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季雯婷
「答辯」是一個圍繞文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者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並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東亞研究系黃雪蕾教授與三位年輕學人討論其新著【中國氣味：嗅覺的近代史】（ 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 ，劍橋大學出版社，2023）。本文為評論文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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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清以降的現代中國聞起來到底是什麽味道？這個乍聽頗有些古怪的提問卻正是黃雪蕾教授本書的核心課題。開篇所引加拿大傳教士湯姆森夫婦在河南臭水池邊種植攻瑰花園的軼事，也正是以嗅覺與氣味勾連「熟悉」與「陌生」並終於「共存」的最好隱喻：一方面，攻瑰花園以臭水池作為滋養再重新綻放絢爛，此畫面可以喚起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讀者心中周敦頤【愛蓮說】 「出淤泥而不染」的意象；另一方面，傳教士與愛爾蘭玫瑰作為中國現代初期的西方舶來品，又為這傳統意象增添了奇妙的陌生感。正如黃教授所言，本土臭水池與西方攻瑰花園的共生所導致的臭氣與香氣的互相影響乃至自然融合，正是嗅覺感官為全球化聯結下的中國現代化行程所下的最好註腳。
歷史學與文化研究中的「感官轉向」（sensory turn）在西方學界已經行之有年，然而在中國研究的語境下卻還處於新生狀態。自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和華特·翁（Walter Ong）提出「大分裂」（Great Divide）理論以來，作為高等感官的視覺便與其他低等感官區隔開來，被認為是人類歷史現代化的最大助力。而「感官轉向」正是對於這一理論的重新反思，致力於關註嗅覺、觸覺、味覺等低等感官，發掘個人經驗與現代文化形塑與建構之間的關聯，提倡低等感官也極大推動了現代化行程。本書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以嗅覺與氣味的變遷作為線索，提出「中國嗅覺現代化」，回應的依舊是中國在全球現代化行程中何以自處的大問題。
嗅覺作為與生存本能密切相連之感官，往往被簡化認知為是在香/臭、喜/惡兩極之間蹦跳，但黃教授的整理與深入細讀卻再再向我們印證了這其中更為復雜難辨的狀況。對於香與臭的認知不僅會因為個人經驗或者社會文化需要產生遊移，更有各種脫離個人乃至群體意誌的悖論性展開，使得氣味的香臭好惡等無法被簡單定義。不吝嗇於鋪陳與渲染各類龐雜史料，挖掘出隱匿其中的悖論（paradox）並對其背後原因加以解說，正是本書對於書寫中國氣味文化史的最佳貢獻。自盛清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一部現代中國的嗅覺史正是在染臭、除臭、熏香、與厭香之間掙紮搖擺的歷史。而其中氣味作為「陌生者」（stranger）如何被「他者化」（othering）理解，而嗅覺又是怎樣不斷被資本主義市場與政治意識形態扭曲與重塑，正是本書不斷叩問反復求索的核心問題。
全書共分三大部份，六個章節，大體以歷史時間排序。
第一章關註盛清小說【紅樓夢】，探討了歐洲現代性全面侵入中原大陸之前，中國上層士族大家庭對於日常生活中氣味的認知與運用，以及氣味如何成為小說人物與情節的隱喻。以【紅樓夢】對於物質細節與人物感官的細膩書寫為基本材料，作者分析了香味的使用如何為小說中的世界勾勒出時間與空間的區隔，以及小說如何透過不同種類的香味來體現不同女性角色的身世與個性，最後提及以劉姥姥為代表的外界臭味如何侵入精致熏香的大觀園並預示了故事結局。本章的討論物件（古典章回小說）與討論方式（文本細讀）似乎與之後的章節不甚相同，卻也恰恰體現出從前現代跨越至現代的斷裂感。尤其與第二章並排來看，前現代中國的精致香與現代中國的汙穢臭形成了驚人的對比。更有趣的是，作者將【紅樓夢】中多層次的氣味書寫看做是對現代中國氣味發展的總體隱喻，更在第六章以及結尾部份巧妙勾連回應了【紅樓夢】中有關氣味空間的相關探討，在本書的論述上形成了精巧閉環。
