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年輕人再次愛上了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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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中響箭 」

2020年3月，疫情襲來，紐約大學「封校」。比較文學系張旭東教授經過一段時間調整，進入到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寫作當中。2023年夏天，【雜文的自覺】在三聯書店出版，我請張旭東老師做了一次播客節目。張老師在節目中說，寫這本書，是向讀者發出邀請，邀請大家重讀魯迅。當時我隨口應道：「接受您的邀請，我一定重讀魯迅。」

文｜苗煒

【雜文的自覺】是張旭東「魯迅三部曲」的第一卷，800多頁，寫的是1924年到1927年之間，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按計劃，第二卷會寫魯迅在上海的「最後十年」，題目為「雜文的自由」。第三卷再回到魯迅寫【吶喊】登上文壇的「第一次誕生」。如果後兩卷保持和第一卷類似的體量，那「魯迅三部曲」會超過2000頁。

在【雜文的自覺】第一頁，張旭東說，魯迅多數時候並不占據意識的前台，更像一個幽靈獨自徘徊在後台。相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魯迅作品也許更像是一段舊時記憶，一個放不下卻尚未來得及回答或者細想的問題。簡而言之，【雜文的自覺】說的是魯迅先生放棄小說創作，決定以後就寫雜文，這就是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小說不算正經事，文章才是正經事。張旭東認為，雜文是魯迅文學的精髓，這種寫作形式高於純虛構，高於抒情詩。

2024年2月9日除夕夜，我躺在家裏讀魯迅小說【祝福】，窗外有稀稀疏疏的鞭炮聲。小說結尾處有落款，「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差不多正好是100年前。那是甲子年正月初三，想來魯迅大概在春節那兩天動筆。這篇【祝福】我在高中學過，但肯定沒讀出來【祝福】結尾這一段是多麽好——

我給那些因為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接著又聽到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將近時候。我在蒙眬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連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祝福。

那個除夕夜，我決定要去紹興看看，重讀魯迅，我想我不應該只面對文本，我要去廣州看看，去上海看看，去問問專家，幫助我更好地理解魯迅，解決我多年來的困惑。

我在北京師範大學讀中文系的時候，時常缺課。畢業30多年後，我聯系上了中文系的劉勇教授，他當年是青年教師，教我們現代文學，現在是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會長。我說：「劉老師，當年我沒好好上課，現在我想重讀魯迅，麻煩您給我補課。」劉勇老師的著作中有這樣一句，「魯迅的偉大之處，也是一般人很難對魯迅產生喜歡的地方，因為人們很難從那麽廣、那麽深的地方來喜歡魯迅。魯迅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家，他的特殊意義是伴隨著中國社會革命發展誕生的」。劉勇老師這句話刺中我的痛點， 我想，很多人都喜歡魯迅，但「從那麽廣、那麽深的地方來喜歡魯迅」，究竟意味著什麽呢？我下面的旅行筆記和讀書筆記，就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我仿佛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

