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書彬
在中國，許多人知道「莊士敦」這個名字，大概是透過【末代皇帝】這部電影。
他是溥儀的英文老師。
在中國歷史上，他是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來自西洋的「帝師」。
在電影裏，莊士敦是為溥儀開啟新世界的那個人。
他送給溥儀自由車，為溥儀配近視眼鏡，讓溥儀看英文報刊。他還鼓動溥儀進行宮內改革，比如趕走太監。
【末代皇帝】的劇本以莊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黃昏】以及溥儀所著的【我的前半生】為基礎，所以，電影裏的這些情節並非虛構，而是實有其事。
不過，電影所呈現的，其實只是莊士敦的一個側面。
他是一名改革者，也是一名「洋儒」。而後者，可以說才是他的底色。
一個「洋儒」
莊士敦的英文名字為Reginald·Fleming·Johnston。1874年，他出生於愛丁堡的一個基督教家庭。20歲時，他進入牛津大學進修歷史學、文學以及法理學。像當時英國的許多年輕人一樣，他在少年時代即期望前往英國的海外殖民地。24歲時，他透過了英國殖民部的考試，受遣到港英政府，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在華生涯。
當時的大英帝國正處於它的巔峰時期。米字旗飄揚在全球各地，從倫敦出發的殖民者到處鼓吹「白人的責任」。他們認為，白人之外的各民族都是野蠻、劣質、無知、蒙昧和落後的民族，需要他們施以教化。
但是，莊士敦的做法卻越來越讓其同僚感到難以理解。
1902年，莊士敦利用假期做了一次長途旅行，他穿越雲南，前往緬甸等地，感受當地人如何將佛教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路上，他不斷拋棄行李，到最後只攜帶少數必需品。
對此，他這樣寫道：「直到那時，我才第一次發現，一個文明人由於眾多的拖累而給自己帶來了多大的不便。」
後來，他又利用假期，拜訪了五台山、九華山等地的近百座寺廟。
隨著對佛教的興趣越來越大，他不再到教堂做禮拜。他經常和一名英國神父通訊，兩人用佛教教義和基督教教義互相反駁。
不僅僅如此，他還以「林紹陽」為筆名，在英國出版了【一個中國人對基督教會的抗議】一書，要求西方傳教士對中國人的祖先崇拜等傳統抱以寬容的態度。
毫無疑問，在多數同僚眼中，莊士敦的種種做法帶有很強烈的離經叛道色彩。他們稱他為「一個願意生活在野地裏的怪人」。
當莊士敦受聘為溥儀的英文老師時，他正在英國的租借地威海衛任職。
此前，莊士敦曾擔任港英政府輔政司兼華務司駱克哈特的助理。後者鼓勵他不但要學習漢語，還要研究東方的歷史和哲學。基於共同的理念，他們很快成為摯友，而不再只是純粹的上下級關系。
當駱克哈特出任威海衛首任文職行政長官後，他即向英國殖民部推薦莊士敦到威海衛任職。
在威海衛，莊士敦所做的第一件要務，便是護送一幅英王愛德華七世的肖像到孔府。此前，駱克哈特曾特意拜訪孔府，並贈送了一塊刻著「不亦樂乎」四個大字的牌匾。這是第76代衍聖公孔令貽第一次在曲阜接待外國人，他還希望駱克哈特贈送一副英國國王的肖像作為紀念。
對威海衛的殖民當局而言，這是一次外交行動，即他們希望透過此舉獲取山東士紳階層的好感，同時也向威海衛民眾釋放善意的訊號，即殖民當局並不打算改變他們的習俗和生活方式。
對莊士敦個人而言，拜訪孔府則像是一次朝聖之旅。
在離開曲阜後，他還特意登上了泰山。與九華山等名山不同，泰山是一座極具儒家色彩的名山。比如，【孟子】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他從此成為了儒家的信徒，終其余生都在不遺余力地為儒家思想辯護。
一個保守主義的信奉者
在任職於威海衛後，莊士敦出版了【獅龍共舞：一個英國人筆下的威海衛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書。
在這種本書裏，他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證明儒家思想非但不是現代化的敵人，而且可以和現代文明相得益彰。基於這樣的觀念，他反對激進改革更排斥革命。他寫道：「現在很多熱心的年輕改革者就像法國大革命早期的一些空想家一樣，正企圖摧毀指導他們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三千年之久的所有學說，並希望在一種抽象原則基礎上建立一個強大、進步的中國。」他還寫道，他希望在威海衛進行一次抵抗時代和潮流的社會治理探索，「有什麽能比在這一民族的聖人所居住、講學和安葬已有二十五個世紀的省份，對儒學施以最強有力的支持並為其生存作最後一搏更適宜的嗎？」
他的確也是這麽做的。
比如，到威海衛不久，他即在走訪調查後提出了一個總董計劃，那就是將威海衛的三百多個村莊劃為分屬南北兩個大區的二十六個區，每區設總董一名。至於村董，則每村皆有一名，由享有選舉權的村民選舉產生，參選村董者，必須擁有十畝地以上的產業並獲得六成以上的選票。而後，再由各區內的村董集體投票選出本區總董。
