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今年畢業季，武漢工程大學藝術設計學院的輔導員朱華傑，成為了本科生畢業答辯現場一個特殊的存在。評委老師們發現，本院389名畢業生裏，有100多人在論文致謝中提到朱華傑，或者直接稱呼他為「朱哥」「朱爸」「朱媽」：「我的輔導員是世界上最好的輔導員……有時候我甚至在想，他是超人嗎？」「朱媽媽在生活中給予了我很多幫助和關懷……」
學生眼裏的「最佳輔導員」，意味著什麽？作為距離學生最近的人，一個合格的輔導員是如何觀察、理解學生的需要，又如何陪伴他們走過大學四年？
以下是朱華傑的自述。
記者｜覃思
編輯｜王珊
焦慮的第一年
我最早是在朋友圈看到學生的致謝的，後來有幾個教研室的老師過來跟我說，至少有100個學生在致謝裏提到了我，我挺驚訝的。大學四年以來，我很少收到學生們這樣熱烈直接的表達。
朱華傑和畢業生合影（圖源武漢工程大學）
我是2020年研究生畢業後進入武漢工程大學擔任輔導員的，那時我27歲。進入教育行業對我來說是一個自然的選擇。我父親是軍人，工作調動頻繁，我們總是搬家，我也就換了很多小學、初中、高中。 現在想來，頻繁的變動並沒有給我帶來特別的負面影響，因為我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師。
比如我初一的班主任。當時的我很貪玩，上課總偷用手機。班主任是語文老師，她把我叫去談話，她說她很欣賞我的作文，看得出我喜歡寫作，她希望我能認真學，下課再玩。那時候我的確很喜歡閱讀、寫東西，當我聽到她點評我寫的幾篇作文，而且說出具體哪寫得好，我才意識到她細致地觀察著我。 雖然一年多之後，我就離開了這個老師，但那種被看見的感覺，我一直記得。
受訪者供圖
這些可能都造就了我日後對教育的理解和興趣：
人生是分階段的，一個人不可能永遠陪著另一個人，但在每個階段，身邊總會有一些人。如果能在一個階段碰到某個好的老師，好的同學，我覺得就很好。
在武漢體育學院讀本科和碩士的幾年，我幾乎每個暑假都去鄉村支教，來上課的孩子們大多是留守兒童，暑假缺少陪伴，但每次看到我們都笑得很開心，我也高興自己能給他們一段「陪伴」。後來在學校，我腿受了傷，不太好再從事運動相關的工作，加上母親身體不好，我希望留在她身邊照顧。輔導員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很合適的選擇。
我的第一屆學生有389人，有另一位輔導員和我一起帶。當時，我並不覺得學生人數特別多，我更大的壓力來自對輔導員這個角色的不熟悉：上學的時候，我是那種不主動求助、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的人，和輔導員接觸很少。剛開始工作時，我把輔導員當作是學校通知的執行者，刻板地把所有通知一股腦發給學生，要求他們嚴格執行，但學生不放在心上，我的工作也吃力。
我還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想法來安排活動。 他們大一的時候，我組織了一次年級拔河比賽。我本身是體育學院畢業的，根據我的經驗，拔河明顯是能增強班級凝聚力的運動：大家一起使勁，一起喊口號，效果會很好。結果報名的人很少。我去問學生，他們說不想去操場，不想參加集體的運動。
我只好去找學院裏更有經驗的輔導員求助，他提醒我：你要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好好想一想，什麽是真正跟學生有關的事？學生關註的焦點又是什麽？ 我意識到，我需要理解我的學生。
我和我的學生們相差9歲。他們是2002年左右出生的一代。 我慢慢發現他們有很強的「網路內容」，他們會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情緒，這種情緒起伏又很大。 他們也更習慣網上溝通，不喜歡面對面看著我的表情、對著我的臉說話。我讓學生來辦公室跟我聊一聊，他會說，老師我能不能不來，就打字行嗎？很多學生跟我這麽說。
