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中國小孩的記憶裏，都有一座「人民公園」

*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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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園 」

主筆｜丘濂

實習記者｜周昱帆

2020年初，劉熙發起了一個名叫「在公園」的長線計畫，以微博征稿的方式接受和公園有關的照片，並挑選品質不錯的來釋出。她自己是 「公園二十分鐘效應」 的親身體驗者——那時她正在廣州美術學院讀大四，時常處於畢業期的焦慮和對未來的困惑中。有一天她無意中去逛家附近的公園，意識到這是一件可以讓她如此放松的事情。「這邊有人下棋，那邊有人在粵劇舞台上表演，還有的人就舒展地躺在草地上。那種公共的、松弛的氣氛完全大於了我個人的情緒。」剛開始她想著自己多去公園拍照片形成一個主題，但到了後來，「在公園」逐漸變成了一個集體投稿的創作持續至今。

整理投稿，劉熙發現最多的照片來自於叫作「人民公園」的公園。 其中不僅有位於省會城市的人民公園，還有處於二、三線小城的人民公園。

一位男士背倚在水邊的一塊石頭上玩手機。他雙腿彎屈，雙腳撐在水裏另一塊較小的石頭上，這是個有點需要功夫的姿勢。他的頭頂還有一叢旁逸斜出過來的八角金盤。 「你能看出來他是刻意選擇了這樣一個位置。好像透過照片，就能感受到綠蔭、水面和石頭帶來的清涼。」——這張照片來自東莞人民公園。

一位女士正在蕩著秋千，她高高蕩起，身體幾乎與地面平行。 「奶奶看上去六七十歲的樣子，可依然那麽童真，享受著蕩秋千的自由和快樂。」——這張照片來自淄博周村人民公園。

一位白發老者在輪椅上看書，頭幾乎要埋進書裏，身旁是一大片盛開著的淡紫色雛菊。 「生命狀態動人。」— —這張照片來自於成都人民公園。

一群孩子正在攀爬著假山，男孩子們已經爬到了頂上的涼亭，女孩子們仍在下面小心翼翼地挪移。 「一組假山，就可以成為孩子們的樂園。」——這張照片來自鄭州人民公園。

劉熙挑選釋出出來的圖片各有她喜愛的理由，而這些圖片也讓人們感到了共鳴。「這張有我小時候玩過的遊樂場的感覺。」一位網友評價一張懷舊濾鏡模式拍攝的兒童遊樂場。那同樣是在成都人民公園，前景是太空飛車，後景是旋轉飛椅。這是上世紀90年代遊樂場的配置，沒想到多年未變。另一位網友幹脆在一張南寧人民公園的照片下，附上了自己童年時代拍攝的同款照片。南寧人民公園的湖面有一串露出水面的小圓台，好像冒出來的小蘑菇一樣，孩子們喜歡在上面蹦跳 。圓台還在，只是孩子們換了一批。

似乎每個城市都有這樣一座人民公園。人們在湖上泛舟，在長凳上野餐，兒童在草地上奔跑，在烈日下舔著冰棍兒。 對一些人來講，去逛人民公園可能是心中久遠的記憶；對另一些人來講，它可能是正在發生的日常生活。

從公園到人民公園

人民公園為何會成為公園型別的主流？公園，本身的釋意就是供公眾遊覽休息的園林， 為何前面要再冠以「人民」來強調它的內容？

清朝末年，「公園」的概念被引介進了國內。「公園不僅是可供觀光遊覽的景點，它的背後暗含了一種啟蒙思想。正像康有為和梁啟超所倡導的，公園有教導國民‘衛生’和‘健康’的兩個功用。」【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1860～1937）】的作者、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崢告訴我。

基於這種啟迪民眾的定位，清末民初的公園和後來的公園在功能配置上並不一樣。「就拿北京的公園為例，它的風情景致是中式的，但是內在精神是極其現代的。北京的公園普遍設有公共圖書館、閱報室、講演廳、陳列所、音樂堂、茶座，等等。」林崢說。雖然公園是和「私園」相對，是面向所有人開放的，但這一層啟蒙主義的精英色彩卻在格調品位上形成了一道屏障，當時公園所收的門票價格也難以讓普通老百姓把那裏當成一個日常休閑娛樂的場所。

