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自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附條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以來，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又再次引發了公眾對於低齡青少年犯罪問題的關註與討論。如何看待低齡青少年犯罪現象？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否能起到有效遏制低齡青少年犯罪的效果？如何處理犯罪的青少年？為什麽少年司法「寬容而不縱容」的理念，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了對罪錯青少年「養肥了再打、養肥了再殺」的養豬困局？
本刊就此專訪了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郗培植。
記者｜劉暢
刑罰的局限
三聯生活周刊：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涉及2020年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條調低最低責任刑事年齡的法條。該法條規定，對於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他人嚴重殘疾的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追究其刑事責任。該如何理解「核準追訴」？
郗培植： 對那些孩子追究刑事責任既需要主客觀方面綜合評價其情節惡劣的程度； 也要求在程式上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 核準追訴程式需要基層檢察院上報最高檢，核準追訴後由追溯檢察院訴至管轄法院，最後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罪量刑。 目前來看，核準追訴程式尚沒有明確、統一的司法解釋。
就這次邯鄲初中生殺人案而言，根據目前披露的資訊，比如初中生前期預謀、曾兩次挖坑，初中生在事後曾對受害者家人撒謊等情節，我認為這個案件大機率最終會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
三聯生活周刊：調低最低責任刑事年齡，對於低齡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是否有遏制作用？
郗培植： 根據公開數據來看，中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的未成年人2020年為54954人、2021年為73998人、2022年為78467人，調低最低責任刑事年齡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數量不降反增。可見，僅從數量來看，刑罰威懾對於未成年人犯罪來說意義不大。
2020年調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在我看來，當時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立法準備並不充分：一方面是當年大連少年殺人案激起公眾普遍的憤怒，一方面是公眾對孩子「早熟」的認知偏差。 據我觀察，「熊孩子」「小惡魔」的稱號越來越普遍，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社會對未成年人的包容度正在降低，它背後的社會心理是，公眾覺得孩子在網路時代接受知識多，懂事、成熟得更早。
但僅知道更多知識，而非更早為自己行為負責，這並不意味著更早成熟。 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看，現在的年輕人工作、結婚、生育的時間逐漸推遲，我的感受是他們成熟得更晚。從當前中國的法律體系來看，低齡未成年人即使被判處刑罰，他們在未來也終將回歸社會。
三聯生活周刊：您提到大連13歲少年殺人案，這個案件中施害的未成年人後來怎樣了？目前法學界對這類極端惡性案件中的施害和受害雙方的當事人有追蹤和評估研究嗎？
郗培植： 目前法學界對於這樣個案的跟蹤研究還是比較缺乏，這需要深入的研究。這也是今後實證研究需要重點關註的方向之一，希望能夠得到有關地方和有關部門和當事人及其家屬的支持。
三聯生活周刊：正如您前面提到的，最高檢和最高法這幾年公布的數據裏，未成年人犯罪的數量在上升，年齡也有呈下降的趨勢，比如，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至2022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從2018年的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的8700多人。怎麽看待這一現象？
郗培植： 近年來，未成人犯罪案件數量出現反彈，犯罪年齡呈現低齡化趨勢，這一現象值得關註。但在所有未成年人犯罪中，嚴重暴力犯罪往往是零星發案，並不具有規模性，但又被輿論集中關註，給人留下低齡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很嚴重的印象。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的數量上升，的確是近年來需要值得警醒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對於這樣一種現象，我們需要的社會綜合發力、綜合治理，因為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家庭監護缺失、學校育人偏差、有責機關執法不嚴、網路世界引導、經濟發展下行等因素。要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單用刑罰這單一手段很難起到一錘定音的社會效果。
罪錯少年
三聯生活周刊：上一次公眾如此關註未成年人事件，恰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至12周歲之前的大連13歲少年殺人案。法學界如何看待低齡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
