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著【戊戌變法人物傳稿】【戊戌變法史】【康有為傳】【章太炎傳】【梁啟超其人其書】，編著【康有為政論集】、【梁啟超全集】（二十卷）、【章太炎年譜長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章太炎全集】（第一冊）等著作，在讀史、治學、著述等方面，受到呂先生的身言教誨可謂大矣。
珍貴信劄
1952年11月下旬，父親收到呂思勉先生11月17日信劄，是用華東師範大學信箋，毛筆書寫。此信不同於一般書信模式，敘生活瑣屑、抒思鄉之情等，而是論述學問和治學心得。父親視信劄如珍寶，曾對筆者說：「經歷幾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師友信劄幾被抄沒殆盡，唯獨此信珍藏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了。」2009年1月父親將信劄刊布於【中國經學】第四輯，題為【覆湯誌鈞論經今古文學書】，「整理前言」是這樣說的：
呂思勉先生，字誠之，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生於1884年（清光緒十年），逝世於1957年，享年74歲。
呂先生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工作，曾任東吳大學、沈陽高等師範學校、滬江大學、上海光華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一級教授。早年著有【經子解題】【理學綱要】【宋代文學】【先秦學術概論】【史通評】【中國民族史】【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等。呂先生晚年想用個人的精力寫成各個時代的斷代史，先後寫出【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份量很重的斷代史，計劃要寫【宋遼金元史】，因年老多病，僅存劄記。
呂先生是我的老師，這封信是他1952年11月17日寫給我的，用華東師範大學信箋，共三頁，毛筆書寫。「玉揆」是呂先生為我取的表字。
湯誌鈞，2006年7月10日
呂思勉致湯誌鈞信：
玉揆老友：
睽違半載，時切馳思。忽奉手書，良慰饑渴。承下問，謹述鄙意，合否尚祈甄別：
一、孔壁得書之說，以事理揆之，總覺其不可信，略如拙撰【秦漢史】之說。惟指為某一人或數人偽造，則亦不然，此勢所不能。康氏非經生，其說自不足據。至古文經之由來，紙上別無材料可得，以意度之，經本當時自可有流傳之舊本或漢人寫本，與通行之本文字不同，妄造來原，稱出孔壁，或曰河間獻王等等，孰能明質其非？劉歆見故府遺書，何從知其來歷？亦相傳雲如何即如何述之。此如今藏有骨董者亦據前世相傳，雲其如何得來即雲如何得來耳。其言不必實，然亦非有意騙人也。漢人傳經，重在經說，不重在經本，有異於人之說，經本與人相同，亦可自名其家，成為一家之學。有特異之經本而無特異之說，則只是有一古籍，不能成為經師。古文經說之成，由於積漸，此則今文諸家之能，本不能禁人無異說。即今文諸家同出一師者，後亦可分為數家。而古文亦非無同異。語其實，則今文與今文之異，古文與古文之異，正猶今古文之異，特其時經本既有今古文之別，言經者必有其所據之本，遂從而立此名目，分為兩大派耳。
二、魏晉以後，古文大行，今文幾絕。鄙意東京今文傳授，偏在國學，國學之中，實鮮章句之士，尚不能如民間傳授之能綿延弗絕，一也。今學可貴在其大義，自新莽革政，敗績失據，人心皇惑，不復敢言經世，則其可貴者亡。而自漢末以來，言經者多雜讖緯，今古皆然，今學尤烈，說涉迷信，與魏晉後盛行之玄學最不相容，古學可以不言義理，專重名物訓詁，今學則不能。故古學脫離讖緯較易，當玄學盛行時，仍得保其偏安之局，而今學亦不能，二也。
大作尚未得拜讀，拜讀後如有所見，再當續陳。此覆，敬頌著祺。敬惟鑒照不盡。
呂思勉
十一月十七夜
今文經傳授雖絕，其精神則不亡，精神惟何？經世是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宋學遠源，導自啖、趙，劉蕡對策，實為千古一人。史言其善【左氏春秋】，然讀其策對，無一語非【公羊】義者，恐亦啖、趙同調，雲善【左氏】誤也。此與康氏以【公羊】之學，而成維新魁首，正同一轍。經世之學，別是一途，不能以經生之見，診其得失也。又上。
▲ 呂思勉致湯誌鈞手劄，寫於1952年11月17日
