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和父親的關系」是人生的根本素材，兒子只能看到父親的「現象」，他的「回憶和理解力」無法洞察其背後的本質。
文｜丁君君
在布拉格作家法蘭茲·卡夫卡留給後世的諸多謎團中，流傳最廣的一則或許是他的遺願：請馬克斯·布羅德代為銷毀遺物中的一切書信、日記、手稿以及畫作。身為布拉格文藝圈小有名氣的評論家，布羅德既是卡夫卡最親密的友人，也是他的文學伯樂，卡夫卡生前出版的作品鮮有人問津，只有布羅德一直堅信他值得被更大的世界看見。因而在後世傳記作家和研究者眼中，卡夫卡將布羅德立為遺願執行人，並指出所有文稿的存在，類似於一種加密的反語：他實際上在賦予布羅德無限的權力——「銷毀」是對這一權力最專橫的使用。
一般而言，文學作家至少擁有兩種矛盾的身份：他們既藏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又是作品的主人。然而主人的身份或許並不適用於卡夫卡，因為在授權布羅德處理文稿時，他看似在支配自己的作品，卻又取消了自己的直接責任。卡夫卡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我就是文學」，這句話表達的正是字面上最直白的意思：他沒有文學之外的存在，他的呼吸和註視、觀察和思考，都主動或被動地處於書寫姿態中，也只從這種書寫中獲得實在性。因此，或授權以認為，卡夫卡的生命在最高程度上等同於他的書寫。 在這個意義上，遺願也為他奇特的文學生命提供了最關鍵的註腳：作家在迎接死亡的同時，也讓死亡平等地流向他的作品——無論後者是否會被真正執行。
「我就是文學」意味著，在閱讀卡夫卡作品的同時，讀者已經站在了作者生命的內部，獲得了通往他心靈的一手資料。然而這種迫近感常常也伴隨著理解的困境——在卡夫卡作品中，無數讀者最終讀出了自己的夢境，並因而認為這是難以破譯的象征。文學一般被期待著提供實在之上的遙遠意義，卡夫卡的文本卻總是聚焦汙穢模糊的近處，無法結晶出純粹的形象，要將他的作品理解為哲學、宗教或是存在主義式的表達，需要越過無數瑣碎的近景。 奇特的是，遠與近的悖論也是卡夫卡作品空間的根本結構——他小說中的各種人物，無論是變形的山姆沙，進不了法律之門的鄉下人，還是迷失於荒原的鄉村醫生，都像夢遊者一樣只能擁有當下的空間，從未真正跨越到遠方。
理解卡夫卡的書寫邏輯或許需要一種顛倒的視角：克服「遠」和「近」的等級想象，拋開文學與現實的模仿論，重新建立起作品和資料的關系。作家的日記、書信一般被視為通往其創作的一手資料，這種目光未必適用於卡夫卡，因為他將自己的存在方式設定在文學內部，所以日常信劄也屬於文學體系的一部份，換言之，這些日常文字並不能真正解釋書寫為何發生，而是在反復確認這種書寫的存在。人生和文學之間的奇特關系，尤為鮮明地體現在卡夫卡那封著名的【給父親的信】中。
這封信寫於1919年冬天，當時36歲的卡夫卡不久前剛解除了和女友尤利婭·沃采克的婚約，正和布羅德在外地休養，在低落情緒中，他決定寫一封信，審視並緩和自己與父親的緊張關系。布羅德在傳記中提到，信的原始手稿長達100多頁，用印表機謄寫後也有45頁。卡夫卡最初打算透過母親轉交這封信，在和妹妹、女友的通訊中也多次談到此事，但這封信並沒有抵達父親手中。布羅德認為是他的母親勸阻了卡夫卡，也有研究者認為這是作家自己的決定。 這並不是卡夫卡第一次試圖和家人展開嚴肅對話，1914年，在第一次和菲麗絲·鮑爾解除婚約後，卡夫卡也給父母寫過一封信，表達寫作謀生的願望，這兩封信最終都沒有寄出，一直留在卡夫卡的遺稿中，多年後才被整理出版。沒有寄出的信件，和沒有銷毀的文稿，或許也是他將自我文學化的一種方式。
1919年的【給父親的信】是卡夫卡最接近個人自傳體的文本，雖然信中的一些段落早已成為父權形象的經典引文，但嚴格意義上，這封信並不完全是針對父親的控訴書，更像是一篇悲哀的自我批判。