郗培植： 在少年法領域主流的觀點都認少年犯罪與其說是「罪」（crime），我們更傾向於用「罪錯」（delinquency）的概念。而面對罪錯少年，目前法學界的基本主張是「提前幹預、以教代刑」，以達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每個人的成熟需要過程，從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上看，一個人大腦中負責決策和情緒管理活動的前額葉，到青春期結束後才能成熟。這意味著少年雖然具備了一定的辨別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但不能像成年人一樣嚴格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單純施以刑罰不能完全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另一方面，從以往大量的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案件報道與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極端惡性事件不是突然發生的。 這些罪錯少年先前大多做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規定不良行為甚至嚴重不良行為，但家庭、學校、公安機關的前端幹預與教育矯治並不充分，罪錯少年在不良事件中得到了「正向激勵」，進而升級實施犯罪。 像邯鄲殺人的初中生還在義務教育階段，家長、學校是否對於這些學生此前的不良行為有過有效的批評教育，目前也不可知。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父母是管教孩子的第一責任人，而不論是此次邯鄲初中生殺人事件，還是大連少年殺人案，我們發現都存在父母監護缺位或監護不當。加之我們國家兒童福利制度發展相對滯後，對家庭、學校、司法的社會支持力度不夠，造成了管教的空白地帶。
此外，資訊網路化社會中的不良資訊，也對未成年人的健全價值觀和健康心理，以及交友等產生負面影響。 我們在相關調研報告中發現，在一些未成年人喜愛的短視訊平台或遊戲平台上，當一個未成年人設定自己的地域、中職背景資料後，平台會定向推播本地區的一些軟色情或軟暴力內容。尤其是很多未成年人在這些內容下面的留言區中結識，彼此成為朋友，甚至發展為犯罪團伙。
孩子的問題往往是家庭和社會問題的對映，面對現代社會如此復雜的多種風險，其實各方對於此類案件的發生都有一定的責任，這樣的案件是受害家庭的悲劇，其實也是施暴未成年人的悲劇，更是全社會應當反思的悲劇。
三聯生活周刊：家長的監護失職如何問責？
郗培植： 近期報道的在美國發生一起少年槍擊案中，槍手的父母被判刑，引起社會關註，部份網民呼籲追究邯鄲行兇少年父母的刑事責任。但在美國的案件中，行兇少年本身患有嚴重精神障礙，其父母在明知孩子有精神障礙的情況下，還送給他槍。從法律角度看，其父母具有嚴重過失，所以被判處了刑罰。單純監護失職，孩子犯罪，不論中外都很難讓家長承擔刑事責任，現代刑法貫徹的是罪責自負原則，而非「刑事連帶責任」。
在中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進法】等法律都對未成年人家長的監護職責進行了細致規定。（如【家庭教育促進法】第四十九條更是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存在嚴重不良行為或者實施犯罪行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正確實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根據情況對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並可以責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民法典】也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從此可以看出，對於家長的問責是從民事賠償到行政處罰展開。 但更加需要關註的是，中國當前的家庭教育指導、強制親職教育制度缺少規範化的實施細則，執行主體、教育內容、效果評估都沒有具體規定，實踐效果大打折扣。
三聯生活周刊：罪錯少年面臨家庭、學校、社會、司法系統失職或失能問題，但每一方的責任邊界看起來又很宏大泛化，難以具體追責，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每當類似的惡性事件發生時，其實相當於是受害人也在為這種整體的失職承擔後果？
郗培植： 在我看來，從更深層來看，受害人的確承擔了社會失職的所帶來的後果。法學界都普遍接受「最好的社會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進一步來說，「最恰當的福利政策就是最好的社會政策」，犯罪問題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問題背後對映出的是一系列社會問題，社會問題解決得好，犯罪就會少，對於未成年人犯罪更是如此。
比如嚴重的欺淩行為、犯罪行為大多發生在孩子上下學途中，或是周末脫離父母監護的時候，在很多社會福利國家，要求低齡未成年人不能脫離父母的監護，比如要求孩子上下學途中必須由父母接送，或是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把孩子送到小區門口，再由家長接走。像中國把強奸幼女罪的「幼女」定在14周歲，那是不是14周歲的孩子就不應脫離父母監護，享受類似的福利保護？但中國目前缺少類似的「無縫監護」制度的設計。
以教代刑
三聯生活周刊：人是個體性的，發育也是個體性的，這是很多民眾對單純以年齡線來劃定懲戒責任的疑問，您從一個專業人士的角度，會怎麽解答這種疑問？在其他國家，一般是怎麽處理這一問題的？
郗培植： 每個人的發育和成長都具有唯一性。但在處理每個人的個性與社會規範關系的共性時，盡管個體差異顯著，法律和社會規則仍需要對群體行為進行一定程度的概括和統一，因此，我們的法律考慮到了不同年齡階段的發育狀況，設計了與不同犯罪型別對應的刑事責任年齡。
