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鄧公決定在香港北部設立深圳市，以承接港島的產業轉移，帶動整個珠三角發展，而在遴選深圳首任市委書記的時候，鄧公顯得格外謹慎，他希望深圳的主政官既要有出色的才能、也要有敢為人先的魄力，敢幹事、不怕事。經過反復的考量與權衡之後，鄧公最終選定張勛甫擔此大任。
張勛甫17歲參加革命，曾在山東抗擊過日寇，解放戰爭時又在東北與國民黨反動派周旋、對抗，革命鬥爭經驗十分之豐富。1949年中旬，他奉命跟隨四野向華南挺進，廣東解放後，他被委派到韶關擔任行政幹部，70年代初，他因為表現突出，又被調到佛山地委工作。
1979年，鄧公突然向廣東省委下達命令，請省委組織部推薦幾名同誌競聘深圳市委書記一職，省委組織部隨即對廣東省內所有處級以上幹部進行考察，最終選定了四人推薦給中組部，其中就包括時任省委計委高幹的張勛甫。大概一個月後，中組部傳來指示，要求張勛甫立即進京一趟。
張勛甫此時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在接到指示之後火急火燎趕往北京，中組部隨即安排專人和他見面、談話，知道此時他才終於明白，原來中組部是打算安排他擔任剛剛成立的深圳市的主政官。說實話，張勛甫對於此事很沒底，畢竟深圳的戰略地位和政治地位比較特殊，他擔心自己沒辦法挑起大梁，實作鄧公對於深圳的美好規劃。
但中組部的同誌卻一再鼓勵、激勵他，這激發了他心底的勇氣，他隨即答應擔任深圳市的主政官，並向中組部立下軍令狀，表示一定會竭盡所能將深圳打造成珠海的經濟中心。在張勛甫臨上任之前，鄧公也專程找他談了一次話，要求他一定要開闊眼界，將精力放在經濟改革上，一定不要怕犯錯誤，怕被人「揪辮子」。
1979年9月，在辦理完所有交接手續後，張正式走馬上任，彼時的深圳市才剛剛掛牌，可謂是一窮二白，要幹部沒幹部，要資金沒資金，一切全靠自己打拼。但這並沒有嚇倒張勛甫，他在仔細了解了深圳的情況之後，決定先從農業著手進行改革、整頓。彼時雖然「包產到戶」政策已經獲得大眾認可，但黨中央還沒有下達正式檔全國推廣，因此一些省份和地區還處於觀望之中，遲遲不敢徹底「推倒」人民公社制度。
深圳當時也是如此，市委的幹部們都比較謹慎，在農業問題上「畏手畏腳」，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深圳農業發展，拖慢了生產力進步。張勛甫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堅決推行「包產到戶」政策，將農田全部承包給老百姓，充分調動大家的生產積極性。有同誌提醒張勛甫，不要「太過火」，萬一要是被舉報到黨中央，怕是要背處分。但張勛甫對此不屑一顧，他直言背處分就背處分，只要能讓老百姓享受到實惠，自己甘願受罰！
深圳建立初期，市委打算將市區面積規劃為6平方公裏，不大也不小，最適合發展、建設，但張勛甫卻覺得市委過於「保守」，6平方公裏對於深圳來說過於狹促，難以「施展拳腳」，他在市委工作會議上直接提出要將深圳建設成超一流城市，市區面積至少20平方公裏，深圳未來不僅要當中國的金融中心，而且還要當資訊科技中心！
當然，話好說，事難辦，建設深圳總繞不開一個字，那就是「錢」，彼時的深圳財政極其緊張，市財政局恨不得將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建設6平方公裏的市區已經是極限了，20平方公裏簡直是天方夜譚。而為了改善財政緊張的狀況，張勛甫決定搞土地出讓制度，用土地的開發與經營權吸引資本入駐，同時成立城投集團，允許外資入股、投資。在這一系列「組合拳」之下，深圳的財政問題迎刃而解，市委隨即「火力全開」，一連建立了十幾個重點計畫，僅僅兩年時間便讓深圳的面貌煥然一新。
1982年，張勛甫被調離深圳，轉往省政府工作，1989年，經由中組部和省組織部同意，他光榮離休，並被特許享受廳級幹部待遇。晚年的張勛甫還一直心系著深圳的發展，他經常去深圳搞調研，順便指導市委的工作，90年代初甚至直接搬到深圳居住，親眼見證這座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2017年，他因病去世，時年九十六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