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賈鵬濤
楊寬（1914-2005），中國近現代著名的史學家。作為一名傑出的史學家，楊寬的學術人生，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一個縮影。楊寬的著述量大，成果豐碩，在同時代學者中較為少見。作為一代史學大家，楊寬的史學研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對楊寬的治史風格的研究，進而界定其在史學界的地位，對認識20世紀中國史學有著重要價值。今年恰逢楊寬誕辰110周年，謹以此文聊表紀念。
▲ 楊寬先生
一名真正的史學工作者
1932年2月，楊寬在【枕戈】第1卷第15期發表第一篇學術意義上的文章【墨子更非回教辨】，2005年9月，在美國邁阿密去世，是年，【歷史激流：楊寬自傳】再版。終其一生，楊寬大部份時間都在進行學術研究，從無間斷。1982年，楊寬在給呂翼仁的信中說：「作為學術工作者，學術是他的第二生命。」 （賈鵬濤：【楊寬先生編年事輯】，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342頁） 為了建立名山事業，楊寬制定了長遠的計劃，在充分吸取學界已有的成果，進行了持之以恒的學術研究。而作為一個真正的史學工作者，對自己國家社會現實充滿著深深的關懷亦是其學術研究的一部份。
第一，楊寬是一個治學有理想、有計劃的學者。嚴耕望在評價呂思勉時說，呂思勉「是人生修養極深，冷靜、客觀、勤力、謹慎、有責任感的科學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計劃，又有高度的耐性，鍥而不舍的依照計劃，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堅持工作，才能有這些成就」。 （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頁） 楊寬與乃師有相似之處。楊寬一生寫了10余本著作，發表文章360余篇，成果非常豐碩。在這些成果中，最耀眼的無疑屬於戰國史的研究。在楊寬學術生涯中，1949年前學術轉向明顯有兩次，1926年起步於墨子研究，1933年慢慢轉向於上古史研究，1941年又轉向戰國史研究，後所作【戰國史】成為其代表作。這一選擇，從1941年隱居家鄉編撰【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到1946年發表第一篇戰國史論文【吳起伐魏考】，再到【戰國史】的三個版本的不斷修訂，最後到2001年【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的出版，前後計有60年。如果沒有長久的計劃、恒心、耐性，無論如何不會在戰國史領域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並取得一席之地。
第二，楊寬是一個海納百川，敢於走不同的學術道路，勇於提出自己觀點的史學家。【中國上古史導論】是楊寬的成名作，後此書全文收入呂思勉、童書業所編【古史辨】第七冊，藉此，楊寬早早的在學術界取得一席之地。童書業言：「顧頡剛先生以後，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我以為當推【中國上古史導論】的著者楊寬正先生。……他的見解，雖然有些地方我們還嫌簡單，或不能完全同意，但他確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觀的最高峰。」 （呂思勉、童書業：【古史辨】第七冊上，開明書店1941年版，自序二第2頁） 楊寬之所以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觀的最高峰，一個鮮明的特點即是在學術方法、學術觀點上能夠海納百川，吸取不同學人、學派的長處。比如，神話說始於顧頡剛，神話東西民族說，徐中舒的【從古書中推測殷周民族】主張殷周為不同系的民族，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及【夷夏東西說】詳考東、西系民族說。至於在具體的觀點上，如帝俊、帝嚳為殷之上帝，禹為後土，丹朱即驩兜，太康即啟之說，共工即鯀等，楊寬皆補正他人的學術觀點，誠如楊寬自言：「乃結集余之舊做與乎晚近諸家可取之新說，加以補證參訂，欲於古史傳說作一系統之考辨也。其中若帝俊、帝嚳為殷之上帝之說，此乃郭沫若之創論；又若禹為後土之說，此則顧頡剛之卓見，余皆嘗補證之。至於丹朱即驩兜，馬國翰、毛宗澄已有此說，近童書業更為明證之。太康即啟之說，畢沅已見此，近顧頡剛、童書業又為闡明之。」 （楊寬:【中國歷代史研究·上古史綱目】，賈鵬濤整理：【楊寬學術隨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頁） 呂思勉是楊寬的老師，對於呂思勉的一些觀點，楊寬也有吸收，如呂思勉、楊寬兩人都認為不應疑古太過，疑古、考古、釋古為古史研究的一般步驟，三者不可偏廢，對古史人為造偽說持批評態度等。而在古史辨派的文章中，他們很少參照唯物史觀派的見解。楊寬則不拘派別之見，在文中大量參照郭沫若的見解，且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郭沫若對湯之盤銘的解讀是「巨眼卓識」！