▲ 呂思勉致湯誌鈞實寄封，1952年11月17日
校訂【戊戌變法史論】
1954年呂先生回常州修養，此時師母虞菱身體不適，在呂先生日記中，記載父親在師母患病期間為其延醫問藥之概況：（節錄）
9月4日（土，舊歷八月初八日癸亥）：䍁蘭近日患傷風氣管支炎，今日午後請同新診所中人驗血，白血球萬二千。閱【廈門大學學報】、中山大學岑仲勉【隋唐史】，皆玉揆相假也。
9月19日（日，舊歷八月二十三日戊寅）玉揆來，嶠若來。䍁蘭昨日自雲前夜寒熱至昨午後始退楚，然遲明時曾自覺熱退，九時復微惡寒，蓋前夜三時與昨晨九時實兩寒熱也。昨夜未有寒熱，今晨九時微惡寒，十二時量之為三十八度又十分度之二，至晚未退楚。
9月26日（日，舊歷八月三十日乙酉）訪玉揆，以其十九日言，曾在武進醫院任職，可為䍁蘭約一醫師來診斷，托之也。玉揆暨武進醫院內科副主任徐君樹人來為䍁蘭診視，雲決非瘧氣管支炎，今亦不劇，肺微炎而已，如此輕癥不應久之不愈，則或可疑其肺炎為濾過性病毒，然非攝愛克司光景不易斷也。先是薛小姐瑞晨訪徐元謨，以䍁蘭昨病狀告之，元謨處一註射方來以示樹人，樹人亦以為然，而雲可日針連針四日，倘寒熱仍不止，則至武進醫院攝愛克司光景。元謨所用註射藥曰克尼西林，樹人雲市所儲不如武進醫院所有，乃由玉揆往為代買，又送來，其意甚可感矣。
9月29日（水，舊歷九月初三日戊子）玉揆來，問䍁蘭之疾，約會今夜與樹人晤談，復明晨再來，且雲樹人曾以電話問於玉揆，意皆可感也，
9月30日（木，舊歷九月初四日己醜）䍁蘭昨夜無寒熱，今晨七時溫度為三十六又十分度之九，下午三時半升至三十七又十分度之三。玉揆晨來，述樹人言，無庸再註射，而屬到醫院仔細檢查一次，與約過下月初三往。
10月2日（土，舊歷九月初六日辛卯）䍁蘭昨夜自覺最好，但至三時不能寐而已，今晨八時溫度三十七又十分度之三。玉揆來商定，䍁蘭更較健康，乃至武進醫院檢查。
10月4日（月，舊歷九月初八日癸巳）訪玉山，因榮兩肩兩膝酸痛，運動有時不便，擬請徐樹人診，訪玉揆於市立第一中學，請其介紹。玉揆允下午三時半至四時間至其家，同往醫院，而榮力乏，且惡寒，蓋發微熱，乃以電話告玉揆請改期。䍁蘭安好。
10月7日（木，舊歷九月十一日丙申）春甥來，偕榮詣玉揆同至武進醫院請徐樹人，診罷，予至陸順興。䍁蘭病已愈，惟氣力尚乏耳。
10月8日（金，舊歷九月十二日丁酉）訪玉揆，托其代約樹人，後日在揚州飯店晚飯。
10月10日（日，舊歷九月十四日己亥）約樹人、舜名、元謨、誌鈞。勤昌、永武在揚州飯店夜飯。則敬適來，亦約其前往，而舜名未至，予與䍁蘭、榮偕往。
10月23日（土，舊歷九月二十七日壬子）訪則敬、玉揆於市立第一中學，則敬有疾，未晤。
10月24日（日，舊歷九月二十八日癸醜）玉揆來。
10月27日（水，舊歷十月初一日丙辰）玉揆來。
12月5日（日，舊歷十一月初五日乙未）玉揆來。
師母患傷風氣管支炎和腸胃病，發熱畏寒，高燒不退，呂先生焦急如焚。父親曾在武進醫院衛校任職，請來醫院內科副主任徐君樹醫師診視，認為「決非瘧氣管支炎，今亦不劇，肺微炎而已，如此輕癥不應久之不愈，則或可疑其肺炎為濾過性病毒，然非攝愛克司光景不易斷也」。經肺部透視後確診病狀，打針服藥，病情逐漸好轉。
父親藏有呂先生一紙手書自黏便箋，問詢中草藥藥效及價值：「洋金花、風茄花系一物抑系二物？太子參系何種參，價值如何？」
▲ 呂先生手書自黏便箋
在【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中，找到了父親的回答：「湯誌鈞有一自黏便箋，蓋答先生問也，亦在‘醫事備檢’內：洋金花可置於煙鬥中服之，治氣喘，但久服有弊。風茄花舍親曾查詢【本草】未見，不知是否別名？太子參價格甚廉，但作用不大，尚不及參須雲。」
呂先生在常州修養期間，父親將第一部研究戊戌變法的書稿【戊戌變法史論】送請呂先生校定：
1954年10月11日（月，舊歷九月十五日庚子）玉揆以論戊戌政變之作屬閱，今日為閱一篇。
1955年呂思勉先生被聘為江蘇省第一屆政協委員，但因病甚，請長病假，未能赴南京出席會議，該年度的上海史學會活動也未能參加：
1955年1月30日，史學會在上海博物館進行1954年年會。王蘧常等二十餘人出席。周予同主持會議，周谷城作會務報告。理事由於顧頡剛調北京，呂思勉回常州，推選顧廷龍、洪廷彥遞補。
養病期間，呂思勉先生仍未停止校訂【戊戌變法史論】，並「詳加簽註，力贊出版」。1955年9月，【戊戌變法史論】由群聯出版社出版，父親在【序】中感慨道：「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周予同、呂思勉、楊向奎諸教授的督促和鼓勵，全稿成後，蒙呂思勉教授親加核對，周予同教授介紹出版，均此致謝！」
