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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歷年間席卷四野的三大征 （寧夏之役、抗倭援朝戰爭、播州之役） ，到 明清鼎革之際望風披靡的拉胯表現，明朝軍隊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完成了從盛到衰的快速轉變，戰鬥力發生斷崖式下跌。更令人費解的是，在明朝後期，當明軍成建制投降清朝後，他們的戰鬥力卻意外得到了恢復，甚至出現了戰力迅速反增的吊詭場景……
而這一切的開端，就要追溯到嘉靖萬歷朝之間明朝軍事體制的更叠了。
嘉靖兵改
南倭北虜之下的兵制大變革
明朝初年，朱元璋立制實行衛所屯軍。父死子繼的世兵制為明朝初年的軍事征伐提供了較為充足的兵源，但這種把軍人戶籍完全剝離於社會的做法，往往只能在經歷戰火磨礪的開國初期保持一定的戰力。 一旦社會穩定，這種所謂的 世兵制衛所就會從軍 事 戰鬥組織變成軍事勞役體制：衛所士兵不僅要戍邊耕田，更要承擔地方管理的勞役事務， 如漕運、冶鐵以及各種匠藝等諸多雜事 ，操練軍事技能反倒成為副業。 更為可怕的是，這些衛所屯兵賴以生存的屯田也逐漸被地方官吏吞沒。
以弘治年間陜西榆林地區為例，
「管屯官侵奪屯田，隱占為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凡應納屯糧，悉置諸度外，其餘官舍，彼此效尤，用強霸耕，不納子粒，往往均攤於諸衛，或捐月糧扣補，或變家產包賠。」
在此背景下，大量屯田官兵逃亡，僅在正統三年 （1438） ，官方統計逃亡官軍竟達160多萬人，如此巨大的逃亡與缺編現象，也無怪乎明英宗會在幾年後的土木堡之變中大敗虧輸，一戰被擒。
面對衛所世兵制的巨大危機，明朝自15世紀初起逐漸醞釀軍事體制改革，將軍事體制從世兵制下的農兵一體屯田軍逐漸轉變為職業軍隊。衛所屯軍從軍隊分離，那些沒有被征調的屯田軍不再支領軍餉，逐漸轉化為官田佃戶，而經常性征調的部隊則逐漸轉化為操軍、運軍，這些軍士按作戰任務組織為營兵，並定為經制。
自洪熙、宣德時起，京師就開始組建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到正德、嘉靖年間，隨著北方達延汗與俺答汗等韃靼後裔相繼稱雄漠南地區，在占據河套之地的基礎上不斷騷擾明朝北方邊境，北方各邊鎮相繼在衛所之外設立正兵 （總督、巡撫、總兵） ；奇兵 （副將） ；援兵 （參將） ；遊兵 （遊擊） ，統稱為戰兵。
與此同時，南方倭亂大規模爆發，東南沿海一帶倭寇肆虐不斷，久不操練且空編嚴重的南方衛所屯兵面對剽悍的倭寇一觸即潰，甚至鬧出了幾十名倭寇直逼南京的駭人事件——嘉靖三十四年 （1555） ，53名倭寇在紹興一帶登陸，輾轉浙、皖、蘇3省20余處州、縣橫行攻掠80余日，並進逼南京城下。 於是為完善軍制，也為避免上述恥辱之事再度發生，明廷令「照依地方事例，分為奇、正、援、遊」，將衛所軍、募兵編定營伍。至遲到嘉靖中葉，以職業軍人為主的營兵制已是大多數明朝作戰部隊的組織形式，普通士兵軍事素養得以提升。
隨著不強制世襲的招募軍兵和不入軍籍的招募民兵相繼出現，明朝的將領選拔趨向於平民化。早期明朝軍隊註重出身，講究武官世襲勛貴，從而造成軍隊將領選拔通道十分閉塞。明中期以後，明廷以薦舉的名義開設武舉，成化末年始有武舉之名。武舉鄉、會試均為騎射、步射、策論三場，而策論重於弓馬。平定倭寇的戚繼光即武舉中第後被朝廷委以重用。除此之外，嘉靖後期還鼓勵各地督撫「於行伍中訪有智勇出眾，又臨陣能沖鋒突圍者，即量署職名，俾部領眾兵」，即不在乎出身，從普通士兵乃至平民中直接提拔人才，成為「白衣將校」。北韓海戰之中「生平慣於水戰」的陳璘、鄧子龍以及遼東將領麻貴都是行伍出身。
軍隊的職業化與將帥選拔體系的完善，為萬歷年間明朝軍隊的強大戰力奠定了軍事前提，使得明軍在東北、西北與西南等多個戰場上不斷取得重大軍事勝利。
九邊盛衰
萬歷後期明軍戰力的盛衰變革
