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新高考後，縣中學子的選科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提前賽局，不同的學科老師更是如「潮汐」般漲跌起落。對於資源有限的縣中而言，要應付這些不間斷的調整和起落，考驗著他們所有的智慧和力氣。
主筆｜ 黃子懿
攝影 ｜ 黃宇
縣中的一種底色
長興是浙江省最北端的縣城，隸屬於湖州市。 它地處太湖西岸，北鄰江蘇，西接安徽，即使是在浙江這樣的經濟活躍省份，也依然保有中國多數縣城的一面。這裏沒有大城市的燈火通明，高鐵站只有有限的滴滴司機。人們在下班後擁有一份難得的閑適，聚會一般不超過晚上八九點，結束後通常早早回家休息。進城的沿途，一路是熄了燈的工業園、辦公樓和商品房小區，在夜色中安靜沈默。
唯一不多的亮燈處是縣中心的長興中學，學生們還在緊張備戰著兩個月後的高考。 他們早上6:50到教室早讀，上午五節課，中午在教室裏午休一個半小時，下午繼續四節課，最後是三節晚自習到21:40——一般的學校到這時一天就結束了。但22點後，當縣城裏很多人都睡下，很多學生還會在回到宿舍後開啟一盞自備的閱讀燈，繼續寫上1〜2小時卷子。到夜裏11點，這點點星光還亮著，成為縣城裏的最後一道光。「有些作業只在晚自習做是做不完的。」一名高二學子對我說。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辛勞是一種迫不得已。 長興的北部是山，東臨太湖水，往南則離湖州極近，到杭州的高鐵更是只需30分鐘，處在100多公裏的大城市都市圈範圍內。這意味著在高中教育的領域，這座縣城可能很難抵擋住大城市或超級中學對優質生源的「虹吸」。無論是市區還是省城的優質教育資源，都將對縣城的家庭產生一種難以抗拒的吸重力，埋下又一個「縣中衰落」故事的伏筆。
但是在長興，這個近年來被廣泛討論的話題有著不同走向。 2005年後，長興中學的高考成績逐漸走高。作為一所縣中，這所中學中考錄取分數比市內最好的中學要低20分左右，每一級招收800人左右，一本人數多年超600人。 哪怕是在新高考改革後，其成績也是持續增長，每年能培養出4位元左右的清北學子，甚至是湖州市乃至浙江省的狀元。
長興中學興建於1940年，曾在抗戰烽火中顛沛流離辦學數年，縣城解放後搬遷到縣城中心。 1956年，長興中學開始招收高中生，成為縣立頭等高中，並在上世紀90年代末獲評省一級重點中學。2002年後，它搬遷到位於縣城北面的新校址，一座占地面積216畝的校園被周邊的商鋪和商品房逐漸地環繞，像是被整個縣城保護了起來。
跟多數縣中一樣，長興中學也一度面臨生源被「虹吸」的困境。 現任長興縣教育局局長欽國強1999年進入長興中學工作，後來在2012〜2021年間擔任了九年校長。在他的回憶中，那是一個頗為不易的起步歷程。長興縣有人口60多萬，湖州的經濟也只位列省內中遊，因此當地早年間的教育並不算出色。當年長興中學一個年級1000人，一本人數只有100人左右，最有特色的反而是體育，培養過前女排國手周蘇紅。縣城裏多數人對於高考很「佛系」，欽國強對此體會頗深。1995年，他進入省城的大學求學，跟同學說起母校和長興，「沒幾個人知道」。
轉折點出現在2002年後。 那時候，各地對教育生源的爭奪已悄然興起。比如上海一度提出可招收江浙學生在滬就讀高中並參加高考。「這個對周邊的吸重力就太大了。」欽國強回憶，那時候縣裏就有一批有實力的家長把孩子送到上海去讀書了，杭州也有學校過來招生了。2002年，長興中學搬到了新校園一年後，一位叫張向前的校長走馬上任。他在這種趨勢中，嗅到了縣域教育的危機。