我只能繼續關註著他們在網上的動態，時不時找他們問一問，他們經常回復我千奇百怪的表情、各種各樣的縮寫，我就上抖音、小紅書查一下什麽意思。我還會認真的去看他們的朋友圈、QQ空間。一次，有個學生發朋友圈，講一件讓他不高興的事情，我去問他怎麽回事。沒想到他說，老師我沒事，我就是在網上發瘋，你不要理我。等我再一看，他竟然立刻就把我遮蔽了，我看不到他的朋友圈了。當時我就特別不能接受這個，心想我是來關心你的呀！
2020級畢業生在論文中致謝朱華傑（圖源武漢工程大學）
可以說，當輔導員的第一年是我最焦慮的一年。 因為我會擔心，如果沒法有效溝通，那學生會不會發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而我沒辦法及時發現、幫他們解決，這種失控感讓我特別難受。我感覺學生自己有一扇心門，掩得死死的。
學生的接納
學生慢慢開始對我開啟心門，還是從我陪他們度過一些困難之後。 受疫情影響，在學生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常常陪同他們去醫院看病，有時在醫院陪護一整晚。前後有好幾十個學生，就是這樣熟絡起來的，當他們的室友、同學遇到問題，他們會告訴對方：朱老師是一個能夠溝通的老師，你去看看他能不能幫你。
我會想各種辦法讓學生知道，我在關心他們，我和他們是同一條戰線的。 大二的時候，女生們面臨一次宿舍搬遷。那時候正是假期，學生們都不太願意回學校搬宿舍。我看施工的人員把新宿舍裝好了，就在b 站上現場直播，給學生詳細介紹寢室。1小時的直播裏，學生一看就發現，噢，新宿舍確實條件好很多，反對的聲音就少了一點。等正式搬的時候，我找學校物業借了幾輛大的三輪車，再召集了一些男同學當誌願者，這樣女生們搬宿舍的負擔沒那麽重。
受訪者供 圖
我很重視學生找我幫忙的請求。因為我自己也是個「社恐」，我會想，學生來找我，他一定是經歷了非常多思想鬥爭，沒有辦法了才來找我的。 比如說吳靜。我最初接觸到吳靜，是因為她要申請國家對困難學生的助學金。她來自一個農村家庭，小時候父親受了工傷，失去勞動能力，家裏很拮據。我和她聊天的時候，覺得這個孩子太禮貌了，不自信，幾乎有點唯唯諾諾，跟我講話的時候，低頭、臉紅，總是在承認自己的錯誤，即便她根本就沒有犯錯。比如談到小組作業做得不夠好、在奶茶店兼職的時候被客人刁難，她都會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我希望吳靜能增加自信心，意識到自己不比別人差。 除了口頭鼓勵，我邀請她來做學生工作辦公室的助管，這是一個勤工儉學的崗位，每個月有薪資，她協助辦公室的輔導員處理一些工作。 有一天，一個老師告訴我，吳靜做事特別認真、任務完成的很漂亮，跟老師們的表達也很清晰。 我感受到她狀態的改變，能大方地跟其他人溝通了。 後來她靠自己找到了實習，之後又在一家電商找到了工作，雖然還是時不時會自我懷疑，但不再那麽手足無措。
學生出現好的轉變，是我工作最大的意義感和動力來源，我就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正反饋。 而且，我和學生的關系是相互啟發的，學生的能量時常打動我。我記得吳靜申請國家助學金的第三年，她來跟我說，她放棄今年的助學金申請，讓我可以考慮其他困難的學生，因為她父親的工傷賠償剛剛下來了。她的善良，讓我很受觸動。
朱華傑帶學生參加支教活動照片（圖源武漢工程大學）
我相信，學生雖然因為閱歷和內心的局限，可能會有脆弱、崩潰的時候，但是都有一種潛力，是能夠自己走出困境的。當學生從五湖四海來到學校，脫離了父母，一下子到一個開放的空間，不知道往哪裏走。我的角色就是給他們一點點支撐，也許他們就缺這一點點支撐。就像吳靜，你拿一個畫筆輕輕點一下，給她一個顏色，她就能放出很多很多光芒。在一些細小的時刻，我也有意讓學生感受到我的存在，我會給他們發生日小紅包，寫一個祝福在裏面。考四六級的時候，我就發棒棒糖，我說這叫幸運糖，考試有時候就需要那麽一點運氣。
神經末梢
當然，輔導員的工作不僅僅是對學生的思想引導，還有日常管理。 那是極其瑣碎的部份，比如學生不知道去哪裏繳電費、去哪裏考試，甚至有學生會找我替他跟任課老師溝通。 我理解高中學生初入大學有一個依賴階段，但是我會劃定一個界限 。比如我專門開了一個通知群，裏面只有我能發訊息，一個事情怎麽做，我會把它分解得很清楚。學生來求助的時候，我會讓學生自己先去看通知，如果看完還有問題，再來找我。學生不會跟老師溝通，我會告訴他，你在下課的時候跟上去，問老師「這個怎麽弄？能不能給我一些指導？」，這樣就好了，如果嘗試完還有問題，再來問我。