信的開頭如下：「最親愛的父親：你曾經問我，為什麽我會宣稱自己在你面前感到畏懼（Furcht）。我像平時一樣無言以對，一部份是出於對你的畏懼，另一部份是因為畏懼背後有太多瑣碎之事，無法在談話中輕易道明。」解釋了寫信的必要性後，卡夫卡又後退一步，聲明即便用文字也無法恰當解釋一切，「因為在寫作中，我依然受制於對你的畏懼及其後果，這個素材的尺度已遠遠超越了我的記憶和理解力。」在接下來的100多頁中，卡夫卡回顧了他迄今為止的人生，歷數父親對他施加的諸種影響：他愛慕父親的強壯和成就，自己卻生而怯弱。
在追逐父親形象的過程中，他陷入了巨大的困惑，因為父親的威嚴渾然天成又漏洞百出。對父親的困惑消耗了他的行動力，令他停滯在了通往世界的第一個台階前，既不能認真對待工作，也無法組建家庭，只有寫作才能讓他獲得某種自由。對往事的回憶中摻雜著大量的虛擬句：「如果你是我的叔叔而不是父親」「如果我沒有經歷你這樣的教育」「倘若如此，現在的我可能是一個更不安的人」。所有的可能性都被仔細掂量，又被一一否定。 在陳述父親作為他失敗人生的肇事者形象的同時，卡夫卡又不斷強調，父親和他都是無辜的，任何一方都不應承擔罪責，但雙方對此都已無能為力，而這封信的目的不過是「讓你我獲得一些平靜，不那麽艱難地面對生和死。」
信中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被描述為一個專橫而暴躁的「現象」（Erscheinung）——這個措辭也順帶表達了某種本質性洞察的無力。父親是個精明的商人，從貧寒的猶太村莊一路打拼進了布拉格的中產世界，娶到了家境殷實的妻子，開設了生意興隆的店鋪，擁有店員和仆役。因為免除了孩子的勞動，曾經的「匱乏」也成了父親的神聖資產，這是孩子永遠虧欠的經驗，也是一筆無法償清的債務。「我那時因為穿不暖，腿上的傷口整個冬天都是開裂的」「我的家庭什麽都沒有給我，哪怕在我當兵的時候，還得給家裏寄錢」「現在的孩子們了解這些嗎？沒有人懂！」——在匱乏的襯托下，當下的生活以及他走向這種生活的手段，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合法性，也賦予了父親睥睨一切的權力，令他「安坐在扶手椅中，對世界發號施令」。父親的權力紮根在兒子不能染指的過去世界中，為兒子的生命預先立法，並掌控著他的未來。父親刻薄地對待店鋪的雇員，對兒子身邊的人滿懷怨念，讓暴力縈繞在兒子身邊，描畫出他生命的例外狀態。 將至未至的懲罰懸在兒子頭頂，讓他陷入永遠的恐懼，看到「沙發上的皮帶」就不寒而栗，因為審判終將到來，兒子擁有的一切也提前被剝奪了意義。
這封信呈現的父子關系宛如相斥的正負極，一方對世界過於熟練，另一方對世界過於陌生，兩者間並沒有鬥爭性的平級關系，因為兒子對世界的陌生感受，完全依附於父親治理生活的熟練形象。 這種奇特的排斥和依附關系，也體現在兒子對待婚姻的態度上。父母的完美婚姻讓他對家庭的崇高意義產生了渴望——「婚姻和生育是人一生最高的成就」，可是父親粗俗的性教育又汙染了他的渴望。成立自己的家庭，意味著同時走向純粹和汙穢，變成和父親同等矛盾的人。兒子最終決定放棄這種虛假的平等，留在困惑的「監獄」中面對父親的矛盾，把「監獄改造成華殿」，變成永恒的兒子。
信中的觀察和思考發生在一種奇特的焦距中：文字中浮現的父親是一種普遍典型的形象，他欠缺自我反思的能力，期待子女復制自己的成就，熱切幹預孩子的人生。這樣一位平均的父親，卻被置於令人窒息的細致觀察下，以至於他言行中的矛盾被極度放大，成為荒誕的景觀。在平凡中走向荒誕的父親讓兒子看到了三個世界的存在：一是他所在的世界，這個世界的法則由父親為他專門制定，他卻永遠無法達到法則的期待；二是父親所在的世界，父親在其中發號施令，並不斷被叛逆行為激怒；第三個則是其他人的世界，其中沒有命令和依附，人人都過著陽光明媚的生活。兒子活在第一個世界，被第二個世界消耗了所有的思考，因而無暇去關註第三個世界。這三個彼此分割的世界，以消極的方式呼應著精神分析中父子關系的原初性模型。經典精神分析理論認為，人的欲望在遭遇禁令後，會尋求替代滿足方式，發出禁令的父親會被兒子轉化為內在的無意識，成為其自我的一部份。【給父親的信】將這種成長模式暗示在第三個世界中—— 其他人可以熟練地消化父親的禁令，變成快樂的人，永恒的兒子卻執意留在沒有替代、無法轉化的前世界中，維持和父親的對峙，用卡夫卡自己的話來說，「我的一生，是對出生的躊躇」。