為了緩解可預見的滑落，張向前開啟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 他先是四處「化緣」提高教師待遇、進行校內的人事制度改革、啟動德育導師制，激勵師生們用「苦教苦學」去備考。這讓成績慢慢有了起色。2005年左右，學校一本人數升至200〜300人。只是放在整個浙江的範圍裏，這還不算出色，直到2010年前仍有不少優秀生源外流。2008年的某一天，長興下著大雨，學校聽說有三位孩子組團被杭州的中學預錄取了，學校一位副校長就和一位教務處老師冒雨前往學生家中挽留。他們掏腰包買了牛奶水果，卻在驅車抵達後被對方家長婉拒。「幾乎每年都會有這樣的情況，有些時候見完面郁悶得不行。」欽國強說。他們只好回去苦心鉆研課程改革，這才有了後來的改變。
從某種意義上說，早年的「苦教苦學」到今天還是長興中學的一個底色。 從學生早上入校到晚上21：40學生離校，大部份一線教師和校領導幾乎都待在校內，周而復始。他們強調團結與協作，以校務和集體任務為重，要麽是在夜色中站在走廊輔導問題和談心減壓，要麽就是待在研討室，討論學案、習題與備課。「我們只要松一松，下面就會大放松。」現任校長杭偉華說。
然而，這樣一所秉承奉獻和苦功的縣中，在2014年後要面對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他們要怎麽去應對新高考的靈活多變？
選科的賽局
2015年春，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和幾位同事來到浙江調研，做一項有關新高考試點的監測研究。當時的浙江在2014年啟動試點改革，快到了第一批學生的選科階段。林小英覺得，這是高中教育前所未有的事情，就想來調研一下各個高中是怎麽選科的。她特意繞開了省城杭州，選擇了縣中，「無論新高考怎麽改，杭州的知名中學肯定都能夠很好應對，但縣中是代表大多數的」。
浙江高考有一套區別於他省的復雜機制：傳統的語數外三科之外，其余副科是「7選3」，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技術中選擇三科，其中技術為浙江獨有。 為了緩解「一考定終身」的壓力，浙江考生除了語文和數學之外，所有科目都可以考兩次，第一次在當年1月，第二次在6月，錄取時是80個精準誌願直接錄取到專業。這是浙江在2014年首批啟動新高考改革試點以來，透過一次次完善修訂逐漸形成的機制。
但壓力是會疊加的。 多出一次提前半年的「首考」，意味著所有準備都要提前半年。學生高一入學就要考慮「7選3」選科，科目又與未來錄取專業緊緊捆綁。這就需要學生最好在高一就想好自己的未來規劃。「當下大學的招生專業設定和錄取格局其實是加大了資訊鴻溝，縣中在這種資訊格局中是最不利的。」林小英說，考評體系越復雜，縣中往往就越難，「就好比你只想買個汽車，但卻被要求詳細了解發動機的配置。」
選科對於當時的高中校長們來說，也是個大難題。 林小英說，如果放任「7選3」，那就一共有35種課程組合，按照測算需要有1.5倍的教室量，這對縣中的軟硬體都提出了大挑戰。「哪裏去找那麽多教室、那麽多教師？」林小英在調研時就遇到一位縣中的副校長，愁眉苦臉地問她怎麽辦，「這就是考驗校長智慧的時候了，他們是最了解地方情況的人。」
2015年時，欽國強已是長興中學的校長。 他學習教育學出身，長期在教學管理第一線，經常研讀教育類的報刊。他知道對於新高考，學校一定要積極應對，但前提是做好相關的研究，「學校肯定是馬上做出改變的，但我們自己要有一個研判，不能盲動、亂動，要定好了方向再動」。當時任教學副校長的杭偉華回憶，那時候領導層有點擔心，新的高考形式會不會影響到學校過往來之不易的成績。「有點擔心學校會掉下去。每一次改革當然都是不容易的，一直處在一個動態的完善過程中。」