1963年，東京奧運會前一年，日本小學生藤井省三讀到了魯迅的【故鄉】。當時，東京大興土木，藤井打棒球的場地蓋起了房子，他驟然感到了【故鄉】中的「喪失」之美，暑假的讀書作業就選擇了【故鄉】。到60年代末，日本學生運動興起，高中生藤井見毛澤東稱魯迅為「中國革命的聖人」，開始看更多魯迅的作品。他說：「在青春時代，對暗淡而非明快更有共鳴的，一定不止我一個人。」考進大學，藤井選擇了中國文學專業，碩士論文寫魯迅。1979年，藤井省三到復旦大學留學，留學的一年時間裏，他四次前往紹興。那時從上海坐火車到紹興要6個小時。1995年，藤井再次到訪紹興。2010年，「中國的新幹線開通了」，他又前往紹興，上海到紹興的旅程縮短為一個半小時。藤井在【魯迅的都市漫遊】一書中記載，魯迅故居在2003年徹底修復，故居東側新建了兩層的魯迅紀念館，故居南側是三味書 屋，「魯迅為當地旅遊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魯迅故裏的步行街上，遊人如織，大家排隊進魯迅故居。迎面就是德壽堂，對聯上寫著，「品節詳明德性堅定，事理通達心氣平胡」，這對聯的下半句被魯迅寫進了小說【祝福】，敘述者回到魯鎮，四叔的書房裏掛著一個朱拓的「壽」字，「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松松地卷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平胡」。另一處廳堂，再現了「祝福」的場景，紹興民間的「祝福」，俗稱「請大菩薩」，是一年中最為隆重、神聖的祭祀活動，「祝福」儀式禁忌甚多，要保持肅靜、不能讓筷子落地、女眷要回避等等，寡婦更不允許參與。因此，祥林嫂肯定被排斥在祝福大典之外。周作人【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寫過祝福儀式的細節，還寫過魯迅筆下大多數人物的原型，紹興景點中豎立的孔乙己雕像會讓我想起魯迅家鄉確實有過一位孟夫子，而閏土和他的爸爸也確實走過紹興的青石板路。在魯迅小說中，紹興可以叫「S城」，但人們也會把這裏看作是魯鎮或者「未莊」， 魯迅故裏一條安靜的路上就有【朝花夕拾】寫過的長慶寺，長慶寺對面是土谷祠，大門緊閉，正在維修，讓人疑心阿Q就藏身其中。魯迅讓這片地方染上了文學的靈暈。

有兩位遊客，走在我前面，一進百草園，就用四川話背誦起魯迅文章的片段，「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紹興文旅曾有一個口號叫「跟著課本遊紹興」，確切地說，就是「跟著魯迅遊紹興」。三味書屋在魯迅故居斜對面，一進去就聽到老師講課的聲音，書屋中有兩間教室，教室裏有桌椅板凳，一位女老師面對滿堂來遊學的學生在講魯迅對對子的故事。黑板上有六個大格子，前三個格子寫著「獨角獸」，後三個格子空著，故事說的是三味書屋壽鏡吾先生出了個上聯，獨角獸，魯迅對了一個下聯，比目魚，深得老師贊嘆。魯迅名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並沒有這個故事，魯迅記述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景象，說孩子們放開喉嚨讀書，有人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人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有人念「潛龍勿用」，每個學生程度不同，念的書也不一樣，老師壽鏡吾自己也大聲朗讀，「鐵如意，指揮倜儻」等等，這就是當年的教學方式，誦讀而非講授。

三味書屋中有一件國家一級文物，就是魯迅當年讀書用的課桌，上面刻著一個「早」字，這課桌擺在書房的一角，書房正中掛著一張畫，正是魯迅描述過的，畫著一只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紹興魯迅紀念館前任館長錢小良給我講這張課桌的來歷。當年讀書，學生要自備書桌和椅子，所以桌椅是魯迅家的，而不是壽家的。1919年，魯迅賣掉紹興祖屋，屋中家具都處理掉了，周建人留心，用小本子記下了每件家具的去處。解放後魯迅故居修復，就找到了魯迅當年讀書用的這張課桌。 三味書屋是壽鏡吾的產業，壽家後人將書屋捐獻，課桌就擺進了三味書屋中。錢小良說這書桌來歷清楚，絕對是魯迅用過的。

出了三味書屋，斜對面是魯迅祖居，這是周家老台門，也可以理解為是魯迅爺爺的家。周介孚參與科舉舞弊，這是魯迅一家敗落的開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劉勇教授給我分析過【狂人日記】中的一句，「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劉老師說，這句話恐怕跟魯迅的爺爺有關，爺爺周介孚有一個女兒，嫁給馬家做了填房，生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叫珠姑，是周介孚的外孫女，珠姑給一個茶食店夥計做了妾，後來被賣入娼寮，不知所終。珠姑曾經派人到外公外婆家尋求庇護，但周家拒絕了。周作人記述過此事，肯定也講給魯迅聽過，所以魯迅寫下「妹子被大哥吃了」這一句，內心中肯定有家族的哀痛。