卡夫卡的作品中幾乎沒有出現過關於明媚陽光的描寫，他筆下的環境總是逼仄含糊，充斥著莫名的驚怒。 或許只有透過信中的 「三個世界」，才能理解這種窒息迫近感從何而來。 信中的兒子正如【法的門前】的鄉下人一樣，徘徊在通往第三世界的門前，他所在的世界無比狹隘，因為第三世界的快樂令他相形見絀。 父親守護著第三世界的大門，等待著他進去，卻否定了他為進去做的一切準備。 這種自相矛盾令他躊躇不前，他既渴望門後的世界，又不甘心以非法的方式進入，畢竟那個世界被暗示了有殘酷的懲罰，它的光只是依稀可見。 於是他只好留在門前，守門的父親變成了他終生的研究課題。
這封信無疑提供了關於卡夫卡作品意象的一些關鍵線索：父親曾厭惡卡夫卡的一位朋友，鄙夷地將他稱為「害蟲」（Ungeziefer）——在德語中，這是一個沒有種類含義的詞，泛指一切令人惡心的爬蟲，因而被用於無差別的謾罵。這個意指模糊的詞出現在【變形記】的開端，變成了小職員山姆沙的軀體，當卡夫卡不厭其煩地描述著山姆沙復雜的身體構造時，他或許也正在將父親的謾罵帶入真實界；父親的另一個高頻詞「跳蚤」，也出現在【法的門前】守門人的皮衣中，變成了鄉下人在絕望中祈求的物件——父親所詛咒的跳蚤，爬上了他的文學身體；【判決】中的父親對兒子婚約的莫名暴怒，預演了真實的父親對卡夫卡未婚妻的詆毀：「她一脫上衣，你就迫不及待地撲了上去。」除了這些字面上的對應，信中還暗示了一些更隱約的痕跡，父親口中的兒子一無是處，卻無法擺脫，這個盤踞在家宅中的兒子，或許正是【家父之憂】中那個非生非死的莫名之物的原型。
同時，也有多種線索指向這些回憶介於真實和文學之間的曖昧性。卡夫卡並不是一個善於長篇大論的人，曾表達過對伏爾泰這樣文思泉湧的寫作者的羨慕，他自己的文學手稿則留下了各種斟酌修改的痕跡，但這封信卻呈現出了其他作品中罕見的連貫和堅定，甚至可以說更具有文學整體性。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和父親的關系問題上，卡夫卡抵達了文學書寫和實在經驗的完美閾限，因而這封信作為家書讓人共情，作為文學作品同樣無懈可擊。將這封信視為文學文本，並不意味著它是虛構的，而是指出它處理真實生命的那種連貫深刻的方式。事實上，1919年的卡夫卡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鮮明風格，寫出了多部作品，因此並不能確定，是預先完成的文學流入了他的信，還是文學源於信中的一切。 至少，「我就是文學」已經對兩者的關系做出了某種說明，寫作是卡夫卡唯一擁有的自由，這種自由讓他可以用「文學」的眼光整理自己的經驗，文學在這裏的含義並不是講故事或是逃離現實，而是一種預設意義的方式：世界如此荒誕，卻又如此合乎民意，只有作為文學作品，它的存在才能湧現出意義。
奇特的是，雖然信裏的卡夫卡將寫作稱為自己唯一擺脫父親影響的空間，但在他的作品中，父親的威脅又無處不在。 即便是在這封信中，父親也不是單純的被告形象。在信的結尾處，兒子突然以父親的語氣，對前文的指控進行了冷酷的反駁。這個想象的父親指出，無論自己對兒子持有何種態度，最終都會被指控為不幸的來源，兒子所控訴的一切「恰恰證明了我的批評是合理的，只不過這些批評還缺了一條，我忘了批評你的猥瑣、諂媚還有你寄生蟲一樣的人生，如果我沒看錯的話，你寫這封信不過是為了寄生在我身上」。在此處，兒子透過想象的父親，對自己的痛苦做出了完美還擊，信在這個意義上也變成了一種想象的對話，這段對話結束於兒子最後的表態，他接受了父親的反駁，並把這樣的反駁稱為一種「修正」，「或許在真實中，事情並不像我列舉的證據這樣環環相扣，……但是你的反駁是一種修正，這是我自己無法也不願在細節中做出的修正，我認為，透過這樣的修正，才能獲得那種無限靠近真實之物」。