為了做好研判工作，欽國強的辦法是積極應對、穩妥推進。他先是在近1000名當級學生中進行了多次「預選」，看看學生的心儀組合。多次結果顯示，選物理的人數大大下降了。「很簡單的道理，每個人都不想成為別人的分母。」欽國強說，物理難，選的人就強，導致選的人少，在等級賦分制度下的得分就會偏低，進而導致選的人更少。而浙江是傳統的理科大省，理科高手如雲，文科的競爭卻相對不激烈。每年約25萬考生中，有近5萬的藝術生都會選擇文科。等級賦分下，學生的競爭心態在變化。
作為校方，他們不能幹預學生選課，但也不能完全放任，所以關鍵是要做好引導工作。 這不僅關乎高考成績和學生的長期發展，也關乎教學管理。在當時媒體的報道裏，杭州一些中學光排課表就花了整個暑假，用了「數不清」的教室，一些本不是教室的行政室也被臨時拿來充當。一位杭州老師對本刊回憶，那時候一下課「非常壯觀」，「學生們一下都湧到走廊上，像潮水一樣在換班」，不過效率很低，一個學生換班就要花上幾分鐘，有時候上課鈴響了，還有一半人沒到。
對於長興中學來說，這種模式顯然不可行。 學校當時有約3000名學生，匹配著250多位教師，低於上海測算出的1∶8理想配比，浙江的選考科目還多出一門，師資和硬體都面臨更大挑戰。為此，幾位校領導天天討論，「每天吃飯都在想這些東西」，做了大量的數據梳理工作。最後，他們提出「有限度的走班」：在引導學生自由選擇的基礎上，以組合的方式盡量減少走班，班級規模不局限於40人。比如如果有90人選政史地，就組成2個班，有38個人選化政地、45人選生政地，也能單獨組班。那些科目重合度有限的班級，則盡量在行政班的基礎上走班。比如有47人選了政治+地理，就編成一個行政班，政治+地理在行政班上課，其他選科才走班。
正式的選科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欽國強為我展示了當年的選科安排表，那是一個近乎滿頁的表格，從頭年9月高一學生入學到次年9月升入高二，學生要做多項性格和職業傾向測試，中間還有來自高校的專家做多次的講座輔導。後期，學校更是加入了不同科目專業和成績的宣講。選科也前後分為三次，學生要在2015年6月、8月、9月進行三次確認，哪怕是高二開學一個月後也還有調整機會。 「教育是一個過程，選擇的過程中也有很多不確定性，要盡可能多地給學生機會。」欽國強說。
後來的走向佐證了他們的判斷。 從2014年到2017年，選物理的人數確實有了一個急劇下降，後來輪到了化學，這一局面直到後來浙江啟動物理6.5萬人選考的保障機制，以及各高校專業要求物化捆綁後才有所緩解。與此同時，文科大幅上漲成了選擇的主流，政治和地理尤其受歡迎，從2014級的300多人躍升至2016級的超過600人。 在此之前，已經有同省的學校靠著押註冷門學科、田忌賽馬般地「跑」了出來。2016年10月，浙江新高考「首考」，兩所來自浙南、浙西的高中靠著提前謀劃冷門的技術學科，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這一局面，也被長興中學校領導提前預判到了。 他們加速了對文科老師的引進步伐。那時候很多文科老師都是要靠搶的，尤其是地理學科。一些師範院校甚至出現了地理專業畢業班集體被預定的情況。這方面，縣委縣政府也給學校提供了極大支持，給他們爭取了待遇和編制名額。學校在2015〜2017年間引進了34名新教師，較好地應對了選科趨勢的變化。
