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陳曉平
江蘇省泰興博物館藏張之洞【致陶齋】信劄一通，有人認為「陶齋」是鄭觀應。經查閱三種張之洞年譜、同治【宜昌府誌】等資料，筆者考定該信劄為同治八年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所書，「陶齋」是當時的宜昌知府聶光鑾。
▲ 【致陶齋】信劄
信劄釋文
沈佳惠於【揭秘張之洞信劄中的人和事】 （載【同舟共進】2018年第1期） 一文中，認定此信寫作於張之洞湖廣總督時期，並認為收信人「陶齋」為鄭觀應，不確。湖廣總督管轄兩省（湖北、湖南），權力極重，巡視轄區時必定盛飾儀衛，攜帶大量幕僚、隨員、巡捕，即使要標榜清廉，不讓地方官在接待時過於鋪張，也斷不至於要親自借錢作旅費。經查閱張之洞三種年譜及同治【宜昌府誌】，筆者考定該信劄為同治八年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所書，「陶齋」是當時的宜昌知府聶光鑾。沈佳惠釋文有誤字，筆者的釋文為：
陶齋仁兄大人閣下：
諸事大略完畢，明日昧爽即可揚帆西上，諸費清神，感泐無既。茲有啟者，此行在途時日過多，出省時攜帶盤費六十金，頃已蕭然無餘，而巴東以上陸行，需用尤多，望祈暫借二十金，自施南回到宜昌，登岸即當奉趙。籌劃不豫，殊為可笑耳！特此奉商，企候回玉。順請升安。不宣。弟張之洞。初七日戌刻。
信劄談到：在宜昌的事情大體辦理完畢，明天一早即坐船西上，感謝在宜昌停留期間「陶齋」付出的辛勞；此行在離開武昌省城時只帶了六十兩銀子作盤纏，眼下業已用盡，但後面巴東以上陸行，需要坐轎，使費更多，希望「陶齋」暫借二十兩，從施南回到宜昌馬上歸還。
函中提到巴東、施南等地名，為宜昌府屬縣。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記載相同，同治八年張之洞「正月初旬抵省，二月馳試省西荊州、宜昌、荊門各屬，……□月回省」。吳劍傑【張之洞年譜長編】內容與此無異。同治八年（1869）張之洞在湖北學政任上，按試「省西」在當年上半年，二月份先考荊州各屬，宜昌當在荊州之後，約略在初夏分時。
晚清史上有兩位著名的「陶齋」，一為【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一是曾任湖北巡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的漢軍旗人端方。端方出生於1861年，1869年才八歲，從年齡來說可以排除。那麽，有沒有可能是鄭觀應呢？據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同治八年鄭觀應「與卓子和（卓國卿）承辦和生祥茶棧，主要業務是為兩湖、江西及徽州的茶客沽茶」，理論上有可能去過宜昌。筆者也曾懷疑收信人為鄭觀應，如能確證，兩人關系可追溯至1869年。後來，筆者整理1884-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兩者的來往電報，感到他們並非「舊識」。鄭觀應與張之洞打交道，始於鄭氏在廣州擔任彭玉麟的湘軍營務處會辦。
被學政尊稱為「大人」的，應為一定級別的實缺主官。據【待鶴山人事略】，鄭觀應「由監生於同治八年二月在皖營報捐員外郎」，這是用錢捐來的職銜，實際應為「候補員外郎」。當時候補官實在太多，只要自己不向吏部掛號申請補缺，就不會有補實缺的機會。即使此時張之洞向鄭觀應借旅費，以學政地位之尊，不應稱鄭觀應為「大人」。
「陶齋」是宜昌知府聶光鑾
去年筆者翻閱同治【宜昌府誌】時，才恍然大悟，收信人「陶齋」乃是宜昌知府聶光鑾。湖廣總督官文為府誌作序稱：「今聶陶齋太守創修郡誌，延王子壽比部並訓導雷春沼編輯」。可知此「陶齋」姓聶，是同治年間的宜昌府知府，「王子壽比部」為著名學者、刑部主事王柏心。
▲ 【宜昌府誌】官文序