翁貝托·艾柯在【玫瑰之名】後記中說，小說是「一台產生詮釋的機器」，小說出來了，就會有各式各樣的闡釋。我的高中語文老師講【祝福】，重點在探討和分析祥林嫂悲劇的社會根源，魯四老爺代表封建禮教，祥林嫂的婆婆是族權和夫權的代表，柳媽是封建迷信的代表，禮教、族權、夫權、迷信害死了祥林嫂。後來我讀到有學者分析【祝福】，說魯鎮文化的秘密是其風俗、信仰、禁忌都建立在巫鬼的基礎之上，因此魯鎮和祥林嫂的關系，始終都帶著一種類似原始文化的愚昧和野蠻。我還讀到日本學者木山英雄的分析， 說祥林嫂是一個 無法轉嫁危機的「單方面的受害者」，在「人吃人」的關系中成了一個孤獨之核，沒有擺脫痛苦的辦法，這個痛苦之核越出迴圈圈之外，給出一個把迴圈的整體機構物件化的視點。所有人都向祥林嫂施加暴力，所以祥林嫂必死。

紹興城外有一人造景點叫「魯鎮」，看起來像是新建起來的「古鎮」，沒有【祝福】中的那種肅然殺氣。 遊客們更喜歡在古城閑逛。塔山公園邊上有秋瑾故居，城中一條交通幹道正經過「古軒亭口」。小說【藥】中，華老栓正是在這個丁字路口拿到了人血饅頭。2002年，作家張承誌到訪紹興，他驚訝於秋瑾故居和魯迅故居離得那樣近，寫了一篇文章叫【魯迅路口】，文章中說：「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瑾——如同期的櫻花滿開然後雕零的同學，從此在魯迅的心中化作了一個影子。 這影子變作了他的標準，使他與名流文人不能一致；這影子提醒著他的看殺，使他不得安寧。也許就是這場留學，造就了文學的魯迅。」

1907年7月，光復會的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失敗，心肝被清兵挖出來炒食。同年秋，秋瑾在紹興大通學堂被捕，而後被斬於古軒亭口。古軒亭口是砍頭的地方，專殺江洋大盜，用砍頭這樣的刑罰對付一個並沒有作亂之實的女子，在當年引起輿論嘩然。光復會主張「排滿」，宣傳之外，以暗殺和暴動為革命手段。魯迅也接到過暗殺任務，但他提出異議，「我家中有老母親，我行刺失敗，誰養我的母親」。張承誌的意思是，未能參加革命的恥感讓魯迅投身於文學。

如今，古軒亭口豎立著秋瑾雕像，背後是孫文所題的四個大字——巾幗英雄。 馬路當中是「秋瑾烈士紀念碑」，紀念碑記由光復會首領蔡元培撰文，於右任書寫。碑文上說，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勘定浙江之後，建祠築亭，永昭先烈。「而軒亭口人口稠密，往來肩摩，睹紀念碑之矗立，尤足以感動群情，廉頑立懦。蓋必有後人繼起建設，而先烈之勇往犧牲，始不虛。然則是碑與亭，固為革命締造之光，實以群眾興奮之劑。」「廉頑立懦」這成語是什麽意思？從字面上能猜出來，讓頑劣貪婪的人變得廉潔，讓懦弱的人自立，查一下才知道這是出自【孟子】中的一句話，「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高尚的事物和行為能感化人。