「整個摸索的過程還是有1〜2年。」杭偉華說。直到今天，每到要選科時，學校都會反復開大小會，杭偉華親自開講，給學生講解各科的分數水平胡專業覆蓋範圍，「至少要給學生一個認知。讓他們現在就了解自己想要什麽可能很難，但要讓他們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麽」。校長講完後，班主任還要開班級會和家長會再反復講。最後是根據每個學生的性格長處，做一些相對精準的推薦。
「大部份同學暫時還是比較迷茫的，只有先求穩。」長興中學首席德育導師、高一班主任余晨陽說。在有關未來的模糊想象中，醫生、教師、公務員等崗位是學生中相對清晰的主流。
以集體應對「潮汐」
但隨著物理遇冷和文科火熱，學校也迎來了管理難題。欽國強將之稱為教師需求的「潮汐現象」：文科老師前所未有地忙，物理化學老師卻一度閑了很多。這種情況下，校長應該怎麽安置好的老師？一些老師轉崗去了行政，或是支援到初中學校任教。 林小英2015年在很多學校調研時感到，物理老師的心氣低了很多，「以前每個縣中，物理老師可能是最神氣的一批人」。
地理老師成了最為忙碌的那一批人。 由於被學生們認定科目有趣且難度低於生物，地理成了近些年來的熱門，從2014年的100多人到如今600〜700人，成了學生的主流選擇。學校的地理老師劉鳳嬌對此心情復雜，她高興看到學科受歡迎，但也擔憂增加的壓力和工作量。
地理的增長在2016級最為明顯。 這一級的選科，剛好是2017年首屆新高考成績出來後，選地理的人數很快從原有的400多人增加到超700人。這加大了所有地理老師的工作量，哪怕加上新進的老師也無法完全滿足。學校的方法是優先滿足高二高三，相應地，2016級學生在高一時一度只有兩個全職老師，另有一個老師兼教高一高二。這2.5個老師要兼顧20個班，平均每人超過7個，這讓2016級在高一前兩個月都沒有開過地理課。直到高二學考（會考）完畢有了人手，地理才正式開課。
劉鳳嬌記得，那時候以她和另一個剛進校的年輕老師為主，每個人一周要上近20節課，整天忙得不可開交。那一年，她的兒子剛上小學一年級，正是需要照料的時候，她只有讓家裏幫著帶。7個班意味著一門課她要講7遍，「講到第3〜4遍的時候我就沒有激情了」。 選科人數激增，不僅加大了老師的負荷，也對教學提出了挑戰：新高考的改革方向是更加註重綜合素質，那在學生大量湧來的情況下，學校應該如何保證教學品質？又如何保證招來的新鮮血液快速地跟上節奏？
對於一個師資有限的縣中來說，或許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依靠集體的力量，而這恰好是長興中學最大的傳統和長處。 2008年後，長興中學在校內推行教師集體備課制，以學科為單位，每個年級的學科組都要定期討論、統一備課。親歷了這一制度搭建的欽國強回憶，當時推行集體備課的主要原因是，學校在早年「苦教苦學」有起色之後，也很快遇到了瓶頸：一本上線人數遲遲不能突破300人。那時候他們就反思，是否單純靠時間疊加的題海戰術已很難提高效率了？需要從課堂抓效率。
「打個比方，原來就好像是農業革命，靠著辛苦完成了原始積累，現在需要來一場工業革命才能實作質變。」欽國強說。 工業化的特征之一是標準化，這也是集體備課的核心要義之一。它能避免教師備課時各自為戰，實作相對統一的教學進度與重點把控，「這樣不管你是骨幹教師還是新教師，就都有了一個集體的托底，跟學生去講的時候就有了相對統一的標準」。
已退休的骨幹數學教師朱有福對此體會頗深。他說早年間網路不發達，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一套備課方式和找資料的渠道。 「可能某一張卷子是某個老師從別的地方辛苦找來的，他就不願意分享。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每個人都各自為政，有時候甚至還會有矛盾。」朱有福說，改為集體備課後，大家就成了一個團隊，能就不同重點、方案進行討論。這種集體備課會形成相對統一的學案，供組內老師使用。