這個晦澀的對話體結尾，展現了【給父親的信】作為文學文本的自足性。雖然卡夫卡在給女友的信中談到，這封信的「明確目的」就是緩和自己和父親的關系，但書寫在事實上最終走向了封閉的自我對話。現實中的赫爾曼·卡夫卡只接受過一般的讀寫教育，對兒子的作品毫無興趣，很難想象他會有足夠的耐心讀完這篇冗長的信，並且對兒子隱藏起來的弱點做出致命一擊。卡夫卡代替父親完成了對自己的批判，也順帶揭示了他所有寫作的意圖：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控訴和原諒，而是對「真實」的靠近。 「和父親的關系」是人生的根本素材，兒子只能看到父親的「現象」，他的「回憶和理解力」無法洞察其背後的本質。 而他對父親所做的完美描述，不過是對素材的某種拼接方式，這個拼接越「環環相扣」，就越不符合「真實」，因為「真實」是無法獲得的，只能不斷接近。而父親的有力反駁，擊潰了兒子的證據鏈，將他再次推向那些「自己無法也不願」修正的細節之物，並因此更加靠近真實之物。
父與子的對話也讓這封信的意義發生了匪夷所思的倒轉，兒子的痛苦、父親的荒誕只是現實的表象，這種表象背後還有一種神秘的合理性，因為只有透過父親的有力反駁，兒子才被推向了更深的自我洞察。在這樣的圖景中，卡夫卡的人生和詩學的交融關系也逐漸顯露：他的人生就像父親身上的開裂傷口一樣，是一種缺憾的存在，這種缺憾令他「握不住任何實在」，只能透過絕對的父親來尋求意義。但他並沒有臣服於父親的權力，而是希望透過理解父親的矛盾，來洞察某個無法靠近的真實界——超越三個世界之上的第四世界。這個真實世界是他預設的存在，也是他試圖在寫作中不斷靠近的終點。這也是一個悲哀的假設，因為真實界必須存在，否則世間不會有那些無法言說的矛盾：權力的愚昧，對生命歷程的非理性熟練，以怨恨為面孔的愛。因此他的哀怨一定是錯誤的，真理必然蘊含在最根本的矛盾之中， 父親的力量必然來源於更高的合理性，而文學的意義就在於和父親進行永遠的對話，不斷揭穿自己對真理的錯認。
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寫過一個故事：一個猶太人想要改信天主教，於是對羅馬信眾的生活做了一番考察，卻發現當地風俗崩壞，修士們毫無虔誠之舉。在目睹了一切後，猶太人不但沒有退縮，反倒立刻更改了信仰，理由是：如果這樣的墮落也可以維系，只能是因為它的合法性在天上。卡夫卡對「真實」的預設，和薄伽丘這個故事的邏輯是相似的，看不見的「真實」是對意義喪失的最後挽救，而意義缺失的焦慮，不僅縈繞著卡夫卡的生命，也平等地降臨在20世紀以來的文學中。這種焦慮指向了盧卡奇所言的「先驗的無家可歸」，也指向現代主義的各種形式遊戲。卡夫卡常常被視為一位「無時代性」的作家，因為他的作品似乎暗示了整體歷史的某種純粹結構，但這一說法並不完全準確，卡夫卡在作品中苦苦尋找那第四個世界，更像是20世紀對絕對真理的悲劇性想象。 在一個特殊的點上，卡夫卡不同於很多作家：他沒有把目光投向父職缺席的崇高空白，而是持續註視著隕落為凡俗之軀的父親。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24年第18期。丁君君，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學院文學教研室主任，【德語人文研究】編輯。研究領域為19世紀德語異聞小說、惡的美學、文化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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