由上可見，楊寬神話學的顯著特色即聚各家之長而運用之，正如楊寬在【中國上古史導論】中言：「余之治學，本無家派之成見，僅依據史學方法之步驟以從事而已。」 （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七冊，開明書店1941年版，第68頁） 所謂的史學方法即：「凡歷史之著作，必先之以史料之搜羅咨訪，繼之以史料之辨偽校正，再繼之以事實之考證排比，然後終之以史文之組合著作，其間之經歷，實至艱巨，非可率爾成也！搜采史料務求其博，辨正史料務求其精，考證事實務求其嚴，編比事實務求其當，然後筆之於書，出以問世，史家之能事乃盡。」 （楊寬：【史學研究法】，賈鵬濤整理：【楊寬史學講義六種】，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04頁） 當然，如果楊寬的工作僅僅止於此，那麽他的神話學還不足以在學術界取得一定的地位。之所以有學術影響力，是因為在吸取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楊寬走出與別人不同的治史路徑，並勇於提出自己的學術觀點。比如，與呂思勉研究古史的方法、目的上的不同，使楊寬走出自己的研究路徑。在研究古史的方法上，呂思勉認為地下出土的實物未必有書籍可靠。楊寬則非常看重地下史料，其著作中不僅大量引據甲骨，且參照了許多研究甲骨的著作；在研究古史的目上，呂思勉研究古史側重於微觀方面的考證，他認為研究古史除了註意「層累地造成」說外，還得註意歷史真相「逐漸剝落」，應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而認為應在「極簡略之辭」和「單辭片語」中尋找歷史真相。 （李波：【呂思勉與〈古史辨〉】，【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 楊寬研究古史側重於宏觀方面的貫通，他認為研究古史要把古史傳說中的所有神話全部還原過來，要用神話學的方法對古史作出全面的、系統的分析。一言以蔽之，楊寬所作的工作即考察神話傳說的流變過程，在考證基礎上，嘗試得出某一「規律」。此外，楊寬也勇於提出一些自己的觀點，並受到學術界的認可，如共工即鯀，堯即顓頊為周上帝，有夏即下國，夏後即下後，盤古由於犬戎傳說演變等，楊寬曾言：「至於共工即鯀，余與聞一多、童書業、陳夢家同時有此說。他若堯即顓頊為周上帝之說，則由余發之，顧頡剛、童書業皆嘗為之補證。又如有夏即下國，夏後即下後，盤古由於犬戎傳說演變等說，亦由余發，諸家亦皆以為不謬者。」 （楊寬:【中國歷代史研究·上古史綱目】，賈鵬濤整理：【楊寬學術隨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123頁）
第三，楊寬是一個持之以恒，始終專註於史學研究的學者。1936年，楊寬未畢業就參與上海市博物館的籌建。1937年上海抗戰爆發後，又和時任館長胡肇椿將上海博物館的文物轉移他處。1945年抗戰勝利後，馬上返回上海，領導上海博物館的復館工作。上海博物館成功復館後，長期擔任上海博物館的館長。1959年，從上海博物館調至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任副所長，1970年調回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歷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秘書、古物整理處處長、上海博物館副館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第一至第三屆副理事長。綜之，雖然楊寬作了如此多的行政工作，但他的史學研究從沒有因此而擱置過。在最忙碌的1946年至1949年，他除了進行了舉辦展覽會、保護文物、考古調查、創辦雜誌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外，還發表了大大小小110余篇文章，內容包括戰國史事和人物、尺度考、時政文、小品文等。在1950年至1959年，他除了領導上海博物館的正常工作外，出版了代表作【戰國史】、【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明和發展】、【商鞅變法】、【秦始皇】等著作，再版了【中國歷代尺度考】，還發表了30余篇文章。