對殖民當局來說，這些總董和村董相當於威海衛的基層官員。
對這些總董、村董以及更多的村民來說，這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中國鄉村的鄉紳自治傳統，他們並不感覺陌生。
對莊士敦來說，這體現了他的改革理念，即他以總董計劃銜接了中國鄉村治理傳統和英國的選舉制度以及治安法官制度。
在這個總董計劃中，莊士敦擔任南區行政長官。他不願坐在辦公室裏等待事務上門，他喜歡不帶隨從到處走街串巷。他說一口流利的威海話，常以儒家理念調解糾紛。他這樣寫道：「如果鄰居二人為一點小事發生了爭吵……我會提醒他們：‘如果鄉人間有爭吵，互不相讓，結果不僅是這一代人彼此敵視，子孫後代也會相互怨恨，那就不會再有和睦相處的一天了。’」
這時的中國，正在經歷急劇變革。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信奉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西方學者的學說，並以此質疑舊制度、舊文化。部份上層人士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正在發生變化，並且確認甲午戰爭後的十年是變化加速而不可逆轉的轉折期。比如，在1904年的年底，張謇這樣寫道：「此十年中，風雲變幻，殆如百歲。」
而在莊士敦看來，各種變革思想其實只在當時中國社會的上層傳播，多數人只是被動地被挾裹著前進。他認為，當時中國的真正需要乃是以漸進式改革建立現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制，否則中國反而會面臨險境，即政治文明走向崩潰，而民眾也更加匱乏自由。他還這樣寫道：「威海衛和中國其他一些‘落後’和保守的地區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阻擋激烈革命的有益堡壘角色。」
簡而言之，他認為「烏托邦」只是空中樓閣，英國式的「光榮革命」更加可取。
他之所以抱有這樣的觀念，不止是因為他自視為一名儒士，也因為他是一名英式保守主義的信徒。
比如，他推崇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柏克的學說，而在柏克看來，變革應建立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之上，即應以原有的文化、習俗、觀念、原則和制度為基礎，而謀求溫和式的進步，「透過緩慢而維持良好的行程，每一步驟的成效都是可見的。第一步成敗與否，都給我們在第二步中長見識。采用循序漸進之法，這樣在整個歷程中，我們便能得到可靠的指導。」
因此，在當時的中國，康梁等維新派受到莊士敦的推崇，他稱之為「當代賢哲」。與之相應，他極為厭惡慈禧太後以及袁世凱等人，因為他認為後者葬送了中國維新之夢，而把中國推進了激進革命之途。
一個時代的囚徒
1919年，在李鴻章之子李經邁的推薦下，莊士敦成為溥儀的英文老師。
對於北京，莊士敦並不陌生，但這是他第一次進入紫禁城。後來他回憶說，進入那裏就像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每一座宮殿都塗著油彩，進行過精心的修飾，它們是「象征著古代精神的威嚴禮儀和寧靜的匯聚之所」，而在它們的四周，則是「築有城垛的高墻」。
在這高墻之中，居住著溥儀這個時代的囚徒，而且，他仍享有的皇帝尊號也使得他在時人眼中顯得不合時宜。
後來，溥儀在回憶錄裏這樣描述莊士敦：「陳寶琛本來是我惟一的靈魂。不過自從來了莊士敦，我又多了一個靈魂。」「莊士敦師傅倒並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國話非常流利，比陳師傅（即陳寶琛）的福建話和朱師傅（即朱益藩）的江西話還好懂。」
也就是說，溥儀很歡迎莊士敦的到來也很喜歡他這個英文老師。
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在於，雖然溥儀已為廢帝，但對圍繞著他的內務府等龐大的食利集團而言，他仍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象征。他們普遍將溥儀視為一件徒有尊榮的工具，卻不願視他為一個活生生的人。
只有莊士敦把溥儀當做一個有血有肉的、有個性也有情緒的孩子。
為此，莊士敦曾因為給溥儀配近視眼鏡以及溥儀剪辮子等事，和內務府等方面多次發生沖突。
同時，隨著莊士敦越來越喜歡他這個學生，他也越來越排斥激烈變革。