這在當時的文人筆下就有側面的記錄。林崢提到，朱光潛就表示，相比起去北海公園散步，他更傾向平民化的後門大街。「在北海逛的是時髦人物，個個是衣觀楚楚，油頭滑面的。你頭發沒有梳，胡子沒有光，鞋子也沒有換一雙幹凈的，‘囚首垢面而談詩書’，已經是大不韙，何況逛公園？後門大街上走的盡是販夫走卒，沒有人嫌你‘怪相’，你可以徹底地‘隨便’。」而另外一位鄧雲鄉也寫道：「當時一般人家去趟北海也是件大事，一年中是難得有一兩次的。」

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公園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它們的門票價格降低，公園設施也進行了調整。民國時期‘公’的理想，在這時才真正得以實作。」林崢依然拿北海公園舉例，原來的仿膳、漪瀾堂等從前的餐廳、茶座改為了食堂。中心的湖泊是北海最標誌性的風景。原本民國時期那裏僅有少量的小劃船和擺渡船，其中多為權貴私船和董事會用船。50年代以後，北海公園管理處大量購置新船，1956年，園內各種船只達300條。於是泛舟北海，成為備受人民群眾歡迎的娛樂活動。從遊客增長便能更清晰地看到這種變化——從民國至日偽時期，北海的年均遊客人數浮動於17.9萬至102.5萬。在1949年後，年均人數自123.54萬起，1966年更是達到了907.9萬人。

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就很強調書寫「人民的公園」這樣的新面貌。林崢說，作家金受申在1955年發表的【美麗的北京】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他在裏面寫道：「天安門前從此成了人民廣場，東邊的封建王朝‘太廟’，成了勞動人民文化宮；西邊的中山公園，時常在這裏舉行國際性的聯歡會。七八百年的老柏樹，仍然蒼翠地矗立著，供勞動人民憩息，供國際友人觀賞。」

人民公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共和國成立之初，全國各城市保留下來的公園數量很少——上海有11座，北京有4座，已經算是最多。全國便開始興建以「人民公園」命名的公園，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氣象，同時滿足人民的需要。

這些人民公園裏，有一部份是在原有公園的基礎上更名而建的。 這些舊有公園大都是該城市歷史上的第一個公園，位於城市的核心地段。改名為人民公園便更能彰顯人民群眾才是國家的主人、公園的使用者，與新時代的氣息相吻合。林崢告訴我，她所在的廣州，廣州人民公園就是這樣演變而來的。園址從隋朝到清末一直是衙門官邸，1917年孫中山倡議將它改建為公園，1918年始建，定名為「市立第一公園」。它最初由留美工程師楊錫宗設計，采用歐洲古典園林的圖案式庭園布局，中心軸線上有另外一位建築師林克明設計的音樂亭，整體有著一種中西合璧的美感。1966年，這座公園更名為人民公園。

還有一部份人民公園則是重新建造的。比如鄭州人民公園，是1951年時以胡公祠和彭公祠為基礎建立的公園。服務於人民外，它還體現著一種「人民公園人民建」的思想。1952年鄭州人民公園發動全市群眾義務勞動，挖溝成湖，引金水河入內，並堆土成山，栽種植物，修建了5個具有自然風趣的茅亭。1956年春，鄭州市團委再次組織全市青年義務勞動，在胡公祠後面的人工湖的西側，挖湖堆山，將新湖和舊湖相連，湖中壘出新島，南岸和北岸堆造出山景。當時的鄭州市長將湖命名為「青年湖」，以紀念全市青年的辛苦勞動。

各地50年代興建的人民公園有一種相似之感，這是因為當時受到了蘇聯文化休息公園模式的影響，會將公園進行動靜不同的功能分區。 再結合傳統的中式造園思想，涼亭、假山、湖泊、花卉觀賞區、兒童遊樂場幾乎成為統一的配置， 有的人民公園還設有一個「動物角」。