學校設下了嚴格的制度。每個課題組每周要進行至少一次集體備課，每次由兩名老師分別擔任主備和輔備，所有老師都要發表意見。學校的績效考核從以教師個人為主，也相應地改為以學科組為主，比如高考時如果取得了不錯成績，獎金會直接頒給學科組集體。同時學校鼓勵組內每個老師相互聽課學習。
但在一所縣中，集體備課要推行下去，單靠命令和績效獎勵是不夠的。 「說得不好聽一點，縣城的生活還是很安逸的，要轉變老師的思想是很難的，所以只能從上往下大力推。」學校一位副校長說，後來有很多縣中都來學習過，但限於種種原因沒能推下去。為此，校領導們每天晚上都要抽出一兩小時，親自參加各年級的備課。校長和幾位副校長隨機參加，科目不限，包括超出他們專業範疇的科目。「具體的學科知識可能不懂，但那些備課授課的方法論作為老師是懂的，可以參與討論，提出一些改進意見。」欽國強說。
與集體備課幾乎同一時間推進的，還有一種被稱為「有效課堂」的課堂教學改革。 學校要求老師一改過去「填鴨式」教育，把45分鐘的單純講授改為30分鐘講授+15分鐘的活動或練習，後者可以是現場習題輔導，也可以是學生討論+自講的形式。「以前一些老師在課上講，學生聽不聽得懂其實是不知道的。增加了這個時間後，學生會更加理解。他只要能講出來，就一定是理解了。不理解的話，其他同學和老師看見他講不出來，也會幫他去理解。」朱有福說。
為了推行這些改革，學校制定了嚴格的聽課計劃。 校長和副校長一學期至少要聽100節課，帶班的行政幹部可相應減少，但也有30〜60節。「有時候以班級為單位，連聽某個班級幾節課，有時候以學科為主題，比如某周我就專聽高三的數學課，10個老師我這一個星期都全部聽一遍，還有的時候是盯著某個老師聽，當然會跟他講清楚聽課的目的，是想讓老師把課備得更好。」欽國強的這種隨機聽課，老師摸不透規律。後來有一位老師跟他開玩笑說，自己有天晚上做夢都夢到校長來聽課，馬上就被嚇醒了。
這種方式很快提升了課堂效率，也能讓年輕老師快速起步。 劉鳳嬌2004年進入學校工作，那時候文科只有六個班，由她和另外一個老教師帶，課程量也很大，「年輕老師其實會有一種心理壓力，比如老去請教聽課是不是給人添麻煩了。」2008年集體備課開始後，她就感覺心理壓力小了。「老教師的講法、對整個學期的規劃，都是我當時欠缺的。」劉鳳嬌說。2016級後，地理老師人數已有13名，後來又增加到超過20名，超過一半都在35歲以下，有9位老師是近5年內新招的。為了讓這些新老師快速進入狀態，地理學科組不僅集體備課，甚至連習題、PPT都是統一的。很多年輕教師要上課，更是會去老教師那裏「聽一節再上一節」。一些老師一學期下來聽課筆記寫了100多節，「相當於每天都在聽」。一名剛入職不久的新教師，創下了一學期帶高一，下一學期帶高二，第二年就帶高三的驚人速率，「哪怕疫情期間只有6〜7個人上課，她也堅持來聽課」。
這後來成了學校的一大傳統，也讓他們在新高考補充了一批新鮮力量的情況下，能很快跑上正軌。 以2016級的地理為例，在瘋狂趕進度的那一年，集體備課和有效課堂的練習，剛好順應了改革後更加綜合的命題。每當劉鳳嬌覺得枯燥了，她就會在課堂上讓學生自講討論，加強互動，也會補充一些新的知識拓寬知識面。「現在的命題特別重視學生的視野，沒有一定積累是不行的，比如一些人口數據、各省糧食產出等，但這剛好又是縣中孩子的劣勢，所以只有我們老師集體去幫他們補。我們課下要查很多資料，組內交流探討。哪怕課堂上只多花5分鐘給他們拓展一點知識面，那他們的認知也可能不一樣。」劉鳳嬌說。因為進度落後，這批學生在高一時沒有參加省市的聯考。但2017年10月上了高二後，他們第一次參加兄弟縣市的聯考，平均分就比其他中學高了3分多，「當時我就覺得，好像真的不一定投入時間多就一定成績好」。
