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蕩初期，陳伯達可謂權勢滔天、風光無兩，他甚至一度被譽為黨內「四號首長」，地位僅次於年毛主席、周總理和林帥。然而，誰都沒想到的是，在1970年，他卻突然遭到針對性批判，一夜之間從中央首長淪為「階下囚」，自此在政壇銷聲匿跡。
陳伯達起初只是一個籍籍無名的文職幹部，在黨內名不見經傳，但後來，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他受到了毛主席的賞識，並出任主席的機要秘書，由此開始慢慢發跡。建國後，他長期在中南海工作，負責政治宣傳與理論研究工作，平時與毛主席來往密切，每隔一段時間主席都會主動找他談話，和他探討文史難題與哲學理論。
在此期間，陳伯達一直在觀察主席，揣摩主席的政治傾向，比如在50年代末，主席一直強調「支左反右」，而陳伯達為了迎合主席，便接連撰寫了好幾篇抨擊「右派」，聲援「左派」的文章，而主席在看了他的文章之後果然很高興，隨即給他寫信，請他加大力度「支左」。
而進入60年代之後，「左」的風氣愈演愈烈，陳伯達敏銳的把握到了時代的風向，隨即更加猛烈的「支左」。到了1965年，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已經臨近爆發邊緣，王稼祥同誌認為再這樣下去必定會釀成大禍，於是便寫信給黨中央，請黨中央盡快糾正黨內、國內的「不良風氣」，防患於未然。
但可惜的是，王稼祥的這封信被直接無視，「左」仍舊在黨內、國內大行其道，一再激化各類矛盾。到了1966年，各類矛盾終於迎來了總爆發，意識形態的沖擊也很快演變為政治風暴，並由此催生了動蕩。而在動蕩爆發初期，陳伯達還沒能認清局勢的走向，因此並沒有貿然做出任何帶有政治傾向的舉動，一直處於觀望狀態。
等到1966年末，他徹底認清了局勢之後，便開始蠢蠢欲動，與江青等人一起大搞政治迫害，瘋狂針對少奇同誌等一眾黨內老同誌，並借此博取政治資源。到了1969年，他靠著卑劣手段，已然躋身中央高幹行列，官至正國級，在黨內很有威望。
然而，誰都沒想到的是，僅僅1年之後，陳伯達的人生便從巔峰跌入谷底，在當年的廬山會議上，他為了進一步鞏固自身地位，竟公然在毛主席面前搞陰謀活動，這導致主席對他的印象急轉直下，主席慢慢對他生出了厭惡之情，於是便當眾點名批評他，要求他立即向黨中央做檢討。
此時陳伯達才意識到踩了「紅線」，他連忙向主席承認錯誤，並向黨中央做出深刻檢討，希望能挽回自己的聲譽和名望。但一切為時已晚，等到會議結束之後，他正準備收拾東西回北京，幾位中央警衛團的幹部卻突然將他攔住，當場宣布對他進行隔離審查，隨後他便被革去所有職務，轉往秦城監獄關押。
入獄之初，陳很不安生，一會兒吵著要見毛主席，一會兒又嚷嚷著要和周總理通電話，獄警則對他愛搭不理，任由他大喊大叫發瘋。後來，他逐漸冷靜下來，開始反思自己的錯誤，懺悔自己的罪過。半年之後，他「大徹大悟」，徹底從癲狂狀態中掙脫出來，他隨即提筆寫下一份長達五萬字的材料，系統敘述了自己過去所犯下的錯誤，並再三向少奇同誌、鄧公等人道歉。
1980年，陳伯達被押上特別法庭，接受黨組織和人民的審判，期間他沒有為自己做任何辯駁，主動認罪認罰。法官見他認罪態度良好，便按照相關程式酌情對他減輕處罰，判處他十八年有期徒刑。次年下旬，他被黨中央批準保外就醫，1982年，胡耀邦同誌特地請他參與政策研究工作，他欣然應邀，隨即重新開始翻閱各種資料，研究日本、美國的經濟、政治情況，並將相關成果整理成報告，遞交給黨中央作為行政、施政參考。
1988年，他的刑期已滿，正式恢復自由之身，然而僅僅一年之後，他的病情便陡然嚴重起來，被迫住進醫院療養。妻子和兒子日夜守在他的病床前，盼望著他能盡快好起來，但事與願違，他最終還是沒能挺過這一關，在9月下旬病逝。畢竟他曾經為革命做出過貢獻，因此黨中央默許他在八寶山舉行葬禮，許多昔日的老友紛紛趕來向他致哀，送他最後一程，他的骨灰則被安葬在北京某革命陵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