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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白駒說原創的第122篇文章
△ 【乾隆皇帝射獵圖】（清·郎世寧等）
01 告狀
清雍正十三年 （1735年） 三月十六日，河南上蔡縣。
「快！再快點！」
在上蔡知縣貴金馬的催促下，車夫不斷舉起馬鞭，接著又狠狠抽打在馬匹身上，馬兒吃痛不住，向著縣衙方向狂奔而去。
就在剛才，在外視察的貴金馬接到衙役來報，說是上百名氣勢洶洶的百姓闖入縣衙，嚷嚷著要找知縣老爺討個公道。
說到底，都是朝廷開墾地畝那點破事給鬧的。
若換做尋常百姓，貴金馬尚不至於如此緊張，但這次為首的是 王作孚、蕭天福等人，那可就不簡單咯。
王作孚等人是上蔡縣的武生，平日裏喜好耍槍弄棒，在當地小有名氣，這些人一旦聚眾鬧事，後果將不堪設想。想到這裏，貴金馬不禁憂心忡忡。
剛下馬車，貴金馬就聽見縣衙內人聲鼎沸，百姓與衙役的爭吵聲不絕於耳。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貴金馬當即昂首挺胸，恢復平日裏不怒自威的神色，大步流星般走進了縣衙大堂……
△ 【農耕圖】（清·沈慶蘭·局部）
其實，關於百姓的難處與訴求，貴金馬是十分清楚的。
多年來，朝廷勒令各縣大力拓荒，還專門
設定了難以完成的kpi，然而，歷經順治、康熙兩朝幾代人的勤勉開墾，天下哪還有如此多尚未開墾的荒地。尤其是身處中原腹地的河南，一直以來地少人多，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已然到了極限，再去沖擊那遙不可及的kpi，難度不言自明。
可難就難在總督衙門 將開墾指標與官員考核掛鉤 ，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包括貴知縣在內的地方官員當然要為自身前程考慮，既然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那就只能苦一苦百姓了。
百姓苦開墾久已，終於，王作孚等人決意不再替貴知縣分憂，任憑貴金馬如何勸導，王作孚等人只是據理力爭，懇求知縣撤銷開墾地畝的命令。
縣衙大堂之上，上告百姓群情激憤，不肯散去，雙方一度劍拔弩張，現場火藥味十足。
眼看場面失控在即，貴金馬遂決定動用武力，以聚眾哄堂的罪名將王作孚等為首十一人拘押。
面對數倍於己的兵丁、衙役，雙拳終究難敵四手，王作孚等人不得不束手就擒。
人雖說已經抓了，但接下來如何處置又成了另一個棘手的難題。貴金馬一思忖，既然開墾地畝的命令是總督衙門下的，那於情於理這件事也得總督衙門擔著。
隨後，貴金馬便一五一十將此事上報給了河東總督兼河南巡撫王士俊。
02 欺君
雍正十三年 （1735年） 三月下旬，河南開封。
看完貴金馬的報告，總督王士俊同樣陷入深深的苦惱之中。
自雍正即位伊始，這位勵精圖治的皇帝便頒發上諭： 「 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準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多者，亦準議敘。」
由此可見，雍正對開墾一事是極其重視的，乃至將其直接與官員考核掛鉤，以激勵各級官員。 而在攤丁入畝的大背景下，地畝多寡決定著朝廷賦稅的規模，這才是雍正鼓勵開墾的真實用意。
既然開墾是 皇帝定下的國策，自然有人堅決貫徹落實，借此博得皇帝的歡心，田文鏡便是其中的典型。
田文鏡封疆河南後，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到開墾事業中，任內累計開墾地畝一萬三千余頃，成績斐然，深受雍正賞識。雍正將田文鏡奉為百官表率，曾當眾稱贊道： 「 肯效法田文鏡之居心行事，朕自然信任不疑。」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作為田文鏡的繼任者，王士俊深知自己必須將開墾一事做得更為出色，方能得到雍正的青睞。正因如此，上任之初，王士俊就向雍正表忠心道： 「 今蒙聖恩授臣河東總督這一重任，作為田文鏡的接班人，論臣之材識萬萬比不上田文鏡的遠大周詳，但說到臣的居心實在是和田文鏡的致身竭力毫無差別，何敢妄逞一毫意見，輕事更張。」