在進入紫禁城之前，他即這樣寫道：「大部份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著什麽，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和前途將隨著共和制的建立而發生什麽樣的變化，因此他們對共和制的優劣毫不關心」。而後，他接著寫道：「根據我後來獲得的知識和經歷，我覺得沒有任何理由改變我在1919年初表明的那些觀點。」他還極力貶低孫中山，認為其不但缺乏實力和能力，所建立的理論也漏洞百出。
之前，視莊士敦為怪人者只有他的同僚；這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把莊士敦視為一個怪人，並把他的行為當做談資，比如他喜歡拱手為禮、朗讀唐詩以及讓人稱他為「誌道先生（莊士敦為自己取的別號）」等。
如果說，溥儀是被動地做了一名時代的囚徒；那麽可以說，莊士敦則是主動選擇了成為一名時代的囚徒。
1924年，馮玉祥的部隊將溥儀驅逐出紫禁城。隨後，莊士敦也結束了他的「帝師」生涯。
1927年，莊士敦回到威海衛並出任行政長官。這時，威海衛回歸中國已是大勢所趨。雖然在清末時，莊士敦即曾提出過將威海衛歸還中國的建議，但在這時，他卻幻想威海衛可以晚一些回歸。他在給故人駱克哈特的信中寫道，他在威海衛有一種「重歸故地」的感覺，「特別是這裏的人們依然是那樣友善可親。」
1930年，在中英談判之後，中方收回威海衛。在交接儀式上，當地士紳送給莊士敦一個盛滿清水的白瓷碗，寓意「君子之交」以及莊士敦為官清廉，而莊士敦也留下了一句頗為自負的話：「你們將來會得到一位比我更加能幹的長官，但我自信你們永遠不能得到一位比我更加愛戀威海衛的長官。」
他還回顧了他所創設的總董制度，並認為：「在此計劃實行以前, 界內村莊形同孤立的公會，政府只得任其為公會，對於管理上自然發生困難障礙。除此之外，那時候交通的方法也很惡劣。自從分為二十六區，每區約有九村至十五村之數，在一位總董指導之下，代表其所轄之村，與政府接洽公事，管理上難辦之事因之大容易解決。最重要的是，各村居民因為得彼此合作, 發生一種社會上的覺悟，知道與較大的團體結合起來，比較單獨的公會是有利益的。在本界內政府與人民協商各種重要的事情，是自然的政策，即如社會上、生計上、財政上的各事，不但政府對於行政上之動機可得公論之指導，並且人民也可借以知道作公民的職分和權利。」
儀式結束後，莊士敦經上海回到英國，出任倫敦大學的漢語教授。
1933年年底，他在英國做了一系列的儒學講座。在第一場講座開始之前，他即聲明：「我強烈地意識到我所選擇的話題充滿爭議，我不得不嚴肅地提醒你們，不要過於想當然地接受我所闡述的內容……我也必須提醒你們，如果這是一所中國大學而不是英國大學的話，在我第一個字出口之前，我面對的可能早已是一片抗議的風潮了。」然後，他開始講解儒家經典中的一些篇章，他把【論語】所載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念給聽眾，並闡釋儒學教育的首要目的在於完善人格。他反問聽眾：「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就有了這樣的教育理想，這不也是古希臘當年的理想嗎？當有人問蘇格拉底什麽才是學習的主要內容時，蘇格拉底回答：‘正確的行為。’」
在這些演講結束後，他將之整理為【儒學與近代中國】一書。
1934年，他回到蘇格蘭。在一座名為愛琳·羅恩的小島上，他度過了最後的光陰。他把各個居室分別命名為「松竹廳」、「威海衛廳」和「皇帝廳」等。他花了大量精力營建圖書室，將他從中國帶回的數千冊藏書擺放其中。他甚至還在島上建了一座小小的中國風格的寺廟。
他不再關心世事。他把這座島嶼，稱作「小中國」。
1938年，他在這座島嶼上病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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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 莊士敦（著）、 陳時偉等（譯）、馬小軍（校），【紫禁城的黃昏】，求實出版社，1989
3，[英] 莊士敦（著）、潘崇\崔萌（譯）、李憲堂（審校），【儒學與近代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4，邵宗日（著），【英國租借時期威海衛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
5，鄧向陽（主編），【米字旗下的威海衛】，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6，[英]史奧娜·艾爾利（著）、馬向紅（譯），【回望莊士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
編輯 | 吳京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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