靠著這種集體的高效輪轉，地理學科一躍成為學校的優勢學科。 近兩年的高考「首考」，賦分達97分以上的同學都在100位上下。學校高考成績也實作爬升，在2016年招生人數縮減到800人的基礎上，一本人數連年上漲，從2017年的575人增加到2021年的652人。「很多新老師肯定要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好在我們過去累積了一定的氛圍和土壤，所以很快能把隊伍帶起來。」杭偉華說。
從縣中到縣域
然而，即便是連續取得不錯成績後，欽國強似乎也感受到了縣中的局限。過去長興中學那種集體的高周轉，似乎已經觸摸到了某個區間的天花板。 「長興中學當然想謀求新的突破，但現在就像是在一個高原上，繼續往上是很難的。」欽國強說。
作為一個60多萬人的浙北縣城，長興相對富庶，但師資和生源依然有限。學校目前只有校長杭偉華一個特級教師，過去5〜6年裏，學校的老教師平均每年卻要退休10個左右，未來幾年也會維持這個速度。「這必然會對教師隊伍產生影響，考驗教學品質。」現今分管教學的副校長孔啟宏對我說，「縣城孩子的學習習慣、自學能力也跟大城市的孩子有差距，這在疫情上網課的時候非常明顯。比如我知道很多杭州家長哪怕父母輪流請假，也要在家監督孩子上好網課，但這邊就不會有這個意識，很多家長會覺得沒必要那麽累。」孔啟宏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去做家訪，遇到過家長在牌桌上打麻將，看到學校老師來了也沒有停，讓他們等會兒再說。 「這種情況下，學校的嚴格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的，這也是為什麽學校對學生相對抓得更緊，管得也更嚴。」
與此同時，在一些頂尖高校的招生制度改革下，更多優質中學、超級中學正在透過學科競賽、保送、強基計劃等渠道，進一步拉開與縣中的差距。 名校的錄取正在產生一種「馬太效應」。孔啟宏表示，在學科競賽保送這方面，目前他們確實很難和省內頂級中學競爭，不僅生源有限，也沒有更多資金去引進一個頂級的教練。縣城老百姓比較關心的清北人數，近些年常年穩定在了4個上下。看起來，這似乎是這個60多萬人口的縣中目前所能達到的極限了。
2021年，欽國強卸任長興中學校長、轉任縣教育局局長，校長一職由原副校長兼黨委書記杭偉華接任。 「壓力很大，因為確實到了一個高位，但必須要接。」杭偉華在學校內做了一系列調整，進一步強調了集體備課的創新性，以適應新高考方向，還把不同年級的優秀學生以書院制的形式進行分層培養。「從基礎來看，我們的優秀學生如果跟杭州、寧波等地比，肯定是有限的。但一個學校必須要有領頭的學生。這不是最後考多少分的問題，而是要讓他們聚集起來，營造一個氛圍去帶動其他的同學。」
欽國強在新的位置上，也對縣中教育有了新的思考，「縣中是指縣城的第一中學，也可以是整個縣域的所有高中」。 在他看來，好的縣中教育不應該僅僅是一所高中的高考成績好，而應該是整個縣的高中都有層次、有梯度，能夠分類培養人才，進而是縣域裏良好的教育生態體系。 高中校長的經歷讓他有了不同視野，認為要從長期主義的視角去看縣域教育，這樣才能普惠更多人。
欽國強開始在小學就主抓學生的綜合素養提升。在註重閱讀、書寫和表達的基礎上，尤其強調了體育。他認為一個好的身體是一切的前提，要求縣域所有小學每天都要開一節體育課、每周一場比賽，同時把體測成績看作是比文化課考試更重要的考核，「我現在天天盯著體測表看」。采訪那幾天，縣教育局的一位幹部還告訴我，他們正打算把縣裏小學的球類比賽，從集中的賽會制搞成輪流的主客場制，「這樣更能激發學生的參與感」。
