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在清代被譽為「東方芝加哥」，為什麽說是張之洞的功勞？

2024-07-05歷史

本文約 7000 字

閱讀需要 18 分鐘

論及全國的省會城市，武漢是十分獨特的存在。在政治上，它是反帝反封建革命首先成功的城市，短暫做過首都和直轄市。在地理上，它的交通條件十分便利，「九省通衢」的座標位置讓它牢牢把控東西和南北交通大動脈的關鍵環節。從經濟上來說，它是近代中國工業化的標桿城市，早在20世紀初就已打下良好的經濟基礎。而真正奠定武漢近現代的特殊地位、開發武漢發展潛力的人物，首推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張之洞。

張之洞主政期間，是如何將武漢建設為聞名中外之「東方芝加哥」的呢？

洋務運動的冉冉新星

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敗給英國人，簽訂了【南京條約】，開始走上喪權辱國的道路。1851年，洪秀全等人發動太平天國起義。1860年，英法聯軍攻破北京城，鹹豐皇帝逃往熱河後去世，清廷又被迫與英法俄三國簽訂了【北京條約】。日益深重的內外矛盾和統治危機，使得清廷當中的有識之士開始重視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的重要性，開啟了大規模的洋務運動。

張之洞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歷史舞台。他於同治二年（1863）的殿試高中一甲第三名而入翰林院，成為京官中的七品銜編修，此時他年僅26歲。早年的張之洞是一個以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儒家信條為人生綱領的清流，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擔任學政、副考官等主管教育的官職，請名儒為師，親手撰寫規訓教導士子如何讀書就學、修身養德。如果是在沒有西方列強入侵的古代，張之洞大機率會成為一個標準的治學名臣。

當張之洞開始接觸實際政務時，他的世界觀開始發生改變。1879年，清廷派左都禦史完顏崇厚赴沙俄，就索還伊犁一事進行交涉，沒想到崇厚與沙俄簽訂【裏瓦幾亞條約】，將伊犁周邊的土地都割讓了出去，使得伊犁面臨隨時被侵吞的危險。張之洞得知後，向朝廷上【熟權俄約利害折】【詳籌邊計折】，堅持整修武備，暫緩簽訂條約，同時必須治崇厚的罪。他的分析頗有見地，被兩宮太後召見，特許其隨時赴總理衙門以備咨詢，會同張佩綸、陳寶琛等人共同起草籌兵籌餉、籌防邊備的奏折。

雖然是清流派首領，張之洞仍講究經邦濟世的實踐學問。1881年，張之洞被清廷任命為山西巡撫。當時的山西是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丁戊奇荒（一場旱災饑荒）讓山西人口和經濟損失慘重，土地大量拋荒，外加罌粟種植廣泛，吸鴉片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腐敗墮落的官場不拖後腿就已萬幸，更別提挽救這一局面了。張之洞一上任便大力整頓吏治，裁汰冗員，制定嚴格的考核制度，扭轉山西官場的不正之風。他走到田間地頭查訪山西民情，出台免稅政策吸引流民回鄉耕種，迅速恢復山西的農業生產。在鴉片問題上，他一方面幫助種罌粟的人改種農作物，另一方面設立戒煙局，幫助毒癮者戒煙。此外，他還仿效之前擔任各省教育主官的經歷，創辦令德堂培育士子，選拔人才。

在主政山西的過程中，張之洞接觸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山西刊行【救時要務】等小冊子，舉辦了多場關於儀器、車床、縫紉機和單車的展覽及操作表演。張之洞親身體會到西方技術的先進之處，再加上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在各地興辦洋務，張之洞也準備在山西建設洋務局。不過還沒等付諸實施，1883年中法戰爭在越南打響，張之洞上疏請求加強防禦，全面備戰。清廷召張之洞入京謀劃戰事，隨後派張之洞南下擔任兩廣總督，全面負責對法戰事。張之洞在這場戰爭中認識到興辦洋務的緊迫性。他在廣州試辦了水陸師學堂，廣東制造槍彈廠等，不過都因各種原因沒有取得明顯的成效，但好在因此進一步加深了對西方工業社會的認識。

1889年，張之洞奏請修建從盧溝橋到漢口的盧漢鐵路（即京漢鐵路），溝通南北交通，「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清廷認為這個主意很好，批準實行，由直隸總督負責鐵路北段，湖廣總督負責鐵路南段，並且調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在離開廣東時說：

「就外洋富強之術統言之，則百工之化學、機器、開采、制造為本，商賈行銷為末。」

從此，清末洋務運動的一顆璀璨新星冉冉升起。

建立全面的近代工業體系

張之洞在湖北的洋務運動，起點並非盧漢鐵路，而是眾所周知的漢陽鐵廠。在到任湖廣之前，張之洞已經有了創辦近代鋼鐵企業的謀劃，並且籌集款項向外商訂購裝置。他認識到鋼鐵工業是近代已開發國家的支柱產業，有足夠的鋼鐵就能建設足夠多的槍炮、鐵路、火車、軍艦等等，奠定富國強兵的基礎。