由古軒亭口往前，進入一條小街，再轉進筆飛弄，就到了蔡元培故居。台門入口面闊三間，硬山頂上覆烏瓦，外砌石階，門廳有兩道大門，進院裏，大廳中有蔡先生雕像，兩邊是周恩來的挽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蔡家老宅子跟周家老宅子也不遠，魯迅入光復會時，蔡元培是光復會領袖。民國建立之後，蔡元培任教育部總長，魯迅經許壽裳推薦，去教育部當官。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魯迅日記記載，1月10日訪蔡元培，1月18日再訪蔡元培，這兩次拜訪都是為了讓弟弟周作人能進北大。到2月，蔡元培、魯迅和周作人三方會面，4月11日，蔡元培聘周作人為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纂輯員，9月4日，周作人收到北大聘書，由紹興的中學教員成為北大文科教授。及至魯迅前往上海賣文為生，蔡元培聘魯迅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300元薪水，領了四年。在蔡元培故居，能看到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所作序言的手稿，能看到他給魯迅的挽聯：「著作最謹嚴，豈惟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沈痛，莫作空頭文學家。」這位比魯迅大12歲的同鄉，實在是魯迅的貴人。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蔡元培主持了魯迅葬禮。

從蔡元培故居出來，我又去了周恩來祖居、徐謂藝術館。晚上吃飯，在王陽明故裏邊上。那一晚的飯桌上有鱉燉甲魚、紅燒肉、雪裏蕻黑魚湯、清炒南瓜藤、腌蟹、蒸河鮮，有黴千張蒸肉，錢小良講，黴千張下飯，周作人說黴千張蒸肉這道菜是「飯榔頭」，像榔頭一樣能把一碗碗米飯送進肚子。錢小良提醒我註意他紹興味兒的普通話，「魯迅說話很可能就是我這個調調」。他講魯迅給周建人的兒子起了個小名叫「土布」，土布是紹興特產的一種魚，憨實，生命力頑強。紹興還有一種魚叫央茶（áng sāng），有攻擊性，還產泥鰍，頗狡猾，三種魚很說明紹興人的性格。

吃完飯，幾個朋友沿著石板路溜達，到了八字橋。八字橋建於800年前的南宋時期，站在橋上，看夜色中的古城，河流上的烏篷船，這一天，時常撞到魯迅的一段話，這段話出現在紹興街頭的雕塑上，在紀念館的陳列中，也印在酒店的紹興旅遊畫冊上，是【好的故事】中的一段，「我仿佛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曬著的衣裳，和尚，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著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並水裏的萍藻遊魚，一同蕩漾。」這篇魯迅文章收在小學六年級語文課本中，下面接著的幾句是， 「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於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著日光，發出水銀色焰。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1898年，魯迅離開家鄉紹興，「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他先是進了江南水師學堂，半年後轉入陸師學堂附屬的礦務鐵路學堂。100多年前的礦路學堂，如今還遺留下兩棟樓。一棟是昔日的德國籍教員宿舍，位於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校園內，辟為「南京魯迅紀念館」；另一棟樓在南師大附中邊上的「魯迅園社群」，是一座社群圖書館。

南師大附中的語文教師倪峰帶我參觀紀念館，這所紀念館建於2006年，展陳頗為講究。第一部份是魯迅離開紹興到南京，背景是一個男聲用紹興方言朗誦，配以烏篷船在水面劃動的槳聲，倪峰老師告訴我，那男聲讀的是周作人的文章【學堂生活】，其中有一個章節記述從紹興到南京的路途，當年要花路費六元，前後要六天，先從紹興到上海，再由上海坐輪船到南京。接下來一部份展示魯迅在南京的生活片段，采用了礦井中采礦的聲響，魯迅曾在南京青龍山煤礦實習。倪峰老師指著墻上魯迅在礦路學堂的畢業證書給我看， 「這是魯迅人生中唯一的一張文憑。當時的文憑沒有照片， 上面有對魯迅相貌的文字描述：十九歲，身中，面白，無須。魯迅在小說【白光】裏跟自己開了個玩笑，他寫一個秀才陳士成，參加了好幾次科舉考試都沒有考中，他夢見自己的先人給他留下了一堆寶物，在家挖地三尺，要挖出寶物來，最終走火入魔，落水而死。魯迅寫，鄉下人撈出一具男屍，50多歲，身中面白無須。魯迅把畢業證書對自己相貌的描寫，放到了這個秀才身上」。