【戊戌變法史論】是父親較早的有關戊戌變法研究成果，「該書共收論文七篇，對於戊戌變法時國內、國際形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闡述，對於維新派的思想和當時有些重要事件，作了探討和考證。」接著，另一部【戊戌變法史論叢】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於1957年11月出版，書名為呂先生題署。此後，父親在研究中國近代史和戊戌變法史的領域中，搜集資料，辛勤探索，不斷創立新說，著述不輟六十余年之久，作出許多開拓性的貢獻。
▲ 湯誌鈞著【戊戌變法史論叢】於1957年11月出版，呂思勉先生為封面題字；【戊戌變法史論】於1955年出版
師恩難忘
1956年底，經過呂思勉教授和周予同教授的推薦，透過國務院招聘委員會，入職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處，居住在中科院肇嘉浜路宿舍，距呂先生復興西路寓所較近，時常登門求教問學：
我到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報到時，全所還不足十人，住處和呂思勉先生較近。我在常州，恰好呂先生返裏養屙，閉戶撰作，我經常到他十字街寓所請益。這時他已來滬，又能親炙經史。我到他復興西路新址時，他總要整治酒肴，看我飲紹興酒，談山海經。【戊戌變法史論】是他親自審閱的，如今還保存了他的眉批浮簽；【戊戌變法史論叢】的書眉也由他題署，可惜出版社把「呂思勉題」四字去掉了，又將直行裁為橫排，真感遺憾。 （湯誌鈞：【我的自傳】，【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9期，第37-38頁）
呂思勉先生自1953年秋冬起，被嚴重的支氣管炎、肺氣腫和心臟病纏身達四年之久，卻不顧身體衰弱，夜以繼日地抱病著述。
1957年，呂思勉先生患病十分嚴重，在日記中有關病情記載節錄如下：
1月11日，咳甚氣促，服止咳藥。
21日，有熱，此後痰多咳甚。
2月23日，以左眼充血甚，停寫讀。
4月8日，皰疹兩年目未愈，中旬氣舒些，未及去年，5月乃更愈。
5月15日，左額痛頗甚，目如故，輟寫讀。
6月1日，病又稍不如昨。
8月15、16日，目如故，吐血。
10月7日，近日左眉骨及其以上痛癢頗甚。
雖病篤，但「病及工作如昨」，仍堅持「半寫讀」或「全寫讀」。自1月「由常來滬」後，父親常去探望呂思勉先生，【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中有關記載如下：
5月4日（四月初五）星六：玉揆來，方予來。
5月15日（四月十六）星三：玉揆來。
5月17日（四月十八）星五：玉揆來。
5月21日（四月廿二日）星二：玉揆來。
5月31日（五月初三）星五：玉揆來。
6月2日（五月初五）星期：約紫荊、玉揆、增福來晚飯，紫荊又偕其長女來，名曉青。
6月3日（五月初六）星一：玉揆來以【隋唐五代史】去。
6月11日（五月十四）星二：玉揆來，偕繸蘭、榮、永圻至錦江夜飯。
6月22日（五月廿五）星期六：其可來，玉揆來。
6月26日（五月廿九）星三：玉揆來。
7月18日（六月廿一）星四：玉揆來。
7月24日（六月廿七）星三：玉揆來。
8月4日（七月初九）星期：約玉揆、祖海、鐘山、永圻在和平飯店。
9月6日（八月十三）星五：玉揆來。
9月12日（八月十九）星四：玉揆來。
10月2日（閏八月初九）星三：玉揆來。
10月4日至8日，仍在堅持校閱【隋唐五代史】，因心臟病及肺炎並行，醫治無效，不幸於1957年10月9日逝世，享年七十四歲。呂先生為學術研究奉獻了一生。父親在1957年【自定年譜】中說：「十月，呂先生因趕校【隋唐五代史】，心臟病突發，遽爾逝世，痛失良師，哀悼不已！」還說：「呂先生的音容笑貌，卻至今回蕩眼前。」
呂思勉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與錢穆、陳垣和陳寅恪並稱中國現代四大史學家。2018年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公布了首批六十八位「上海社科大師」名單，呂先生名列其中。他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教學工作，在中國通史、斷代史和各種專史研究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