一般來說，修建大型鋼鐵廠要麽靠近煤礦，要麽靠近鐵礦，可以節省成本。張之洞為方便督查和鋼鐵運輸銷售，選擇在督府所在的武昌城附近的漢陽大別山（龜山）建廠。這裏離大冶鐵礦相距超過一百公裏，再加上辦廠各項費用超過預期，高昂的成本讓張之洞左支右絀，四處化緣借貸，終於在1894年建成了煉生鐵廠、煉熟鐵廠、造鐵貨廠、造鋼軌廠等廠房，開始進行高爐煉鐵。

漢陽鐵廠是亞洲第一家大型近代鋼鐵聯合企業，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鋼鐵聯合企業八幡制鐵所早7年。美國駐漢口領事稱：

「這企業是迄今日為止，中國以制造武器、鋼軌、機器為目的的最進步的運動。」

【東方雜誌】也刊載了西方人士對該鐵廠的評論：

「漢陽鐵廠之崛起於中國，大有振衣千仞一覽眾山之勢……中華鐵市，將不脛而走各洋面，必與英美兩邦角勝於世界之商場。……嗚呼，中國醒矣。」

漢陽鐵廠看似轟轟烈烈，營運過程卻不盡如人意。首先是成本問題，原計劃投入成本為246萬兩，最終卻支出了500萬兩，使得朝野有許多聲音詬病鐵廠靡費甚多。其次是張之洞的決策失誤。一方面，他沒有考慮到煤鐵的質地對於煉鋼爐的影響，讓駐英公使薛福成繞過化驗煤鐵的過程，直接采買不能去磷的英國裝置，導致先後采用馬鞍山和萍鄉的煤都有嚴重的品質問題，最後只得向日本借款300萬元采購堿性配置的機爐，才解決煉鋼問題。另一方面，他用管理官府的思路管理企業，不但沒能發揮企業的創新和盈利能力，反而連年虧損，最後不得已轉為官督商辦。到辛亥革命前，漢陽鐵廠擁有煉鐵爐3座，煉鋼爐6座，年產生鐵約8萬噸，鋼近4萬噸，鋼軌2萬余噸，在那個時代已經是較為巨大的產量了。

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漢陽鐵廠對於其他工廠的示範效應是巨大的。張之洞認為在湖北建立槍炮廠，可以充分發揮漢陽鐵廠的資源優勢和湖北九省通衢的區位優勢，便於生產和運輸到全國各地。在上奏獲得朝廷批準後，張之洞讓主持興辦漢陽鐵廠的蔡錫勇同時主持槍炮廠的興建，於1894年落成，隨後改名為漢陽兵工廠。

漢陽兵工廠建立之初也面臨成本過高的問題，朝廷又嚴令軍工產品不得流入市場，張之洞不得已只能四處借貸和挪用經費維持經營。好在漢陽兵工廠采購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小口徑槍、速射炮和炮彈、槍彈等物資裝置，使得「漢陽造」武器成為當時中國先進好用的武器裝備，甚至在幾十年後的抗日戰爭時期仍發揮余熱。

1895年，清廷在甲午戰爭中大敗，李鴻章在朝中威望一落千丈，張之洞在朝中的發言權不斷上升。於是他再次奏請修築盧漢鐵路。

他提出建立鐵路總公司，「萃四方之商力，註蘆漢一路」，以解決經費問題。然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最後又不得不走到向外商借款這條路上來，於1898年向比利時借款一億一千二百萬法郎。結果比利時在俄、法等國支持下，提出派人「排程經理」等附加條款，攫取了部份路權。

經過多方籌措與賽局，全長1200公裏的蘆漢鐵路於1905年全線貫通。張之洞與袁世凱共同驗收，並改稱京漢鐵路。京漢鐵路連同後來的粵漢鐵路，組成了中國最重要的鐵路大動脈之一的京廣線的雛形。張之洞為此殫精竭慮，終於完成此「他人不願為，且不能為」之大業。

在積累重工業基礎的同時，張之洞著力推進湖北輕工業的發展。當時各地開辦了不少近代機器紡織企業，如左宗棠創辦的蘭州機器織呢局、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都有所建樹。但直到1880年代，華中地區的近代紡織工業仍是一片空白。1892年，湖北織布局在張之洞的主持下建成。產品投放市場後十分暢銷。張之洞在織布局門口題寫楹聯：「布衣興國，藍縷開疆」，華中地區的近代紡織工業肇始發端，甚至一定程度上實作了「略分洋利」的目的。

眼見織布局獲得初步成功，張之洞又開始籌建湖北紡紗局，在抵制洋紗的同時為興辦其他企業積累資金，「既能輔佐布之不逮，兼可協助鐵廠之需要」。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英國訂購紡紗機，又募集30萬兩商股和30萬兩官府撥款作開廠經費。張之洞原計劃建設南、北兩個紗廠。北紗廠1897年建成投產，裝錠5萬，之後成為湖北紡紗局，1899年當年就盈利約五萬金。南紗廠原定裝錠四萬，卻因為資金不足沒有開工。這批紗錠後來張謇用來創辦民營企業南通大生紗廠。