萬歷年間明軍的卓越表現，所憑借的一方面是營兵制為主的募兵系統與高效的將帥選拔體系，另一方面則是明朝中期以後較為寬裕的財政基礎。隆慶開關後 （明朝隆慶元年，即1567年，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 ，白銀大量流入，商品經濟活躍，政府財政收入增強，對軍隊後勤與供餉補給手段更為多元化。而 待遇的提高自然可以有效提升軍隊的戰力與積極性。首輔張居正在萬歷年間全面實施「一條鞭法」後，官府可以運籌更多經費用於招募、養兵，征兵手段更為靈活，民兵征募比例較高，明朝後期著名浙兵 （戚家軍） 、廣西狼兵與川東白桿兵等地方武裝多為招募民兵序列，戰力同樣不俗。
然而在明朝相對富裕的財政之下，明軍的「九邊」供餉體系的頑疾仍在明廷內部不斷侵蝕著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明代「九邊」全部位於北方邊境，這些地帶自金元之世後就長期 土瘠民貧，長期的戰爭也導致整個北方人丁貧乏，一旦遭逢災年，軍餉便難以保證。 萬歷中葉以後，曾經富足的南方稅收征調因地方貪沒與豪族偷漏而遭遇瓶頸，而九邊供餉的財政缺口卻越來越大。 財政惡化導致京運餉銀不僅不能增加，反而還要裁減軍額。
軍費不足的情況下，募兵制下的職業軍隊將帥只能放棄軍隊素養的整體提升，選擇厚餉豢養不多的家丁來實作個人武裝精英化，不僅讓部份將領培植了個人勢力，推動軍隊成為將帥的私屬；更讓大量一般明軍士兵成為戰爭中為家丁鋪路的物理炮灰，這些普通士兵不僅在糧餉上多被克扣，戰場上又為將帥所輕視鄙夷，戰鬥能力與信念出現斷崖式滑坡。
另外，明廷政治層面的紊亂也加劇了明朝軍事體制的崩潰，不僅張居正的經濟改革事業無疾而終，在招募南兵 （指南直隸、浙江一帶的兵馬，但其定義範圍也在不斷變化） 與選用將帥方面也出現倒退。趨於保守的軍事政治制度與不斷的黨爭讓本應該大步攀升的明朝行政體系效率急轉直下，軍餉空缺與將帥驕橫難治的頑疾也日益嚴重。
最為致命的摧毀之力來自朝廷對遼東軍事問題的處置。建州女真興起之後，明廷大規模募兵，將對遼作戰軍隊稱為新軍，新軍月餉銀較高。病急亂投醫的明朝君臣竟然默許其他各地舊軍中「稍精壯者」皆來應募為新軍，造成了軍隊待遇的雙軌制，從而使大量士兵施展「串營」招數，如薊鎮「前番招募舊軍強壯者，相率借逃，就募別處，以致舊軍日少，新軍日多」。厚此薄彼的軍隊待遇導致士卒如商賈一般在各軍之間逃竄，明朝也不得不為這一昏招買單，不斷加派遼餉，不僅財政窟窿越來越大，士卒為國盡忠的戰鬥意識也更為淡薄，變成了「鬻身逐利」的職業兵痞。
積重難返
外敵內亂下明軍戰力的徹底清盤
天啟、崇禎兩朝，明軍的常規戰力在餉銀拖欠與指揮體系私人化的影響下進一步 滑落，而日益嚴重的內外危機讓明朝廷的軍政體系陷入疲於奔命的境地。
努爾哈赤於天啟元年 （1621） 大舉攻明，遼陽、沈陽等遼河以東70余城全部陷落，袁應泰、賀世賢等文武大員死難，遼東局勢直接快進到了糜爛不可收拾的局面。此時的遼東巡撫王化貞與經略熊廷弼還在遼西相互掣肘，進而導致內奸生變，遼西一度盡失，遼東方面的軍事支出成了毫無希望的無底洞，更讓明朝君臣產生了更大的嫌隙。
崇禎初年開始爆發的農民起義遍布整個西北與華北地區，大規模的戰亂不僅令北方本就脆弱的經濟基礎雪上加霜，更讓明朝依賴的「九邊」鎮兵喪失了除京師餉銀以外毗鄰地區的後勤來源。明朝不得不將這些精銳兵力損耗到無終止的圍剿「治安戰」中，不僅無法集中精力對抗遼東的女真，更讓邊兵在內戰中滋生了「打家劫舍」與「殺良冒功」的惡習，能夠保持良好軍隊戰鬥狀態的明朝軍隊日益減少。
吊詭的是，直到崇禎帝吊死煤山，清軍入關開始攻略中原時，人們意外發現那些投降了清朝的前明軍隊的戰鬥效能竟出現了顯著提升。
這種讓人不解的反轉來自明軍將官士兵在明清兩大陣營之間環境的變化。以遼東軍隊為例，深處邊地的遼民不僅久習戰事，而且有著守土保家的主場作戰優勢。在這種前提下，明朝每年又用數千萬兩「遼餉」堆砌出來的真金白銀防禦體系，卻在後金的攻擊下不堪一擊。可見大量具有相當戰力的遼東將官士兵對於明廷的軍政策略並不滿意：普通的本地士兵餉銀大量被中上層軍官克扣，心生怨氣；而習慣於眷養私兵家丁的遼地將門在貪婪喝兵血的同時，也將戰略環境惡劣的原因歸咎於明朝遼東文官的指揮紊亂和地域歧視。
反觀清朝入關前後對前明軍隊的一系列吸納與整合策略，的確達到了俘獲明朝投降將官士兵忠心的效果。