第二章以「China stinks」的沖擊性判斷為標題，以歐洲旅行文學為主要材料，討論了此論斷的時代性、可能性、以及蘊含其中的種種悖論。從這一章開始，論述開始擁有了全球化聯動的視角。也正是在這邊，作者提出並開始論證貫穿全書的重要觀點，即氣味作為「令人不安的陌生者」（uneasy stranger）的存在，以及不同人群如何透過將其轉化為「確定的他者」（definite Other）來進行消化與理解。本章運用充分詳實的史料，從還原歐洲旅行者眼中十九世紀的中國氣味圖景開始，條目類舉當時沖擊性的臭味來源，即欠缺的路面鋪設、暴露的排水溝、不洗澡的人群、魚幹大蒜等重口味食物、以及甜膩的鴉片香。除此之外，「臭」的整體論斷還經由歐洲旅行者的種種誇張、諷刺、與詩化加工得以廣泛傳播。然而更有意思的部份，是作者對於這些看起來真切確證的歷史背後種種悖論的探討。在路面鋪設與排水溝的部份，作者指出，旅行者看到的不僅僅是與當時歐洲狀況相反的「他者」，而更是現代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健全前的中世紀「自我」。因而，對於晚清中國很臭的厭惡，更像是無法接受自己過往的厭惡。而在骯臟人群的部份，作者以【紅樓夢】中的衛生狀況作為對比，提出為歐洲旅行者所忽略的階級差異的重要性，即，此類骯臟發臭的狀況往往都是針對特定的下層人群而言，而非中國社會的整體狀況。而將中國人整體認知為缺乏衛生概念的原始人，則更能提升歐洲旅行者的優越感。此外，在食物的部份，其實不僅歐洲旅行者認為中國食品很臭，相反的，中國當地人也認為歐洲的食品臭味難當，因而產生了奇妙的「互相他者化」（mutual othering）的狀況。最後在鴉片的部份，歐洲旅行者關於鴉片「臭」的定義看似來自於對於鴉片犯罪導致道德淪喪的厭惡，但實際上是對於自己隸屬鴉片輸出國的羞愧以及由此產生的自我保護機制（defense mechanism）。這其中的種種反轉，正在作者對於史料的深挖以及對於敘述視角的敏感把握中得以重現。
第三章進入本書的第二大板塊，從觀察現狀進展到積極幹預，以上海為例，探討了歐洲殖民勢力在臭氣傳播病菌的現代生物醫學概念背景下，為了抵抗「China stinks」的狀況而做的種種除臭（deodorizing）努力。首當其沖的就是上海的溝渠改下水道工程，作者認為這正是用法律與行政手段將臭氣從「陌生者」轉化為「敵人」（enemy）從而進行合理消滅。與「China stinks」論述一脈相承，看似積極正面的除臭努力中也存在著一系列悖論：令歐洲殖民者厭惡的汙染與臭氣其實是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副產品，而促使上海衛生環境惡化的根源正在於歐洲對於中國絲綢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粗暴填溝鋪路的現代化除臭工程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比如破壞了勾連上海的江南水路網，使棚戶區居民無法負擔改造的費用，溝改路之後剝奪本地人的道路主權等等。尤其以上海為代表，為了除臭而推倒城墻填平護城河，不僅徹底改變了前現代城市的汙水生態系，更最終改變了傳統儒家社會秩序，建立起以南京東路等外國租界為中心的新城市格局，並得以延續至今日。正是從氣味和嗅覺這些微小之處開始，上海被重新建構為現代都市。本章最後部份還提及了解放後上海繼續進行的除臭運動。這場運動與歐洲殖民者的努力目標一致、做法類似，但組織上更帶有政治色彩，強調愛國精神與群眾動員。而這其中對於臭氣/異味（malodour）的認知也存在著悖論：一方面，延續殖民者帶來的現代理解，臭氣被認為是需要被消除的「敵人」，但另一方面，普羅大眾的階級認知以及與基層勞動共生的特性又使得臭氣/異味顯得「光榮」（glorified）。意識形態在此處巧妙地將嗅覺的可塑造性（plasticity）為己所用。
除臭之後，第四章討論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資本主義商品市場試圖再次熏香（re-perfuming）中國的努力。本章以茅盾【子夜】中老吳面對現代上海及其香味沖擊而暴斃的情節作為引子，討論了現代香水產業如何在除臭後的中國重新定義氣味與嗅覺並創造與爭奪市場。對二十世紀初剛剛真正進入全球市場的中國而言，香水與各種化妝品的氣味也是一種「陌生人」，而資本主義商家則致力於將這種「陌生人」變為「朋友」（friend）。無論是夏士蓮、旁氏白玉霜的西洋品牌本土化，抑或香港廣生行的民族主義宣傳，都嘗試從【紅樓夢】這類經典敘述中尋找花香與仙露的靈感，為陌生的現代化妝品攀附熟悉的前現代意象，再進一步標榜自己作為現代工合成品的科技含量來超越前現代的天然香味，最終造就大眾對於人工產品的狂熱崇拜。而資本市場也進一步瞄準了女性消費者，透過挪用傳統道德話語、創造化妝品在不同時空下的使用場景等手段，形成使用化妝品即自我投資、邁向現代的概念聯結，終於將「陌生」的香味撲鼻的現代合成化妝品變成了女性的「朋友」。作者在本章中大量使用了當時的化妝品廣告與宣傳畫來進行分析，為縹緲的嗅覺賦予了視覺形象，也讓討論更加精準切中要害。