回歸到個案，在國外有專門的少年司法體系和少年法院，是獨立的「成人-少年」二元刑事司法體系。少年司法擁有特殊理念、特殊立法、特殊機構、特殊程式、特殊處理措施。與少年法院配套的是系統的保護處分措施，以及各級少年院。不論少年觸犯法律的行為是什麽，統一被視為「罪錯」，均由專門的少年審判機構管轄。為實作少年司法的康復目的，確立了觀護制度與之配套。觀護人需要對孩子進行調查、代表孩子利益出庭、根據法官要求向法院提供情況和幫助、按照法院指示在審理前後照料孩子。因為有【少年法】的制度作為緩沖，少年法院仍首先會做審查，極少有放棄管轄權的情況，刑事責任年齡對實際的司法影響不大。
如果未成年人犯罪尤為嚴重，【少年法】有「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少年法庭放棄管轄權，剝奪「未成年人」的身份，將其納入成年人的刑事司法體系判決。如今有人呼籲中國也采用這個規則，但這一規則存在的法律前提獨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如果直接拿來套用，會走向為了純粹懲罰而「借鑒」的片面學習思路。
三聯生活周刊：那回到中國的刑事司法體系，自2020年調低最低責任刑事年齡的議題出現在公眾視野，完善教育矯治舉措的呼聲也同時出現，後者近些年來有什麽進展？
郗培植： 實際上，在2020年刑法修訂的同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在同步修訂，而預防法關註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便是管理教育措施、矯治教育措施、專門教育措施、專門矯治教育措施等保護處分制度的體系化構建。【預防法】的修訂體現了「罪錯行為法定」「教育矯治法定」的基本立場，這便意味著不同型別的罪錯行為要準確、有梯度的配置矯治措施。
回到大連、邯鄲這一系列的惡性案件中，將這些未成年人送入專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十分必要。 但再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勞教制度的廢除，對於罪錯少年的收容教養缺乏場所，有過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沒有地方送去矯治，工讀學校在後來的開發中也走向了萎縮。 因此，中國少年司法「寬容而不縱容」的理念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了對罪錯未成年人「養肥了再打、養肥了再殺」的養豬困局。
【第二十條】劇照
針對上述問題，【刑法修正案（十一）】在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外，涉及了專門教育制度對收容教養制度進行改造，將專門教育體系融入國民教育體系。近年來，在全國範圍內專門學校從此前的不足百所，上升到如今的200多所。有過嚴重不良行為的孩子可以在專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
不過，目前專門學校、專門教育制度建設還在完善之中。一方面對嚴重不良行為的法律規定很寬泛，從小偷小摸到殺人放火都是嚴重不良行為，甚至現在社會上要把有不良行為的孩子也送到專門學校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但是很明顯，不良行為有些透過家長家庭和學校教育就可以糾正，而即便同樣是嚴重不良行為，把小偷小摸和殺人放火的孩子放在一起不合適。
因為嚴重不良行為性質、程度的不同，教育矯治措施是不同的，每一類罪錯行為都需要精準矯治，不能「殺雞用牛刀」；將這些孩子放在一起，外界可能會為這些孩子貼上一樣的標簽，讓其更難回歸社會；而且這些孩子可能會「交叉感染」，彼此交流犯罪案件、犯罪手段，甚至成為「好朋友」，邀約今後出去再一起從事罪錯行為，原本不良行為程度較輕的孩子，反倒可能被帶壞。
因此，專門學校需要分級建設。 我們希望社會危害性輕微的孩子能夠更加以教育為主，給予他們更多時間管理上的自由，對於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孩子，應該送入到有更強矯治色彩的高級專門學校。另一方面，專門學校的課程還沒有統一、系統的設定，許多專門學校還是以教授基礎知識和一些技能為主，心理輔導之類的教育、治療還不夠。我們希望未來專門教育能夠系統地實作「以教代刑」的目的。
三聯生活周刊：從防範青少年犯罪的角度看，防範措施有沒有一些進展？
郗培植： 從防範一般犯罪的角度看，中小學階段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在不斷完善。以前的法治教育沒有具體的教授方式和教材，針對不同學齡段的孩子該如何教育也沒有細致的劃分。這兩年來，這些問題在改進。 一些東部發達地區有比較好的進展。比如，上海對於校園欺淩，學校裏會印發應對校園欺淩的學生手冊和家長手冊。在學生手冊中，會告訴學生如何預防欺淩，如果遇到欺淩該如何應對。在家長手冊中，會告訴家長如果孩子向家長報告了欺淩的情況，家長該如何處置。如果家長發現孩子異常，該如何跟孩子交流，如何教孩子應對欺淩，如何安慰孩子。
【罪途1之死亡列車】劇照
除此之外從2019年開始，在大連13歲少年殺人案發生前後，全國的中小學校就已經開始推行法治副校長的制度。各地區的檢察官、或是民警，為了增強法律的威懾力，到當地的中小學擔任法治副校長，在學校裏授課、以案解釋，對學校裏的不良行為做訓誡，介紹2021年已經寫入【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侵害未成年人強制報告制度（強制報告要求國家機關、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學校和教師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臨其他危險情形的，應當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關部門報告）。法治副校長在一些地區起到了震懾的作用。 但目前全國的整體水平參差不齊，還待進一步落實。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排版：初初 / 稽核：楊逸
招聘｜實習生、撰稿人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
本文為原創內容，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 歡迎文末分享、點贊、在看三連！ 未經授權，嚴禁復制、轉載、篡改或再釋出。
大家都在看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