第四，楊寬是一個關切社會現實，有強烈責任感的學者。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楊寬雖然非常高興，但只是短暫的，對國家的前途憂心忡忡。感於當時上海出現的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撰寫了許多雜文，針砭時弊，計有：【恐新病和恐舊病】、【閑話爆竹】、【飛來與鉆出】、【從「共榮看煙」說到「民主饅頭」】、【論名士派】、【面子論】、【神秘和秘密】、【氣節論】、【老夫子和老媽子】、【發財論】、【人和狗】、【狗祖宗和狗國家】、【養廉與貪汙——清代吏治雜論之一】、【土豪劣紳論——清代吏治雜論之一】、【官官相護論——清代吏治雜論之一】。針對社會流行的「重慶人」、「上海人」，「天上飛來的人」和「地下鉆出的人」等新名詞，重慶是抗戰的聖地，淪陷區的惡化腐化等言論，撰寫了【飛來與鉆出】，希望大家冷靜精細的分析和辨別，未可一概而論。 （楊寬：【飛來與鉆出】，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46年1月10日） 對於所謂名士官僚派的形式拖沓，楊寬在【論名士派】中提出「要根絕官僚派的作風，同時也要根絕名士派的作風，這樣一切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經濟建設才能有效地開展。官僚政治的病根，有人說因為有‘官僚菌’在作祟，其病象就是對儀表形式無可遏止的渴求，不能切實辦事。而名士派的病根，就在任情無可遏止的放浪。我們唯有提倡工作效率，才能根絕這些弊病。」 （楊寬：【論名士派】，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46年1月18日） 對於社會上一切工作唯面子論，在【面子論】中寫道：「挽救中國當前的社會和政治，必須要根絕這些‘面子病’，一切事惟人才是用，一切事惟實際問題，要不顧情面，要不采納虛譽，人們無所用其‘面子’，那一切事業能大大的改進，建國的工作才能迅速地完成。」 （楊寬：【「面子」論】，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46年1月20日） 對於漢奸，【氣節論】一文提出應該嚴懲，他認為「我們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政治的革新，必須把所有漢奸一網打盡。那許多落水的文化漢奸，更應該捉個精光。……大的、惡的漢奸固需明正典刑，小的、盲從的漢奸也該有個合理的處置。這次抗戰，不少人還受了明末誌士氣節的感召，為國家民族保持正氣，如果這次懲治漢奸不能徹底，如果下次還有外患，那就可怕了。懲治漢奸，不僅在維持國法的尊嚴，最要的是在獎勵守節誌士的氣節，也就是保持國家的氣節。」 （楊寬：【氣節論】，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46年1月30日） 對於發國難財，【發財論】結尾犀利地寫道：「商人投機，百物高漲，苦了窮人，活不下去。英雄投機，塗炭生靈，死了窮人，無命可活。政客投機，貪汙風行，害了國家，苦了人民。」 （楊寬：【發財論】，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46年2月8日） 此外，楊寬不顧生命危險，帶領上海市立博物館同事阻止了盧芹齋計劃偷運出國342件文物，有23件是從山西渾源縣李峪村搞到的青銅器，其中就有著名的青銅器牛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批文物入藏上海博物館，成為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楊寬的治史風格
楊寬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上古史和先秦史兩個領域。楊寬早早就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他對先秦史的研究有著長期的學術計劃，而對於中國上古史、冶鐵史、制度史的研究，則隨著時代及學術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有轉變。他的史學研究極富特色，博采眾家之長，開辟了許多極具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並透過自己的史學實踐，探索出一條科學實用的治史道路。楊寬治學，素以嚴謹紮實而著名，楊寬的治史風格，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研究歷史應註意「直通」與「橫通」。所謂「直通」，就是要註意時代前後連貫的發展變化。比如農業生產工具，春秋中期以前使用石器和少量青銅器，春秋晚期開始出現鐵器，戰國中期就比較普遍地推行韌性鑄鐵農具。又如土地制度，應該註意到井田制是什麽時候開始瓦解的？到什麽時候完全瓦解？名田制是什麽時候開始出現的？