王士俊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上任的兩年時間裏，河南累計上報開墾地畝多達一萬八千余頃，竟超過了田文鏡的業績。一時間，雍正對能臣王士俊贊不絕口，恩寵更是比當年的田文鏡有增無減。
然而，亮眼的政績背後卻包藏著醜陋的真相。無論田文鏡還是王士俊都運用了數據造假這一手段，以此換取雍正的龍顏大悅。而開墾數據越是誇大，對百姓的損害愈發嚴重，虛增的地畝幾年後必然需要新增賦稅，這憑空而來的重擔最終也都壓在了百姓的肩頭。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王作孚等十一名百姓終於忍無可忍，遂毅然走進縣衙，冒死為百姓請命。
到了四月初，雍正收到了來自河東總督王士俊的奏折。透過這封奏折，王士俊著重匯報了這起發生在河南上蔡的案件。
王士俊如此寫道： 「生監 王作孚、蕭天福等十一人為首，於三月十六日率領鄉民百余人蜂擁至上蔡縣衙請求降低鹽價，但被該縣以已有定價為由拒絕。於是，王作孚等擁至商人程效公鹽店，各按每斤十六文強買鹽千余斤，並規定此後依照此價售賣，事後方才散去……」
這便是王士俊給出的解決方案。為了隱瞞事實真相，
王士俊串通下屬，憑空
捏造了一起百姓為減鹽價而聚眾鬧事的惡性事件，不惜犯下欺君之罪，也要保住自己苦心經營的局面。
被蒙在鼓裏的皇帝對此一無所知，只是批復道： 「 此風不可長，當嚴究以懲刁頑。」
就這樣，上蔡風波得以平息，王士俊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不禁長舒了一口氣……
△ 雍正皇帝
03 敗露
雍正十三年 （1735年） 十二月，河南開封。
對王士俊而言，雍正十三年註定是個極不尋常的年份。
這年八月，對王士俊青睞有加的雍正皇帝驟然駕崩。還沒等老王擦幹眼淚，從悲傷中緩過勁來，十二月，關於他的一紙調令便由紫禁城送抵開封府，新皇帝乾隆任命王士俊為兵部侍郎，令其即刻啟程回京。
按理來說，河南巡撫與兵部侍郎都是從二品，屬於平調，這道調令本身沒什麽問題。但這一次，王士俊卻為此惶惶不可終日，原因也很簡單，他讓人給參了。
兩個月前，文華殿大學士 朱軾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率先向自己的學生乾隆上疏，公然抨擊先帝開墾地畝政策之弊端。 朱軾指出，各省在開墾地畝數據上造假嚴重 。
有了朱老夫子帶頭，各路官員紛紛聞風而動。戶部尚書 史貽直迅速跟進，他選擇直接彈劾河南巡撫王士俊。
史貽直在奏折中寫道： 「河南地勢平緩，百姓勤勞，並不存在土地拋荒的現象，即便有，那也是些無法耕種的鹽堿地。現如今，臣聽聞河南各地廣行開墾，一個縣裏有報開墾 數頃、十數頃乃至數十頃的，加起來有成百上千頃，何來如此多的荒地？實際上，這些都不過是督撫授意地方官虛報的數位罷了……目前來看，這樣做僅僅是浪費些民力，危害不大，但數年以後，這些虛增的土地就將按畝征收賦稅，百姓就只能 鬻兒賣女來交納賦稅了。」
胖橘為政之苛刻，當兒子的自然一清二楚，而對於那些先朝舊臣，乾隆也並無半點好感。新朝新氣象，一掃開墾之積弊，正好成為乾隆革新朝政的最佳突破口。
不久，乾隆頒布上諭：
「
河南這個地方，自田文鏡任督撫以來，苛削搜求，以嚴厲相待。其屬員又都按他的意思辦事，因此剝削成風，河南百姓深受其害。而王士俊接任河南後，非但不能
加意惠養，反而擾民更甚，還以此為自己的政績，借著開墾地畝的名義，造成了一系列累民的巨大危害，河南百姓實在是可憐啊！」
緊接著，乾隆便下發關於王士俊的調令，又令工部侍郎富德接任河南巡撫一職。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有了這樣的背景，王士俊當然膽戰心驚。
然而，這種驚慌的狀態並未持續太久，很快，王士俊便出事了。
富德顯然是帶著任務去河南赴任的，一上任，富德就開始對王士俊的過往行徑進行徹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年初上蔡縣 王作孚等人聚眾鬧事的案件也被挖了出來，多方證據表明，這無疑是王士俊捏造的冤案。