紀念館一樓是魯迅生平，倪老師帶我上二樓，他說：「二樓的展覽是我們附中的三位校友。」這三位校友是胡風、巴金和轉譯家黃源。當年胡風從縣城到南京讀書，在【晨報】上看到【吶喊自序】，隨後買了好幾本【吶喊】，「從此，魯迅變成了最親愛的名字。當時的少年人，也正和現在的少年人一樣，夢似的向往光明」。巴金比胡風高兩級，但在同一個課堂上修過世界史，看過胡風在校刊上發表的文章，知道那是個活躍分子。魯迅到南京進礦路學堂，「在這學堂裏，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也是在各式的學堂裏，少年人愛上了文學。復旦大學吳中傑教授寫過一本書叫【魯迅的擡棺人】，記述魯迅弟子胡風、蕭軍、巴金等人的遭遇，不過，南師大附中的紀念館裏並不講後來發生的事。

1902年3月24日，江蘇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送陸師學堂畢業生22人及礦路學堂畢業生6人登上日本輪船「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到上海轉「神戶丸」，留學生周樹人4月4日抵達日本。隨後的故事，我們在【藤野先生】和【吶喊自序】中讀過，魯迅到東京先進入弘文學校讀兩年日語，而後去仙台讀醫學。【藤野先生】這篇文章也收錄在日本初中生的課本裏。日俄戰爭期間，仙台出兵508人，戰死105人，魯迅就讀的醫專附近是宮城監獄署，日軍攻占旅順後的俄軍戰俘大多送到那所監獄中去。魯迅在仙台的第一個學年有兩次缺席記錄，在第二學年遭遇「投影片事件」。1906年3月6日，駐日公使留學生總管向仙台醫專郵遞了周樹人的退學申請。魯迅返回東京，保持著公費留學生的身份，進入一家德語專修學校學習。此後的留日三年，魯迅的心思都放在文藝活動上，魯迅的文學青年時代是在日本度過的。

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教授嚴安生著有【近代中國人留日精神史】，轉譯成中文出版時，加了一個主標題是 「靈台無計逃神矢」。 嚴老師笑言： 「我這個書不符合學術規範。 我這個人沒什麽思想，就是把當初的狀況搜羅一下，大家看了，共情一下。 中國和日本……也許能一起研究一下文學。 文學，不采取比較的方式是看不清楚的。 」這本書記述了當年留日學生普遍感受到的身體歧視，他們頭上的辮子被稱為豬尾巴，身體上的「恥感」與國家的「恥感」緊密相連。 我是在嚴老師這本書中才知道，當年留日學生投海（投水）自盡的事例絕不是陳天華那一起，嚴安生調查清末留學生「憤死」事件，將各種散見的記錄匯集起來，發現有12例，12次「憤死」大半選擇了跳海，其中最早的三次發生在去日本的船上。 陰沈黑暗的大海如何激發出青年學生的死亡本能？ 學生的抑郁與憤懣由何而來？ 這大概只能想象一下。 但革命者的戰鬥方式是容易理解的。 在青 年「憤死」之後，有革命者會將一封偽造的遺書塞到憤死者的屍體上，用以喚起更多的憤慨。當年對革命運動較為疏離的魯迅，也會受「當時的風氣」影響，寫下了一篇「慷慨激昂，頓挫抑揚」「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免耳朵發熱」的文章，那就是他最早小說樣式的作品【斯巴達之魂】，刊登在【浙江潮】雜誌上。

現在中文學者比較看重魯迅在日本寫下的四篇文章，【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破惡聲論】和【文化偏至論】。 這四篇發表在【河南】雜誌上，後兩篇姓名標示「迅行」，前兩篇姓名標示「令飛」，這個筆名被魯迅的孫子繼承了，用以弘揚魯迅精神，推廣魯迅著作和客製酒。日本學者北岡正子著有一本【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對魯迅這篇文章用了哪些日文材料做了詳細考證。日本學者伊藤虎丸說：「把它們看成是剪刀加糨糊的工作也未為不可。在剪刀和糨糊的使用方法中，有時也能鮮明地看到作者不容混淆的具有個性的態度。」日本和中國都面臨著現代化的問題，都面臨「個」的發現。現在讀魯迅的這四篇古文，也能讀到激動人心的地方，比如【破惡聲論】中這一段——「聚今人之所張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類，則其為類之大較二，一曰汝其為國民，一曰汝其為世界人。前者懾以不如是則亡中國，後者懾以不如是則畔文明。尋其立意，雖都無條貫主的，而皆滅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別異。二類所言，雖或若反，特其滅裂個性也大同。」 還有【文化偏至論】中被廣為參照的這一句：「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