什麽時候得到發展？只有把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重要的發展變化，弄清楚線索，才能構成歷史的系統的基本知識。所謂「橫通」就是要註意左右聯系的相互影響。社會在一定歷史階段，歷史發展有一個總的趨勢，上層建築隨著經濟基礎而發生變化，同時又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因此經濟、政治、文化是相互聯系和制約的。「橫通」就是要從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之間，了解其相互聯系和制約的關系。 （楊寬：【怎樣學習春秋戰國史】，賈鵬濤整理：【楊寬學術隨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1-182頁） 楊寬一生研究的領域從墨子研究到上古史，從上古史到戰國史，從度量衡研究到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從文物考古到陵寢、都城制度史，涉及領域看似駁雜，但卻有「直通」和「橫通」的精神貫徹其中，誠如王家範評價：看楊寬的書，有一條內在的、清晰的治學思路，始終不離史學的本體精神和史家的職業精神。所謂史學家的精神就是尊重客觀事實，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而體現在楊寬身上，就是他對歷史鏈條上每一個關節的細致錘鍛。但他並沒有陷於細節、耽於過程，他的視野裏始終有著整根鏈條，「雖然他沒有寫通史，但體現出一種通史的精神」。 （【楊寬著作集】（第一輯）出版座談會記錄，2016年9月28日）
第二，摸清學術界已有的成果，尋覓探索的重點及其途徑。老一輩學者認為搜集、解釋、考證史料需要掌握「四把鑰匙」，分別是：目錄學、年代學、歷史地理學、官制史。因為史料浩如煙海，要詳細占有材料，須通曉目錄學。歷史記載離不開時間、地點和人的活動，政治歷史事件的記載又離不開大小官吏的活動，因此就需要掌握年代學、歷史地理學和官制史。比如，目錄學的著作可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叢書綜錄】、【書目答問補正】等書。歷史年代學的著作可查【中國歷史紀年表】、【二十史朔閏表】等書。歷史地理學的著作可查【中國歷史地圖集】、【辭海】歷史地理分冊、【讀史方輿紀要】等書。官制史的著作可查【中國政治制度史】等書。在楊寬看來，僅僅掌握「四把鑰匙」是不夠的，還得「必須明白過去學者對這方面研究的過程及其已經取得的成績，看清進一步探索的重點及其途徑。」比如，為了探討經濟政治歷史上的復雜問題，還必須學會考查歷代典章制度的方法，掌握需要的基本知識。要查考歷代制度，可以翻閱【十通】，即【通典】、【通誌】、【文獻通考】和清代所編的續編。要查考一代制度，可以翻閱西漢、東漢、唐、五代、宋、明等朝代的【會要】。而為了探索各個時期生產發展情況，更必須具備有這方面的科學技術常識，包括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發展的知識。因此有必要學習一下中國科學技術史，包括冶金技術發展史，如【中國冶金簡史】【中國古代冶金】等書。為了了解各個時期經濟發展情況，還需要掌握當時戶口（戶籍所記載）、田地、田賦的統計數位，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可供參考。為了計算各個時期田畝的面積和實際的生產量，還有必要具備度量衡變遷的歷史知識，可參考上述著述所附的【中國歷代度量衡變遷表】和新出版的【中國歷代度量衡圖錄】。 （楊寬：【怎樣學好祖國的歷史】，賈鵬濤整理：【楊寬學術隨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5-177頁）
第三，全面占有材料，將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實地考察三者結合起來。對楊寬古史研究方法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即王國維開創的「二重證據法」，晚年在自傳中認為在當代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感到王國維是最踏實而最有成就的，他所用的二重論證法，以考古挖掘的史料參證歷代文獻史料，而沒有經學家的家派之見，最是值得學習。我曾經選讀了他的名著【觀堂集林】（烏程蔣氏本，一九二三）中許多論及先秦歷史和文物的文章，受到深刻的教益。」 （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5頁） 可以說，楊寬的史學研究中始終嫻熟的使用著二重證據法，即將文物考古與文獻資料結合起來。不僅如此，為了使得研究成果更為可信，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楊寬還加上實地考察。