如此一來，朝野上下對王士俊的彈劾更加猛烈，很快，吏部議定： 「王士俊隱匿真情，羅織罪名陷害無辜，請將王士俊革職。」
此時的王士俊已被乾隆派往四川署理四川巡撫，考慮到王士俊為官清廉，又是先朝老臣，乾隆也不願為世人非議，僅下令將其革職留任。
原本，王士俊的事也就告一段落了，奈何不作不死，皇帝打算息事寧人，可老王卻絕不答應，這回，是非對錯咱非論個明白不可！
04 鐵律
乾隆元年 （1736年） 七月，北京紫禁城。
乾清宮內，一場朝會正在進行，今日的議案就一項：對王士俊同誌的集體批判。
乾隆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自王士俊案東窗事發以來，為顧全先朝老臣的面子，乾隆的板子高高舉起，最後輕輕落下，只給了王士俊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按理說，老王應該心懷感激才是。然而，老王可不這麽認為。
在老王看來，開墾地畝是國策，是先帝雍正的意誌，自己不過是按朝廷的旨意辦事，即便無功，也不至於有過。如今倒好，自己非但受了革職留任的處分，還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樣的委屈擱誰誰不難受。
王士俊是越想越來氣，不行，自己絕不受這不白之冤！ 於是，一封奏折 千裏迢迢從成都而來，飛到了乾隆的案頭。
在這封奏折中，王士俊頗有點腹黑氣質： 「近日條陳只在翻駁前案，甚至有對眾揚言只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即系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 言下之意，開墾之策同樣是先帝的決定，翻案即是子改父過，王士俊明擺著以孝道來試探乾隆，也變相抒發著心中的不滿和憤懣。
然而，王士俊的奏疏非但沒能令乾隆改變心意，反而招來了皇帝的滔天怒火。
朝堂之上， 在傳閱完王士俊的奏折後，心領神會的大臣們爭相開啟了對老王的嚴厲聲討。
監察禦史舒赫德再一次翻出河南開墾案的舊事，以此彈劾道： 「王士俊 奸頑刻薄，中外所共知，他在河東總督任內勒令州縣捏造墾荒數據，苦累百姓之劣跡早已敗露。皇上仁德，令其改惡從善，如今王士俊竟喪心病狂，妄發悖論，請皇上查明其罪，並且剝奪其封疆的資格。」
王士俊指桑罵槐，開罪一大片的行為也引來了皇室宗親的不滿。
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跟著奏道：
「王士俊誣蔑朝臣想要翻駁先帝前案，他表面上指責那些寫翻案條陳的人，其實就是在說皇上您要翻案……
請將王士俊拿解來京交法司嚴審定後明罪，以此警告那些膽敢怙惡亂政、罔上行私的大臣。」
朝臣人人義憤填膺，恨不能將王士俊生吞活剝，如此一來，給老王同誌定罪也就成為合情合理，順理成章的事了。
隨後，乾隆下詔，將王士俊逮拿回京，交刑部議處。不久後，刑部按大不敬罪擬判處斬立決，後由乾隆下旨判為斬監候。第二年，為體現自己的仁德，乾隆最終下詔將王士俊削職為民，遣返原籍。
△ 【王士俊家訓】：王士俊為官清廉，於乾隆二十一年病逝，死後家無余財，子孫生活貧苦，雲貴總督劉藻聽聞後專程遣人贈金三百，以紓其困。
與此同時，乾隆不忘再次強調父親雍正的偉光正： 「世宗皇帝仁心仁政，而百姓仍然不能富裕，大機率是因為督撫大臣不能深入貫徹皇帝的聖德，而各部門中也不乏別有用心或昏庸寡識的人，他們以苛察為才能，最終發生了一些累民之事，這樣的例子往往也是有的。」
總而言之，先帝不會有錯，錯全在辦事的奴才們。 而知錯改錯，革除弊政，英明神武的乾隆自然責無旁貸。
對於先朝開墾弊政，乾隆立刻下詔予以廢止。除嚴令禁止虛報開墾外，乾隆還下令今後山頭地角的貧瘠之地可由百姓自行開墾，並與賦稅脫鉤，免其賦稅。
只可惜， 在革除雍正朝的弊政後，乾隆君臣同樣沒能跳出君貴民輕的王朝鐵律，大清又迎來了新一輪的迴圈往復，相較此前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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