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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女】【三劍客】…… 那些年,法國文學在中國為什麽那麽火?

2024-05-20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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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的【九三年】、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查克的【高老頭】、小仲馬的【茶花女】、大仲馬的【三劍客】、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些法國名著,就算你並未一字一句細細讀過,也一定對它們的名字和作者耳熟能詳。

而就在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將這些書的中國轉譯本贈予了法國總統馬克龍。這些曾經深深吸引並且感動過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字,在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之際,又漂洋過海,回到了故鄉,繼續見證著中法兩國的友誼。

在這些看似輕盈優雅的紙頁與墨香背後深藏著的,其實是一個民族厚重的救亡圖存與自我革新之歷史,以及兩種文化之間深刻的靈魂共鳴。法國文學為何在中國那麽火?在不同時期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法國文學又經歷了怎樣的旅行?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1898年,由林紓與王壽昌合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 (小仲馬【茶花女】) ,在福州首次印行。林紓姓名標示「冷紅生」,取自唐代詩人崔信明的孤句「楓落吳江冷」,以契合茶花女的哀艷奇情。

一時間,茶花女的故事風行南北,不脛而走,成為中國一部極具文學影響力的外國長篇小說。

林紓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奇人。他不通任何西洋文字,卻可以借助深諳外語的友人口授,自己執筆,以文言筆法轉譯西洋小說180余種。而其好友王壽昌,曾在法國巴黎大學攻讀法律,精通法語,因此能夠較為準確地口譯出【茶花女】的主要情節。當譯到感人的段落時,兩人常常相顧流淚,「擲筆哭者三數」。

在林紓筆下,原著小說中那個為情人而落難犧牲的風塵女郎,化身為一個具有東方意趣的癡情佳人。或許,使人們為之著迷的,正是這符合中國傳統審美的悲情形象。

然而,更切中時人痛處的,是由至情至忠的茶花女身上引發的關於亡國憂思和喪國之痛的聯想。晚清時的中國,風雨飄搖,朱祖謀等名士就曾自比茶花女,以其為情人的不悔犧牲來暗喻士大夫對國家的忠誠。嚴復,第一個系統地將西方政治學與科學介紹到中國,轉譯了【天演論】的西學大家,在贈別林紓時也寫道,「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林紓後來追述:

「以為天下女子性情,堅於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龍逄、比幹之摯忠極義,百死不可撓折,方足與馬克(即【茶花女】的主角瑪格麗特)競。」(林紓【露漱格蘭小傳】序)

在他與王壽昌相對而泣的淚水裏,是否也飽含著家國憂思呢?

法國文學轉譯的先鋒們

在西洋文學進入中國的初期階段,人們渴望讀到更多的法國文學作品,卻苦於缺乏精通法語的人才,只能借由那些法語之外的外語譯本,將法國小說二次轉譯成中文。

比如熱切關註著法國文學的魯迅,就曾經在1903年根據井上勤的日譯本,轉譯了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現譯【地心遊記】) 。在清末民初的科學救國思潮之下,這些展現出西方先進科技與奇思妙想的小說,擔負著向大眾宣揚科學、開啟民智的任務。魯迅的譯本文白相間,比林紓的桐城古文更為貼合原著韻味。

不過,直到1907年,完全由白話文轉譯的法國小說才問世。近代轉譯家伍光建由英文轉譯了大仲馬的【俠隱記】 (現譯【三劍客】) 。他的譯筆生動傳神,為茅盾等文學大家所贊譽。但是相比於從法語直接轉譯,還是稍有缺陷。

首先將法國文學的轉譯規範化的,是近代小說家兼轉譯家曾樸。青年時,他在清政府開設的同文館法文班學習法語,後又得中國駐法國武官陳季同將軍的輔導,因而精通法語。他眼光長遠,提出了轉譯外國文學作品應當遵循的「六條標準」,力求整理轉譯界毫無章法、各行其是的混亂局面。從1908年開始,他陸續轉譯了雨果的【九三年】 (曾樸譯為【九十三年】) 【鐘樓怪人】、劇本【歐那尼】以及莫裏哀等法國文學家的作品。

法國文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寒光在論著【林琴南】中說:「中國的舊文學當以林氏為終點,新文學當以林氏為起點。」。在轉譯先驅的努力之下,西洋文學傳入中國,為中國文學乃至文化和思想轟轟烈烈地自我革新拉開序幕,而法國文學正是其中石破天驚的「先鋒號」。

而由法國文學帶來的沖擊與啟迪,在一代中國人的靈魂中沈澱並融入血脈,待時機到來,就激發出巨大的精神力量——這些閱讀著雨果、巴爾查克、司湯達和大小仲馬成長起來的一代新青年,紛紛在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中成為中流砥柱。

陳獨秀、魯迅、胡適……都曾參與過法國文學的轉譯傳播活動。 新文化的倡導者們關註國家與人民的命運,渴望在外國文學中尋找人格力量,獲取社會批判的武器。 因此,法國文學因其強烈的人道主義理想與針砭時弊的社會責任感而頗受關註。 積極浪漫主義文學的人文理想,現實主義文學的社會批判,自然主義文學對黑暗的大膽揭露……凡是對改革中國社會之弊病有用的文學作品,都紛紛被引入。

魯迅就曾經由日語譯本轉譯過雨果的隨筆【哀塵】 (出自【隨見錄】,現譯【芳汀的由來】) 。芳汀是雨果小說【悲慘世界】中的人物,她被愛人拋棄後,獨自打工求生,撫養女兒,卻又遭受工頭淩辱,小人蒙騙,只得流落風塵。她因受辱反擊而得罪了客人,最後卻因嚴苛的法律被逮捕,終於飲恨而死。芳汀悲慘的命運折射出雨果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對社會風俗的批判,他同情受到壓迫的底層人民,號召開拓民族未來的責任感,所有這些都切中了新文化倡導者們抨擊社會積弊、醫治民族沈屙的心願。法國文學成為號召變革的有力武器。