20世紀80年代，應日本友人西嶋定生的邀請，為了研究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和都城制度，1982年4月，楊寬頻著兩個日本學生高木智見、太田侑子及助教劉根良到西安、洛陽、鞏縣，有計劃、有系統地考察了歷代帝王的陵墓，以戰國時代秦王陵和秦始皇陵為起點，逐一考察了西漢、東漢、西晉、北魏、唐代和北宋的陵墓。1983年4、5月，楊寬又帶領研究生高智群、姚平等去山東、河北、河南、陜西、湖北，行程兩個月考察古代都城遺址。經過兩次考察，楊寬撰寫了【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和【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兩本制度史研究專著。而在前書序言中說：「由於有系統地結合遺跡和文獻來探討，得到了不少收獲。」尾形勇在日譯本後記裏面也說：「作者從透徹的文獻資料入手，加上左右逢源地運用遺跡的調查報告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再現了令人瞠目的嶄新的歷史畫卷，從中可以看到作者運筆的美妙。據說附著漢高祖劉邦靈魂的生前衣冠，每月要從陵寢搬出來到宗廟去遊歷一番。像這樣一望而知是荒誕無稽的故事，在作者的妙筆之下，也被註入生氣而作出了新的解釋。」 （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3、92頁） 將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三者結合起來研究制度史，這不得不說是楊寬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發展。
楊寬取得了上述如此巨大的史學成就，那麽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居於何種地位呢？楊寬生於普通的家庭，並非書香世家，因為聰慧、努力，在大多數人還處于朦朧狀態時，初中生的楊寬就對學術研究有興趣，高中時就開始正式進行學術研究，入門極早，再加上楊寬比較長壽，其學術生涯長達70余年。隨著時代和學術環境的變化，他的學術興趣也不斷轉向，從墨子研究到上古史研究，從上古史研究到戰國史研究，從戰國史研究到冶鐵史研究，從冶鐵史研究到制度史研究。在各個領域中，楊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謝寶耿：【楊寬學案】，【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 楊寬的治學具有計劃性，其最有成績的領域莫過於先秦史，這是楊寬耕耘時間最長的領域，他精耕細作，出版了【戰國史】、【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西周史】，三書成為中國先秦史領域的典範性著作，至今似沒有超出者；楊寬的治學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其揚名學界的領域在於上古史，【中國上古史導論】是其成名作，他被稱為古史辨後期的生力軍，在談到20世紀的中國的疑古史學時，都不可避免的要談到他以及他的「神話分化說」，這是楊寬最有創造性的領域。此外，長期作為上海博物館領導的楊寬，有著繁忙的行政工作，但仍然專註於史學研究，沒有些許松懈。而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他沒有固守故紙堆，在各種小品文中對自己的國家表露著深切的關懷。在治學方法上，楊寬認為學術研究既要註意時代前後連貫的發展變化，又要關註歷史左右聯系的相互影響；而在具體史學研究中，楊寬認為學者要充分尊重學界已有的成果，尋找探索的重點及其途徑，並盡可能的全面占有材料，將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實地考察三者結合起來以求學術的創新。正是因為在治學方法和治學風格上有著自己的特點，楊寬才得以立身於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家的行列，他既是一位以史學研究為終身職責的史學工作者，又是一位對祖國有著深切關懷的史學家。楊寬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史學成就，離不開20世紀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也離不開他自身的生活際遇以及他勤奮、努力、有計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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