人民公園的建設一直到今天都在繼續，仍舊有縣、市級別的人民公園在落成和投入使用。能夠搜尋到的最近一座建設使用的人民公園，是西藏山南市的雅礱人民公園，在2021年底向市民開放。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或者曾經有200多座名為「人民公園」的公園，它成為現代中國最普遍的城市公園形態。

共享與共建

人們來到人民公園都會幹什麽？ 健身和娛樂是最基本的，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公園裏日漸承載了各式各樣的人民活動。

1978年，改革開放後國門開啟，全國掀起了學英語的熱潮，在上海的人民公園有了英語角。英語角的出現在這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民公園邊上就是國際飯店，來到上海的外國人根據旅遊手冊介紹去人民公園遊覽。他們最開始被公園裏好奇的人們叫住搭訕和閑聊，久而久之就成為人們練習英語的方式。不斷有外地人慕名前來英語角練習口語，也有外國人專程過來了解風土人情的同時輔導人們英語。頂峰時期上海人民公園的荷花池邊人山人海，參加人數能有兩三百人。當社會上出現大量外語學習機構，這樣的英語角也就漸漸萎縮。

取而代之的是相親角。 2004年，北京龍潭湖公園舉辦了一場相親大會，這種模式立刻在全國得到了復制。上海人民公園在2005年出現了相親角，這也成為全國人民公園中十分出名的一個。從實際結果來看這樣父母幫助子女相親的形式成功率極低，慢慢地，這反而成為老人們相互交友、驅散空巢孤獨的場所。

「人們自發使用公共空間，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有一片不受束縛的公共空間，馬上就能見到人民活動的多樣性。」 建築師何誌森對我說。他出生成長在福建武平縣，他記得小時候縣城裏就有一個多姿多彩的人民公園。裏面有整天擺攤的市集，有早上賣一會兒早點的小販，有變魔術的、算命的、相親的，他很喜歡這種不同人群相互碰撞出來的活力。「後來這種樣態就消失了，它因為混亂而遭到了整治。但其實管理也可以有另外一種思路，就是讓民眾之間達成空間使用的共識。」

何誌森在參加2019年深港雙年展時，在深圳的橋頭村安置了一件名叫「人民公園」的空間改造作品。村民本來都是在村裏榕樹下的小廣場來進行公共活動，結果為了舉辦雙年展，廣場鋪上了全新的石塊，村民日常在廣場上自發的活動也被禁止了。於是何誌森便想嘗試用和村民共建的方式，重新創造一個村民可以實作自我管理的公共空間。

他們和村裏協商，將宗祠旁邊一塊廢棄的院子清理出來，接著就是這個地方應該如何來使用。有的村民拿來可供休息的椅子，有的拿來零食，有的拿來茶具，這些大家都很容易協商解決。「但有時候就需要一個來適度引導和調解的中介，我們的工作坊就是扮演這個中介的角色。」何誌森說，「比如有人就說孩子每天能不能放學之後在這裏學習，這就需要討論誰來貢獻照明裝置，電費怎麽平攤。還有一個人問在院子裏能不能晾衣服，大家最開始都拒絕了，但最後又達成一個妥協，就是把衣服晾在了角落。」

2024年4月，很多住在哈爾濱兒童公園周邊的孩子在這裏度過了幼稚園放學後的時光，花與樹總能展現不同季節的顏色（李暢唱 攝）

村裏唯一一位會寫毛筆字的村民，專門為這個院子的入口處寫了一副對聯。它的上聯是「人民公園展繽紛」，下聯是「偷得浮生半日閑」，橫批就是「人民公園」。在這處小小的「人民公園」裏，何誌森對民眾共同參與建設和維護一處空間做了實踐。