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麽,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雨果【悲慘世界】序

羅曼·羅蘭:數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偶像

不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人心目中的法國文學巨星當屬羅曼·羅蘭。

自19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被傳入中國後,他的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便經久不衰地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尤其在30、40年代後的抗戰歲月裏,羅曼·羅蘭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使其在人們成為反對戰爭、呼籲和平的精神領袖。

傅雷的譯作對羅曼·羅蘭的傳播功不可沒。從28歲到33歲,他用了五年時間精心轉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因其文筆流暢,且融入了譯者真摯的心血,以至於有人以為這是傅雷「寫」出來的。外國文學轉譯確實是一種再創作,正如傅雷所言:

「(轉譯)好比蠶寶寶造絲……吃了桑葉,吐出來的應該是絲嘛。轉譯的人應當把原文徹底弄明白了,完全消化了之後,再重新寫出來。」

但更為重要的,應當是法國文學家與中國文人誌士跨越民族的靈魂共振。

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勇敢與周遭環境抗爭,反對藝術的商品化、市場化,以追求藝術的真誠;反對封建門第觀念,以追求健全的文明。這樣一位為維護獨立與尊嚴而不懈奮鬥的理想主義,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羅蘭逝世,中國文壇為之震動。郭沫若、茅盾……一大批文人學者將羅蘭的精神與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世界反法西斯事業聯系在一起。在譯者獻詞裏,傅雷寫道:

「【約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說,——應當說:不止是一部小說,而是人類一部偉大的史詩。它所描繪歌詠的不是人類在物質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經歷的艱險,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內界的戰跡。它是千萬生靈的一面鏡子,是古今中外英雄聖哲的一部歷險記,是貝多芬式的一闋大交響樂。」

法國文學與30、40年代

在延安解放區內,雖然蘇聯文學最為流行,法國文學卻依然能占據一席之地。在【解放日報】的文藝欄內,赫然可見法國文學的靚麗身影。人們尤其喜愛莫裏哀的戲劇,不僅為之撰寫文藝評論,還在舞台上進行表演。【偽君子】和【慳吝人】都曾被搬上舞台。賈芝和葛陵還合作轉譯了法國著名作家都德【磨坊書簡】中的精彩篇章。

另外,在這一時期,還湧現出諸多我們今天仍耳熟能詳的法國小說的著名譯本。1943年底,司湯達的【紅與黑】被轉譯成中文,讓中國人看到了19世紀法國社會的洋洋大觀。1948年,李健吾譯成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因其文辭犀利,風趣幽默,契合原著的氣韻,至今飽受贊譽。

法國文學與知青歲月

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小說被譯介入中國,法國文學書成了中國青年們行李箱中不可或缺的藏品。

法國文學曾經陪伴著無數人度過青年歲月,巴爾查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法國名著裏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復雜的人性糾葛,如同絲絲泉流,浸潤著精神大地。

20世紀60-70年代,習近平總書記還在陜西梁家河當知青,也就是在這時候讀到了司湯達的【紅與黑】,他還曾談起過自己的讀後感:

「司湯達的【紅與黑】很有影響,但對人世間的描寫,還是要算巴爾查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間喜劇】的影響就很大。」

而後80年代以來活躍在中國文壇的一大批作家,大都也是讀著這些書成長起來的,他們中不少人的名字如今家喻戶曉:史鐵生、王安憶、北島、賈平凹、阿城、梁曉聲……在滋養著他們的文學養料中,總是少不了來自法蘭西的那一縷書香。

縱觀中國近現代的發展歷程,處處可見法國文學的影子。法國文學因為其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氣質,尤其為中國人所喜愛。

不過,中國文學與法國文學,從來都是雙向奔赴。從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的時代開始,中國文化就為法國啟蒙思想家所推崇。直到今日,越來越多的中國近現代優秀文學作品也被轉譯為法語,從魯迅到莫言,法國書店處處可見中國文學的身影。在2019年3月,習近平主席對法國進行國事存取時,曾收到1688年法國出版的首部【論語導讀】的法文譯本作為國禮。而在今年,習近平主席又回贈馬克龍總統法國小說的中文譯本,象征著兩個民族間文化的友好往來,跨越文明與時空的界限,激蕩出長久的精神共鳴。

中國近代國學大師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寫道:

「世界上似乎只有法國人最能理解中國和中國文明,因為法國人擁有一種和中國人一樣非凡的精神特質。」

也許正是這種跨越文化的相似性,使兩國文脈相通,友誼長存。或許在未來的歲月裏,中法文學之間的交流與碰撞,還將源源不斷地給我們帶來新的啟發與感動。

參考文獻:

新華社巴黎,特稿|「比天空更寬闊的胸懷」——習近平主席與法國文化. 2024

劉成富. 中法文學交流源遠流長 經典讓文脈緊密相連.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4

安憶萱. 【巴黎茶花女遺事】與林紓的情愛觀.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21

許均. 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譯介的特點. 當代外國文學. 2001(02)

蘇華. 二十世紀初葉法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 文藝理論與批評. 1993(04)

王澤龍. 略論法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特征. 晉東南師範專科學校校報. 2004(03)

黎辛. 親歷延安歲月.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16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

END

作者 | 李言

編輯 | 胡心雅

排版 編輯 | 韓其娟(實習)

校對 | 苗祎琦 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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