逝世當年，顧頡剛先生就發出倡議，整理呂思勉遺稿，並擬請楊寬負責主持遺稿整理工作。後推遲至1962年。該年3月，父親參加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發起整理出版呂思勉遺著，由社長李俊民出面邀請楊寬、唐長孺、湯誌鈞、李永圻、呂翼仁等，啟動呂思勉遺著整理工作。
呂先生在父親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一直關註並參與呂思勉先生遺著整理工作。1975年，「時滬上又有編印呂思勉先生遺著之議，與呂先生女公子呂翼仁、楊寬相商，請胡道靜參加。胡入獄數年，今掃馬路，請其校訂，藉免勞役。」次年，「唐山地震，借調北京文物出版社整理吐魯番文書之唐長孺避居來滬，時相過從，並邀呂翼仁、李永圻至舍餐敘，共商整理呂思勉先生遺稿事。」
父親飽含著對恩師深沈而熾熱的情感，撰有呂先生的傳記和回憶文章多篇，他在【民國人物傳·呂思勉】中這樣寫道：
呂思勉治學嚴肅，作風踏實，五十年來，曾經從頭到尾把二十四史讀過三遍，同時還參考其他歷史書作考訂，基本上運用清代乾嘉學者所用的方法，每讀一本歷史書，都要仔細地排比史料，分門別類，寫成許多劄記。他的不少歷史著作，就是從劄記的基礎上寫成的。但因其知識面廣，於各門社會科學多所涉獵，所以能從分散的史料中觀其會通，不專門在枝節上用功夫。他並不好奇獵博，卻尚實事求是。……他為人誠樸，謙虛謹慎，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向他問學，總是認真答復，絕不敷衍，對青年更時加勉勵。七十歲後，不能到大學上課，還扶病編寫講義。呂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已出版者外，尚有未刊遺稿一百數十萬字，正將陸續整理出版。
呂先生的勤奮和執著、學養和品德，至今仍然催人奮進。
八十年代初，父親向常州市府領導提議修繕保護呂思勉故居，是對前輩鄉賢和恩師的感恩和紀念，以告慰故鄉先人。1983年11月，常州市人民政府決定將市區十子街新生路四號（原為十子街六號）呂先生舊居作為紀念館，呂翼仁將【隋唐五代史】手稿捐贈給常州博物館收藏，並「囑我請周谷城先生為紀念館題署，周先生聽到紀念館成立極為高興，說‘呂先生的事，我立即辦’，當場用毛筆在宣紙上寫了‘史學家呂思勉故居’大字。我又告訴了武漢大學的唐長孺教授，他於11月22日寫信給翼仁附詩一首：‘夫子今長往，開編題拂存。滄波涵德量，學海接微言。故居遺書在，名山一老尊。升堂吾豈敢，白首愧師門。——誠之師紀念館開幕誌慶，受業，唐長孺。’」
呂思勉故居坐北朝南，共4進21間，均為清代硬山造磚木結構建築，每進中間設有天井、花壇，給人以古樸典雅、書香溢齋的氛圍。故居經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修復，陳列呂先生所藏的古籍、圖書、字畫、生活用品及呂先生生平學術展覽，1987年12月，市人民政府公布其為常州市文物保護單位，並對外開放。
人們懷念呂思勉先生，是因為先生出眾的學問和人品。先生為人謙和樸誠、樂於助人，其身言教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父親談及呂先生，總是感慨萬千，他說呂先生字「誠之」，人如其名：「他待任何人都很認真，人品好得不得了，誠懇得不得了。我有時候到他家裏去，他很高興，總是熱情招待，請我飲黃酒，講‘山海經’。我講話的時候他向來不插嘴，認認真真聽完後再發表意見。」呂先生為人隨和、寬厚，獎掖後學不遺余力，無論是誰，有這樣的老師都是難得的福分。父親還說：「每年蠶豆上市，呂先生總要回常州品嘗。」陽春三月的常州，家家戶戶的餐桌上都會增添這道嫩、糯、酥、香齊全的時鮮菜，上海等地不缺蠶豆，但家鄉的蠶豆最富有鄉土情味，百吃不厭。這些都能勾起父親濃濃的思鄉、懷舊情結。
父親生前的最後四年多是在醫院度過的，正遇新冠疫情，兒孫們無法伺候左右，承歡膝下，唯有書籍相伴，安享讀書快樂。病床邊一直擺放著多部書籍，其中就有【梁啟超全集】和【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父親終身感念恩師的竭誠相助，一直將浩蕩師恩，感銘內心。
▲ 呂思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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