一所好高中的經驗也是無比重要的，尤其是對其他鄉鎮中學來說。在欽國強看來，好高中能起到帶頭作用，讓縣裏的其他中學也能汲取經驗做起來。 長興中學上一屆領導班子裏的所有副校長，這幾年幾乎都調到了其他高中去當校長。這些高中都分布在縣城內，錄取分數有高有低，但生源相對平均。長興想以這樣一種輸出方式，去均衡地普惠更多學生。
我們走訪了其中一所中學，那是位於縣城以東的長興金陵高級中學。這所中學臨近太湖，距岸邊不過三四公裏，處在湖畔的一片工業園區內，在大小工業廠房的包圍中顯得十分不起眼。每天早上6:30後，當晨光穿過太湖射來，學生們就在教學樓走廊上排起長隊，站著開始了半小時晨讀。深藍色的整齊校服伴著青春的臉龐、瑯瑯的書聲，讓太湖岸邊的早晨率先忙碌了起來。
校長陳桂林原來是長興中學的副校長。他告訴我，目前學校錄取分數比長中要低80分左右。 這裏的學生多數來自下面的鄉鎮，寄宿生是多數，不乏外來務工人員的隨遷子女——在下轄的很多鄉鎮，這部份群體已占據一些鄉鎮中小學的多數。按照浙江的政策，他們只要參加過浙江省內的中考、擁有從高一算起的學籍，就同樣能享有在當地參加高考的權利。
「我們非常清楚，長中有他們的培養目標，我們則有我們的培養目標。」陳桂林說，學校裏的學生此前因為種種原因，普遍不太受到重視，內心有些自卑、沒有價值感，「頭隨時都是低著的」。因此，他們要盡量在高中幫他們建立一定的信心和社會功能。為此，學校要求學生見到老師必須要擡頭打招呼，幾乎每個學期都要搞兩三次大型活動，如詩朗誦比賽、歌手大賽、體育比賽等。校內的走廊裏貼滿了各種紅榜，有優秀畢業生的，有各類考試的，甚至是書寫整潔的紅榜，都被貼在最醒目的位置，「爭取讓每個學生在這裏能走一次紅地毯，上一次台，能被表彰一次」。
不過由於學生過去的基礎差，學校目前的本科率還不到全省平均水平，處在全縣的下遊。為了提升成績，學校和長興中學也達成了協作協定，後者會提供一定師資上的幫助，而包括該校在內的全縣老師都可參加長中的集體備課、有效課堂的旁聽。 「要我們的學生去沖刺一本還是很難的，我們現在只有把本科率做起來，把塔基搞好，再去說其他的。」陳桂林說。
一些學生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了。 有一個外來的家庭讓陳桂林印象尤其深刻。那是來自雲南昭通鎮雄縣的一家六口，有四個子女。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在長興當地的企業務工，家庭條件困難。母親為了孩子的教育，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舉家從雲南搬遷到了長興下轄的一個鄉鎮。她對學校老師說，自己從沒讀過書，也沒過過好日子，但希望孩子們能多讀書，以後能過上好日子。在她的堅持下，四個子女最後都在當地讀了高中。
四個孩子也很爭氣。老大是一個男孩，幾年前從這裏考上了211院校的法學專業，老二是個女孩，也從這裏考上了雲南的一所師範學院，不出意料的話，她畢業以後就能當上一名老師。而老三，如今也到了高三的年齡，每天清晨會在太湖岸邊的走廊上捧著課本大聲朗讀，準備沖刺一所本科院校。 「他們來到了這裏，就是長興人，教育就是要做到公平胡均衡。只要一個學生的命運改變了，那這個家庭的命運可能也從此改變了。」欽國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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