將領方面，皇太極以「滿漢之人，均屬一體」為號召，先後將李永芳、耿精忠、尚可喜與吳三桂為首的前明遼人將領納入自己的腹心集團，視之與滿人無異，同時將之歸入八旗漢軍建制 ，享受不亞於統治集團的待遇。對滿人社會而言，八旗不僅是一個簡單的軍事組織，而是貫穿社會生產生活的一套完整的政治等級制度，進入漢軍旗的前明軍將領不僅擁有軍事權力，更專享漢官補缺的政治權力，同時也在滿人社會生活中成為所轄漢軍旗的旗主，享受比肩滿蒙貴族的待遇。
皇太極在位期間還積極推行滿漢聯姻的策略，滿洲貝勒嶽托曾進言：
凡歸降的一品漢官，以諸貝勒女嫁之為妻；二品漢官，以國中諸貝勒、大臣女嫁之為妻。即使原來已經有了妻室，仍以諸貝勒、大臣女與之，以示我誠信。
自古以來，姻親是不同家族之間締結利益同盟的基本方式，皇太極此舉顯然讓投降的漢人官員認為自己獲得了信任和尊重。
清軍入關後收編的前明軍隊將領也被大量納入漢軍八旗的體系中，清廷在賜予其一定恩榮的同時，執行八旗體系之內的戰功計算標準，讓他們繼續統領舊部為清征戰。到多爾袞時期，漢軍旗將領不僅具有更高的社會地位，甚至可以越過滿洲八旗旗主，擁有直接向攝政王匯報的權力，這種在前明時代從未有過的待遇也為前明將領倒戈而擊提供了政治動力。
基層士兵層面，在戰爭中被俘或歸降的明軍士兵，一部份淪為滿洲旗人家奴——包衣奴才，被驅策從事農業生產。清軍入關之後，這些包衣可以備選甲兵，組成各個種類的兵營，如曹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彥，就是明清戰爭中歸順的沈陽中衛人，本為阿濟格門下包衣奴才，任皇太極組建的烏真超哈 （漢人重步兵，即紅衣炮隊） 的教官，後轉到多爾袞部下積累功勞而轉任文官。也有一部份漢人被編為八旗漢軍下的牛錄壯丁，依靠戰功實作「擡旗」 （從下五旗轉為上三旗） ，在清朝體制下，上三旗的漢軍地位顯赫，這種地位的提升和物質上的激勵，加上更為合理的管理體系、暢通的軍功升遷措施，有效提振了士兵的士氣，共同促成了前明軍隊戰鬥力的顯著提升。
當然，除了清朝君主集團對漢人將官士兵的籠絡手段之外，直接促使明軍戰鬥素質提升的也包括清軍八旗制度下合理的軍隊組織、指揮體系與完善的軍功體系：漢軍八旗在牛錄-甲喇-固山 （八旗軍制改良之後，一牛錄規定為300人，5個牛錄是一甲喇，5個甲喇是一固山 ） 的 清三級軍事層級 的體制下爆發出了難以想象的戰鬥力。
明軍的失敗一方面源於明廷官僚貪腐、財政萎縮、缺餉短糧的常規原因，同樣也源於明朝國家社會治理能力的拖累。在明朝江南商品經濟繁榮的同時，北方依舊是被明朝勛貴、諸王封地以及軍事衛所占據的消耗型社會，明朝的不斷黨爭與政治鬥爭帶來的混亂無法彌合南北地域的割裂，反而讓貧瘠的北方成為純粹的軍隊後勤之地，而南方則為這個臃腫的行政機構提供經濟支撐，無論是北方發生內亂天災，還是南方的稅收財政失能，都足以讓這個跛腳王朝摔個跟頭，如若兩者同時出現，那麽結果必然是整個國家軍事力量的徹底崩解。而此時的清八旗軍隊則在崛起的過程中仍保有軍事活力以及「問鼎中原」的野心，在此情況下，一旦明廷「大廈將傾」的那一刻出現，歷史的答案便也顯而易見。
參考文章：
1. 賀循：【明代軍制演進與盛衰之變】，【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
2. 吳晗：【明代的軍兵】，梁方仲、張蔭麟主編：【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 5 卷第 2 期
3. 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 徐法言：【內務府漢姓包衣的社會地位及其族屬認定】，【社會科學研究】 2008年第3期
5. 金晙永：【八旗文化與滿洲認同邊限:以八旗漢軍為中心】，【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1期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 凱迪
編輯 | 胡 心 雅
排版 編輯 | 鄭美玲（實習）
校對 | 古月
國歷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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