據李朝正【清朝四川進士征略】，聶光鑾，字東涪，號陶齋，四川省屏山縣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舉人，次年聯捷成進士，簽分湖北，授潛江縣知縣，繼調應山知縣，同治二年（1863）因功升宜昌府知府，四年（1865）調署漢陽府知府，五年（1866）回任宜昌知府，八年調武昌府知府，因父喪哀毀過甚，未服闕即卒於家。聶光鑾主修【宜昌府誌】十六卷，另有著作【槐陰書屋詩鈔】二卷、【制義】二卷、【試帖】二卷、【公牘偶存】一卷、【賓寮投贈集】一卷。聶光鑾是曾國藩同年進士，在【曾國藩全集】中，有致「陶齋年兄」的幾封信。
同治八年（1869）四月二十二日，湖廣總督李鴻章上奏，擬將聶光鑾調補武昌知府，奏折中說：「查有宜昌府知府聶光鑾，年四十六歲，四川屏山縣人。由優廩生中式道光癸卯科鄉試舉人，甲辰科會試進士，以知縣即用，簽掣湖北，是年十二月到省。二十八年，題補應山縣知縣，是年十月丁母憂回籍守制，於鹹豐元年正月服滿，仍赴湖北候補。旋委署鄖縣事，題補恩施縣知縣，復委署應山縣。五年，帶勇隨同克復德郡出力保奏，奉旨：著開缺以同知直隸州補用，並賞戴花翎。欽此。十一年，克復黃州府縣出力保奏，奉上諭：著免補本班，以知府用。欽此。旋奏補宜昌府知府，同治二年八月先行到任。三年十月請咨赴部，四年三月引見，奉上諭：聶光鑾準補授宜昌府知府。欽此。四月回省，委署漢陽府，七月到宜昌府任。該員守潔才優，明幹有為，且系正途出身，久任煩劇，以之調補武昌府知府，洵堪勝任。據藩、臬兩司會詳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員缺緊要，準以宜昌府知府聶光鑾，調補武昌府知府。」 （【李鴻章全集·奏議三】第420頁）
因省城所在武昌知府出缺，李鴻章擬將能力甚強的宜昌知府聶光鑾調任武昌知府，奏折透過驛遞送往京城，再奉到批旨，至少要兩個月時間，故張之洞1869年初夏按試宜昌府屬各縣時，聶光鑾仍在知府任上。
張之洞任學政時出行輕車簡從，盡量減輕地方官負擔。這次，他作為湖北學政考試湖北西部各府州生童，沒有帶夠旅費，要向宜昌知府借錢，在今人看來似是笑話，對標榜清廉的張之洞來說是個佳話。按清代制度，學政按試省內各縣，住宿、膳食由地方官供應。張之洞向聶光鑾借二十兩銀子，估計是預備支付給轎夫的轎金以及打賞費用，因巴東以上無法乘船，只能坐轎，費用比坐船要高。
張之洞此次宜昌公幹，留下一首【黃陵廟】詩：「千秋哀怨數湘君，悵望涼波落葉紛。遊幸本來殊穆滿，不才難免惜商均。同心斑竹千行淚，一去蒼梧萬裏雲。獨有謫仙傳苦意，不殊靈瑟夜中聞。」黃陵廟在今宜昌市夷陵區江岸，原名黃牛廟，當地人為紀念傳說中黃牛助大禹開三峽而建，相傳三國時諸葛亮重修，後改稱黃陵廟。張之洞詩通篇詠大禹、二妃及大禹之子商均，不及諸葛亮事，或者他認為諸葛亮重修說為不經之談。
【張之洞全集】不全
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期，編撰出版【輏軒語】【書目答問】，識拔不少人才，留下許多佳話。相形之下，他擔任湖北學政期間的事跡較少。晚年，張之洞假托弟子名義撰寫【抱冰堂弟子記】，湖北學政時期只有一句「捐廉創立經心書院」，極為簡略。此函可為張之洞生平增添一趣聞，將來編纂【全集補遺】時或可加以收錄。
已整理出版的晚清名人全集，可能以【張之洞全集】最為「不全」，僅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張之洞檔案即極為浩博，未及入集。同治八年的這一封信，在龐大的張之洞文獻當中不算特別重要。然而，之前有人錯認「陶齋」為鄭觀應，筆者考定收信人為聶光鑾，年份為同治八年（1869），自應公諸於眾，避免繼續以訛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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