家長有時候想的也很簡單，他就覺得有什麽事，給輔導員打一個電話就好了。我接到過讓我幫忙找孩子的電話，後來發現是孩子在睡覺沒看手機，也有家長打來說，讓我用自己的人脈幫孩子找份工作。面對無法實作的請求，我就實話實說，但我也會告訴家長，我能給他什麽支持，比如我建了一個就業資訊共享群，孩子會接收到這些資訊，但他們也要自己努力，才能達到一個好的結果。
學生給朱華傑老師送來錦旗
有一部份行政工作，我會讓AI輔助我做。 比如寫一個報告、一個計劃，我會用 AI 擬一個草稿，然後我再修改完善。我會嘗試新的工具，讓自己的壓力降低。這些瑣碎的工作，之所以能堅持下來，有個很重要的條件：學校裏的每一個部門，能接住學生透過我表達的需求。我把我的位置，理解成一個巨大系統中的神經末梢。我負責把學生的問題，跟學校的各個職能部門串在一起。就拿學生搬宿舍來說，很多學生反饋說新宿舍的插座少，我就向學校後勤保障處反饋學生的訴求，申請新打一個插座，最後就實作了。
有一年暑假，宿舍樓停電，天氣炎熱，我向學院申請把會議室和活動室開放，把空調開啟，讓留校備考研究生的學生們臨時過一夜。再比如有學生遇到詐騙，我就帶他到保衛處，保衛處有專門的老師來幫他對接警方，我主要負責安撫學生的情緒。學校也有專門的心理輔導老師、就業指導老師等具備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老師，當我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我就把情況向他們反饋，同學生一起和相關的老師對接，而不是一攬子都自己做，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我們學校裏有位管理層的老師說過，如果一個學生出現意外情況，這個責任不是輔導員一個人來背，是所有的學院領導、相關的職能部門一起承擔這個責任。但是，如果輔導員本可透過查寢、點名、查課等多種手段了解到學生的情況，避免意外發生，但他卻什麽都沒做，一問三不知，那麽輔導員就要承擔主要的責任了。一個明確的職責範圍，對於輔導員來說很重要。
【開端 】劇照
清晰的晉升通道，也讓我能看到職業方向，能待下去。 在我們學校，輔導員有雙線晉升制度，可以從管理條線晉升，比如帶出了優秀班集體、在輔導員競賽中獲獎，就可以加分；也可以從教師條線晉升，比如帶大學生職業規劃課、勞動教育課等課程，做課題、發論文，能從助教、講師，一步一步升到副教授。這套「輔導員職業化」的制度，已經明確了。
即便有這些支持系統，說實話，輔導員依然是一個艱巨的工作。 工作和生活之間，我感覺我沒有平衡。我的工作時間，理論上是早上8點到辦公室，下午5點半下班，不過實際上是24小時待命的，手機不能關機，萬一學生有什麽事情找到我，如果事情緊急，我肯定要第一時間到場處理。這幾年來我沒有談戀愛，因為我不知道怎麽去分配時間，把工作忙完了就想一個人好好休息一下。
工作四年下來，我感受到現在的學生們，其實和少年時的我一樣，最需要的是被聽見，被看見。 跟學生聊天的時候，更多時候我只是聽著，聽他們講很久很久。他把所有的情緒說出來之後，其實他自己就會好很多了。我的共情能力，也許來自我母親。她是一個無條件支持我、站在我身邊的人。我31歲了。不像其他同齡人的父母，她既不催婚，也不給我別的壓力，只是讓我做我喜歡的事，尊重我的選擇。我當輔導員這幾年，我母親總跟我說，好好對待你的學生，他們好不容易考出來，然後又經歷疫情，是很不容易的，你不要太嚴厲了，要幫他們解決困難。
（吳靜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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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布雷克 / 稽核：同同
招聘｜實習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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