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世友的一生中，
1966
年
10
月無疑是一個極為危險的時刻。那時，北京的紅衛兵風暴正像野火般蔓延至全國各地，許世友也未能幸免，成為了這場運動中批判的靶子。南京的街頭巷尾，充斥著批判他的大字報，那些紙張上刺眼的
「
許大馬棒
」
字樣，像是無聲的控訴。
最初，大字報的內容還較為溫和，但很快，情況急轉直下。紅衛兵們沖進許世友的住宅，肆無忌憚地破壞，甚至連他的上將禮服也未能幸免。面對如此困境，許世友感到無助和絕望，他選擇了逃離，躲進了深邃的大別山。
然而，這場風波並未因此平息。紅衛兵們繼續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甚至編造出他在延安時期就企圖殺害毛主席的謠言。這一指控使許世友的政治生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幸運的是，在這關鍵時刻，毛主席開始了他的南巡之旅，並在抵達上海時明確表示要保護許世友。他堅稱許世友從未有過加害他的念頭，反而是在延安的監獄中，是他親自下令釋放了許世友。為了確保許世友的安全，毛主席指派張同誌乘坐空軍飛機前往大別山接他。
（許世友與毛澤東）
但許世友對張同誌的怨恨頗深，同時他也深感自己的處境堪憂。因此，在離開大別山之前，他找到了安徽省軍區的司令，鄭重地交代了兩件重要的事情。
至於許世友後來是否順利抵達上海？以及那兩件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麽？都是那段歷史中尚未完全揭開的謎團。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1966年，許世友的心情沈到了谷底，他成為了眾人批鬥的目標，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脅。在臨行前往上海之前，他的內心充滿了憂慮與不安，曾鄭重地向信賴的友人托付了兩件事情。他坦言，自己對毛主席的忠誠從未動搖，但對於某些身邊人卻心存疑慮。他害怕在途中遭遇不測，因此懇請友人在他遭遇不幸後，能夠伸出援手，關照他的子女，無論是他們的學業還是未來的生活。同時，如果十天之內沒有他的任何訊息，就請立刻前往上海尋找他的下落，將他的遺體運回故鄉安葬。他特別強調，絕不願意被送入火葬場。話語間，許世友的情緒難以自抑，未等對方回應，便匆匆離去。
（許世友）
幸運的是，許世友平安抵達了上海，並與毛主席進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深入交談。一見面，他便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跪在毛主席面前磕頭，放聲痛哭，仿佛要將所有的委屈和擔憂都傾訴出來。然而，即便得到了毛主席的安慰和支持，他仍然選擇了返回大別山，那裏是他的根據地，也是他的精神寄托。
1967年，局勢進一步惡化，許世友的心情也愈發沈重。他常常借酒消愁，但內心的苦悶卻難以排遣。就在這時，南京軍區派來了大量人員，他們包圍了軍區總部，意圖不明。許世友見狀大怒，他站在高處大聲喝斥，態度堅決，表示絕不容忍任何挑釁行為。他親自坐鎮大廳，與皮定軍、韓先楚等將軍以及工作人員緊密合作，做好了應對突發情況的準備。接著許世友之後發生了哪些事情？毛主席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呢？
1967年，那段充滿風雲變幻的日子裏，許世友內心堅定地發誓，寧願選擇壯烈的死亡，也絕不屈服於惡勢力。他帶領著忠誠的部將陶勇和聶鳳誌，悄然躲藏在無錫太湖邊的一條幽靜小巷中。他們在那裏度過了四十多個日夜，然而，盡管他們極力隱蔽，但許世友等人的名聲和影響力使得風聲終究還是傳了出去。有人開始密謀抓捕他們。
面對日益緊迫的形勢，許世友向軍長猶太中坦言，由於無錫距離上海過近，安全隱患重重，他們必須轉移到一個更為安全的地方。他提議前往大別山，那裏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可以為他們提供天然的庇護。於是，他向中央軍委發去電報，以檢查工作為由，請求前往大別山。
然而，陶勇和聶鳳誌卻並未跟隨許世友前往大別山。他們堅持返回原地，不幸的是，回去後不久就遭到了殘酷的迫害。聶鳳誌被打掉了八顆門牙，甚至一度被裝進麻袋準備扔入長江。幸運的是，在危急關頭，許世友派出的警衛及時出現，將他從死神手中救回。
相比之下，陶勇的命運更為悲慘。1967年1月21日，他在東海艦隊招待所後院的井中遇害，遺體上還被人劃上了黑叉。這一訊息讓許世友悲痛欲絕，但他卻無能為力，只能默默承受這份痛苦。
後來，中央終於察覺到了造反者的罪行，由華國鋒領導的一場清算行動徹底鏟除了這些惡勢力。那些曾被迫害致死的將士們也得到了應有的平反和昭雪。對於許世友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深深的慰藉，也是對他堅守信念和忠誠的最好報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