華東師範大學羅崗教授向我普及「魯迅研究」的一個簡單脈絡，他說， 1980年代之前的魯迅研究都強調魯迅的「三家」——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 這是毛主席定下的調子。「當年的魯迅研究強調魯迅和中國革命之間統一性的問題，魯迅文學和政治的統一性問題，比較偏重1927年之後的魯迅，魯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那時候對魯迅的政治性雜文和政治性的表態更為看重。1980年代之後的魯迅研究，突出了魯迅的文學性，最有代表性的是【野草】研究，文學和政治的統一性往往體現在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上，但一講到【野草】，你就會發現魯迅不是現實主義的，【野草】中有很多現代主義的因素。1980年代魯迅研究的突破，都是從【野草】開始，代表作有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還有孫玉石的【野草研究】。這些研究是在強調魯迅作品的藝術性，特別是藝術性的異質，由此再往前追溯，魯迅是怎麽接觸到現代主義的？這樣開始研究他在日本的經歷，開始魯迅的早期思想研究，他的思想資源並不是我們原來想象的那樣。1980年代發現了一個文學的魯迅，強化其現代主義的一面，不僅強調文學中現代主義的一面，也強調其思想中現代主義的一面。」

羅崗當年的導師王曉明，著有一本魯迅傳，題為【無法直面的人生】，王曉明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為【魯迅：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羅崗提醒我，「你看這些題目，王曉明的題目是‘最苦痛的靈魂’，汪暉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反抗絕望’，錢理群的題目是‘心靈的探尋，苦痛絕望心靈的探尋’。你從這些詞可以看出，這都是表示一個內心掙紮的魯迅，不是那麽方向明確目標堅定的魯迅。最苦痛的靈魂是把魯迅放在現代主義這個脈絡裏說的，如果按照瞿秋白的說法，魯迅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變成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友人，從演化論者變成階級論者，那他就不痛苦不絕望了。」

北岡正子說，當魯迅從醫學轉向文學時，他相信語言有改變人心的力量，他把語言稱作「心聲」。他在東京所開始的文藝運動，其目標是喚起漢民族反抗異族統治。他寫作【摩羅詩力說】，介紹貝倫及同一譜系的惡魔派詩人，是因為這些詩人以自己的心聲喚醒了民眾，並且親身投入到反抗壓制、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說：「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兩個在日本深思熟慮地搞文藝運動，那是他自己的追求，不是說因為不參加革命行動，不參加實際的暗殺，不得已帶著一種慚愧的心情去搞文藝。 他在尋求民族的新生，他要辦的那本雜誌就叫【新生】。他感興趣的是思想文化界的啟蒙。」

這本【新生】雜誌胎死腹中，但周氏兄弟轉譯的【域外小說集】拉來了贊助商，資助魯迅出版這本外國小說集的是浙江人蔣抑卮，抑卮，取「一枝獨秀」的意思，蔣抑卮是後來興業銀行的創辦人之一。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序言中有一段話：「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這大概就是卡夫卡所說的，閱讀就是砍向我們內心中冰封大海的斧頭，讀外國小說才卓特，不為常俗所囿。當然，文學青年的想法總是失敗的，【域外小說集】刊印兩期，一共賣了40本。不過我們文學青年是頗具浪漫主義色彩的，與那些註定成功的事相比，我們喜歡那些看起來就要失敗的。 1909年8月，魯迅回國，九年之後，37歲的魯迅登上文壇，發表【狂人日記】，惡魔派詩人變身為狂人。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24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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