而在真實的人民公園中，也曾經出現過類似這樣的「自治」舉動。那發生在成都人民公園。2005年，湖南衛視的選秀節目【超級女聲】火遍大江南北，一個拉票團來到人民公園為成都歌手紀敏佳拉票，成為人民公園進入喧囂時代的開端。緊接著廣場舞、卡拉OK、各種歌舞表演的民間團體紛紛進駐到了人民公園。由此而來的雜訊問題讓遊客和周邊居民都不勝其擾。

最後的解決辦法，就是在18個娛樂團隊中選出8人來成立自治小組。他們會定期在園中來做巡視，讓每個表演團體都將音量控制在80分貝以下。而80分貝的標準設定，是公園方組織問卷調查、周邊入戶走訪後綜合各方意見達成的一個平衡點。這項舉措消除了人民公園內雜訊汙染的頑疾，當時的媒體報道稱「被成都人戲稱‘世界最吵公園’的人民公園，終於安靜了」。

生活與記憶的樣本

如果要論人民活動的豐富程度，成都人民公園絕對在全國都數一數二，否則它也不會成為雜訊自治管理的先行者。

在一部拍攝於2011年的紀錄片【人民公園】中，美國導演史傑鵬（J. P. Sniadecki）和張莫（Libbie Dina Cohn）用一個78分鐘的長鏡頭呈現了成都人民公園周末時紛繁的群眾活動景象：老年交誼舞旁邊是假山上玩耍嬉戲的孩童，在水上泛舟的家庭成為茶客眼中的風景，這邊喝茶的年輕人玩著具有時代感的翻蓋手機，那邊的茶社小工正在練習著倒茶的功夫，下棋的人群與拉二胡吹笛子的演奏團體比鄰，他們絲毫不受旁邊連著音箱的忘情歌者所影響。影片最後的5分鐘，鏡頭集中在一個名為「成都許彪霹靂瘦身歌伴舞」的圓形舞場，各色舞者在其中炫技，十分陶醉。

「當時我在成都拍另一個紀錄片，現場很曬，我就會跑去人民公園喝茶和休息。那些群眾活動很吸引我。他們全部是業余的，但反而能表達出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史傑鵬和我回憶當時的拍攝動機，「於是我們想到用一種一鏡到底的方式去呈現，不僅包括形形色色的人，還有周遭的自然環境。那時候國外關於中國的資訊都是關於經濟、政治、商業等話題，基本上沒有新聞關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拍這個片子是想記錄中國人通常怎麽放松、怎麽玩、怎麽打發時間。你可以想象成這是一個數位版的【清明上河圖】。」

為什麽成都人民公園在活動的豐富性上別具一格？ 四川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陳錦告訴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鶴鳴茶社的存在。 陳錦以拍攝茶館相關的題材著稱，從2010年開始一直都在堅持記錄人民公園，即將有一本書要出版。這兩個計畫裏，鶴鳴茶社都是他觀察的物件。鶴鳴茶社建於1923年，那時人民公園還叫少城公園，它位於公園的中偏西北區域。過了100多年，它的位置沒有改變，只是增添了假山和荷花池，環境變得愈加優美，面積也幾經擴大，今天占地達到30畝左右。

「成都茶館這麽多，鶴鳴茶社的特別之處一是歷史久，二是它是個地方寬闊的露天茶社，正廳以外，其他均為露天。成都地處盆地陰天多，難得出太陽，成都人就愛呼朋引伴來這裏喝‘壩壩茶’，於是眾生相就在這裏展現出來了。」在陳錦的鏡頭下，他不僅拍那些閑適的茶客，還有那些圍繞茶客來掏耳朵的師傅、進行雜耍表演的賣藝者、賣小吃的和推銷廣告的。他也看到了其中時代發生的變化：茶客手中的報紙被智慧型手機代替，本地茶客的身影中也有了拖著行李箱前來進行「打卡」的遊客的身影。而不變的，則是茶客們追求安逸的生活態度，這是天府之國自古以來的富足悠閑所造就出的城市氣質，就連遊客也會被感染，在竹椅上舒展開來身姿。