第五章和第六章進一步探討了中國本土對於嗅覺現代化的一系列回應。第五章關註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性開端的五四運動中，創造社成員、魯迅、以及茅盾等人如何利用嗅覺和氣味展開對於性愛解放與力比多流動的一系列文學創作，目標實作在感官層面重塑自我（selfhood）。以創造社而言，張資平的【約旦河之水】嘗試描繪現代女性獨有的個性誘惑氣味，郭沫若則在【殘春】中用科學說明文似的筆調將散發著香水味的女體比喻為玫瑰花蕾，體現出個人覺醒以及科學至上的論調。另一方面，作者以樂曲起承轉合的術語對魯迅的小說【肥皂】進行了細讀，認為作為商品的肥皂那股「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正是現代生活曖昧特征的再現，男主人想要用肥皂將路邊為母親要飯的少女「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則是男性在恪守儒家道德與現代性覺醒之間的遊移，而小說結尾妻子對於肥皂的主動使用則展現了現代女性的自覺與性覺醒。本章最後解讀了茅盾的小說【創造】，提出五四男性對於接受了現代教育並具有反叛力比多的女性既崇拜又害怕的模棱態度。總而言之，五四關註散發誘惑氣息的力比多本能，嘗試將人從傳統儒家關系網中解放出來，並投以現代科學與自然主義眼光。
最後來到第六章，歷史時間推移到了解放後，而討論也轉向了政治與意識形態。本章以毛澤東「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詩句作為引入，討論了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中對於香與臭的重新定義。首先是對於「政治嗅覺」的標舉，標誌著以嗅覺比喻為導向的政治運動的開始。既強調嗅覺屬於生存本能的特效能夠更好更快地辨識「敵人」，又在某些場合將嗅覺的「非理性」特點作為辨識錯誤的借口，從而讓嗅覺和鼻子成為方便的政治鬥爭武器。其次是文革相關運動中對於糞屎屁等粗俗用語的偏好，一方面用臭氣定義令人憎惡的反革命，另一方面又悖論式地將接受臭氣打掃廁所作為改造反革命知識分子的手段。再來是對文革中「鬥臭」「批臭」等特定用語的討論，嗅覺被調動起來進行對資產階級的政治道德批判。在一系列臭味之余，本章還對同樣名為香但含義卻截然相反的「香風」與「香花」兩個名詞進行了解讀。「香風」與香水等資本商品相勾連因而是魅惑而又充滿毒害的，但「香花」則往往與資本主義「毒草」相對舉而成為了積極正面的象征。作者指出，這其中對於同一種香味的兩種對立表述正是一種操控性的修辭策略，極大利用了嗅覺感官本身的模糊性。本章收束在對於嗅覺的普適性與可塑性的討論，借用哲學家康德以及小說【香水】的作者派屈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的言論指出了氣味對於在地球上任何呼吸生物的不可逃避性（inescapability），來論證利用嗅覺開展政治運動的有效性。
由上觀之，黃教授此作具有清晰的歷史脈絡。從古典「香文化」著手，橫跨近兩百年，仔細梳理了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嗅覺與氣味所扮演的地位，是在中國研究「感官轉向」上的一次具有視野與雄心的嘗試。正如其在書末余論中所提及的，嗅覺作為低等感官在歷史開發中所能起的作用以及被各方勢力利用的程度顯然被大大低估，而亟需重新審視。
氣味與嗅覺作為「陌生人」的隱喻概念貫穿全書。如何去認知「陌生人」，如何化解「陌生人」帶來的困惑感與威脅感，各個人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展現出了不同的策略。或將其變為「他者」進行區隔，或直接轉化為「敵人」予以消滅，再或者轉變為「朋友」以期建立聯結。使用此類人際稱謂作為比喻，本書生動展現出了人與氣味、嗅覺與社會文化之間復雜隱秘的相互關系。
而正如本文開頭所言，全書最精彩的部份便是透過細讀史料對於嗅覺話語中的多重悖論進行精妙離析，再再強調了面對任何論述都需要進行二次思考的重要性。發覺悖論的重要性或許並不在於推翻之前的定論，而更在於開拓多元視野，指出正反兩方共存的可能性。這也可以聯系到黃教授在書末余論中對通常認知下嗅覺 「文化決定論」進行的質疑。種種個案都一再表明，嗅覺與文化之間並非單向決定的關系；氣味與嗅覺也常常體現出對於文化形塑的抵抗，創造出充滿了矛盾與不一致的多樣感官經驗，而最終回歸其作為「陌生人」的根源性存在。
因為氣味本身難以保存，而人類描述嗅覺的語言詞匯又天生匱乏，進行氣味嗅覺史的研究本就困難重重。黃教授此書可謂成功範例。只不過，在書中尤其是最後一部份，可以看到氣味與嗅覺終究還是難以逃脫被語言符號與主流話語招安的命運，失去了落實身體與物質世界的特殊性，而化為形而上表征中的一員。這種因材料與研究的文字化而導致作為文字反面的感官最終依舊回歸文字的狀況，讓同樣作為感官書寫研究者的筆者深感無奈。然而，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正恰如其分可以作為這一段氣味文化史的終章。正如【紅樓夢】中大觀園無可避免的失落，或許對於氣味的追尋也正當如此無可避免地沈淪，而鮮活的感官也終將泯然眾生。
(作者單位： 昆山杜克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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