「成都人民公園至今和成都的每一位市民有著很強的關系。」 陳錦說。對於孩子來講，這裏是學校組織春秋遊的目的地，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和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也讓它成為一處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成年人來講，晴好的天氣來泡茶館，有著永遠的吸重力。陳錦給我看一張從附近制高點拍的照片，周圍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唯有人民公園是一片樹木蓊郁的綠洲。陳錦告訴我，成都人民公園本來就位於城市中心區，人們從四面八方過來都很方便，近幾年實行的「拆墻透綠」更是讓它和城市融合在了一起，從不同的側邊都可以穿進人民公園的空間。

事實上，陳錦開始用拍照的方式記錄人民公園，正是基於他和人民公園之間的緊密聯系。 陳錦上世紀50年代出生，小時候因為母親在四川省博物館工作，而當時的博物館和職工宿舍就在人民公園內部，他實際是在這裏長大，「大概是住在‘盆景苑的位置’」。工作之後，陳錦拍攝茶館系列的作品，也會帶著不大的兒子一起去鶴鳴茶社，兒子一邊喝茶一邊玩玩具，他可以在旁邊來安心拍攝。

2010年，陳錦有段時間經常會推著患有腦梗的父親到人民公園散心。有一天，正趕上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他正好看到一對年輕的父母正在給孩子過生日，他們邀請附近並不相識的小朋友一起來吃蛋糕。那一刻，讓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同樣來人民公園春遊吃蛋糕的時刻——母親早逝，身兼父母兩職的父親平日節儉，卻為他那次春遊準備了一個「油亮焦黃、外脆內軟」的蛋糕作為午餐。湧上心頭的，還有過往歲月裏他和人民公園的許多交集。他在那個瞬間就決定要完成一部關於人民公園的作品。「可以說這裏承載了許多個體和家庭的集體記憶，而這種記憶仍然在延續。」

重新回到人民公園

「00後」的張聰知小時候生活在山東日照下面一個縣城裏，他的記憶裏就有一座常去的人民公園。「在夏天的傍晚，我總是跟隨姥姥姥爺去公園散步。我們喜歡在一個半開放的廣場上待著，那裏有一些長椅，都被旁邊綠色的濃蔭所包裹。周圍的人在聊天。小城裏大家都很熟悉，偶爾姥姥姥爺會插上幾句，有一搭沒一搭的，每個人都很輕松。」 總是很漫長的天光，風吹過茂密樹葉沙沙的聲響，空氣中彌漫的花露水的味道，那是屬於夏日傍晚縣城人民公園的愜意時光。

慢慢地，張聰知不怎麽去公園了。2019年，他離開山東，去到香港教育大學讀社會學的本科。「學校正好就在山上，還可以遠眺旁邊的慈山寺，滿眼都是綠色。」張聰知和以前的同學講起來他上學需要爬山，每天都能欣賞到山間美景，別人都很羨慕他，抱怨他們只能在宿舍、教學樓和圖書館這些人造建築之間三點一線。這讓張聰知開始反思一件事情： 為什麽小時候大家都經常去公園這樣的地方，後來就漸漸不去了呢？

「我認為有幾重原因。一個是你在長大讀書的過程中，其實一直在被灌輸坐在桌子前好好學習，是比去到公園裏閑逛更重要的事情。漸漸地， 你也會覺得那是一種浪費時間的行為，不符合‘優績主義’的要求。」 張聰知對我說，「另外就是，年輕人可能會預設公園是某些群體來進行使用的空間，比如更多的是老年人群體、孩子或者家庭在裏面活動，他們就不會把它當成一個目的地。 這裏面固然有公園在設計上的問題——常見的一個現象就是畫有象棋盤的石桌，好像就暗示了那裏只有下棋的人才能使用，他們通常是中老年男性。但這裏面更多的還是年輕人在思維上形成的一種偏見般的障礙。」

於是張聰知首先加入的是一個名叫「流動在公園」的計畫，它的主要發起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的一群學生。計畫的目的就是讓校園裏的人能夠突破思維上的障礙，把校園當作公園一樣來駐足觀察和探索。「好比圖書館去食堂的路上有一片小小的草地，可是從來沒有人留意過它，我們就在上面放上一株培育好的蘑菇，人們就會為此停下腳步。」接著他對公園的熱情一發不可收。他大三的時候在上海實習期間，發起過一個叫「赫德公園」（Heard Park）的活動，鼓勵人們用聆聽的方式進入到身邊的公園。「在上海和香港，佩戴降噪耳機是個很普遍的現象。真正開啟耳朵聆聽時，就會感到公園裏有許多美妙但被忽略的聲音。有人錄了很長一段風吹竹葉的響聲，說那讓他想起【臥虎藏龍】中，剛開始學習輕功的玉嬌龍笨拙地踩在竹林頂端的樣子。」

在上海時，上海人民公園是張聰知經常去逛的地方。那裏不僅交通便捷，而且常有中老年的歌者和舞者在忘情表演，他可以在一旁欣賞。「有一次看到兩個阿姨唱歌，是很美的二重唱，我聽了很久。結束之後禁不住問她們，唱得那麽好是不是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啊。她們就說，她們是東北來的一對姐妹，姐姐的兒子在這邊，她們一起幫他帶孩子。對周圍其他地方不熟悉，就來公園唱歌作為休閑了。」張聰知告訴我，他在公園裏明顯感覺到人們對陌生人之間的交談沒有戒備之心，「尤其在上海，其他場合人們的界限感很強。 但在公園，完全是一個善意流淌的地方。」

張聰知還是一個名叫「走地雞」小組的成員，這是一個倡導「不花錢過周末」的小團體。在大城市裏，不被消費主義所裹挾，但同時能收獲幸福感、獲得身心充沛的方式有很多，充分發掘公共空間的價值就是其中一種。在張聰知看來， 周末的人民公園就是值得一來的地方——沈浸在自然和與人群友好的交流能夠帶來治愈，這裏又是感受一座城市世相百態的視窗。

同樣在上海人民公園活動的年輕人，還有「植南門市部」的成員和夥伴。這是同濟大學景觀學系的三位畢業生組成的一個致力於在地植物研究的小團隊。他們曾經在人民公園組織過一次「植物相親」的活動。參與者從附近的民生美術館出發，一路經過植物規整的人民廣場，再進入有典型園林植物特點的人民公園，最後匯聚在公園西山臨時搭建的一個「植物相親角」。

「上海人民公園有著名的相親角，我們就想在活動上呼應這種形式。大家到了相親角以後，會把自己這一路上印象最深刻的植物的資訊，寫在印制好的小卡片上。你可以給這株植物賦予一個性別，類似相親裏的男嘉賓或者女嘉賓，然後描述它的年齡、身高、樣貌，還可以把它畫出來。接著我們把這些卡片夾在繩子上，大家一起來觀看和討論，就很像相親角的氛圍。它的目的就是讓我們更好地認識身邊的植物鄰居。」「植南門市部」的發起人之一江垚告訴我。

另一位發起人莊明昱對這次活動感受頗深，大概由於她是土生土長上海人的緣故。「小時候家裏人帶我去人民廣場看鴿子，就會順便兜兜人民公園，玩那裏的兒童遊樂場。長大以後我就不怎麽去了。大概是由於那裏的相親角太出名，經常從本地新聞裏看到它的小故事，而我們找不到它和自己的關聯。所以人民公園所代表的‘本地性’對我們這一代來講，是已經過時了的，再去看公園現在的設施和環境，也顯得陳舊和普通。」而和參與夥伴的交流和互動，讓莊明昱深切感受到她和大家一樣，都是這座城市裏的一員。 就像大家都曾經被這裏參天的樟樹深深打動過，因為那是城市中心難得的景觀。

在本期的封面故事裏，我們的記者分成四路，走訪了自貢、上海、鄭州和南寧的四處人民公園。 如果人民公園對你來說是個久違之地，那就不妨跟隨我們，也去人民公園散個步吧。

（感謝遲阿娟、沙沙對本文的幫助；參考資料：【時代公園的銘印：中山公園和人民公園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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