湖北蠶桑業發達，但土法織造的絲綢品質低劣。張之洞派湖北候補道劉保林赴上海考察，用湖北的蠶繭在上海試驗繅絲，發現效果不錯。於是他在1894年底下令建設湖北繅絲局，建成投產後「織工三百人，每日制出上等品三十斤，普通品十八九斤」，其制品全部輸送到上海。除了這些局外，張之洞還在武昌平湖門外建了一個湖北制麻局，僱用了四百五十余工人，產品包括麻紗、粗細麻布及麻袋。它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是「為吾國機制麻業之濫觴」。

總體而言，張之洞在武漢創辦的洋務企業以規模宏大、門類齊全而著稱。

「漢陽之鐵政局，武昌之織布、紡紗、制麻、繅絲四局，規模之大，計劃之周，數十年以後未有能步其後塵者。」

不可否認張之洞在創辦這些工業局時犯了不少好高騖遠、不實事求是的錯誤，導致許多產業沒能盈利甚至虧損，有的不得不被商人接手。但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無論怎樣辦廠都無法真正完全解放其生產力和創造力，這是封建制度和生產關系的本質決定的。

各行各業百花齊放

在興辦官方工業的同時，張之洞還大力扶植民營工業的發展。1896年在漢口開設的燮（xiè）昌火柴廠是當時漢口民營企業的代表，張之洞對其十分重視，批準其獲得十年專利權，並在稅收方面給予優惠。在用水和電力方面，張之洞撥款30萬幫助漢口既濟水電公司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民營公用水電公司，漢口也成為全國最先使用幹凈自來水的地區。其在1908年所修建的漢口水塔，一百多年來都是武漢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張之洞對商業也十分重視。1898年，張之洞設立漢口商務局，鼓勵民間工商業發展，並明確提出「今日阜民之道，自以通商惠工為要策」。1902年，張之洞在漢口蘭陵街創辦兩湖勸業場，內有為三部份：第一部份陳列本省產品，稱為內品場；第二部份陳列外省、外國產品，稱為外品場；第三部份陳列兩湖地區的各種礦產及農副土特產品，稱為天產內品場。這種勸業場實質上是一個商品交易博覽會。張之洞的興商舉措讓武漢的傳統商業優勢進一步發揮，從內貿型的商業重鎮一躍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國際貿易商埠。

在張之洞主政湖北前，漢口在全國四大商埠（上海、武漢、廣州、天津）中雖已位列第三，但進出口額只有數百萬兩不等。張之洞主政13年後，到1903年進出口額已突破1200萬兩，1905年更是突破3500萬兩。1880年，漢口的間接貿易進出口最高只達到4200萬余兩，而1899年就沖破了6700余萬兩，1904年更是沖破1億兩大關。當時有人評價說：

「漢口商務在光緒三十裏二年間（1905、1906)，其茂盛較之京滬猶駕而上之。」

武漢對外貿易的興盛，與外商進入和投資密不可分。據統計，當時的武漢已「駕乎津門，直追滬上」，成為中國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如果說張之洞的很多工廠實業都辦得磕磕絆絆，那麽興辦武漢的近代教育事業絕對是他最拿得出手的成績。張之洞本人是科舉正途出身，卻在洋務運動中逐漸萌發了改革傳統教育的想法。擔任兩廣總督期間，他試著創辦了廣東水陸師學堂。擔任湖廣總督後，他又用十余年時間在武漢地區創立了比較完整的近代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近代化建設甚至民主革命的人才。

清末洋務運動的教育事業，發端於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隨後京、津、滬、寧等地陸續開辦了少量培養軍事和實業人才的學堂。張之洞作為學政官員出身的封疆大吏，深感：

「不講農工商之學，則中國地雖廣、民雖眾，終無解於土滿人滿之譏矣。」

1891年，張之洞在鐵政局附近開設算學學堂，附列方言、商務兩門。如學生願兼習化學、礦學，可就近往鐵政局見習。1893年，張之洞請求清廷批準設立湖北自強學堂，稱其宗旨為「講求時務，融貫中西，研精器數，以期教育成材，上備國家任使」，開方言、格致、算學、商務等課程。該學堂是湖北最高學府武漢大學的前身。1898年，他又設立以培養外交人才為目標的湖北方言學堂，先於自強學堂內選拔優秀者入學，後招取普通中學畢業生，學習歷史、地理、公法、交涉等課程，分習英、法、德、俄、日語，學制五年。

同年，張之洞以「農務尤為中之根本」請求開設農務學堂，分農桑、畜牧、森林等科，學制四年。該學堂是如今華中農業大學的前身。張之洞還在江漢書院舊址設定工藝學堂，招募日本教習教授理化、機器、制造、紡織、建築各科。這是武漢科技大學的前身，此外，張之洞還開辦了礦業學堂、工業學堂、駐東鐵路學堂、軍醫學堂等，培養各類專業人才。

1900年代開始，張之洞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普通教育階段。在他的規劃下，武漢地區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學堂的教育體系，成為全國第一個建設近現代教育制度的城市。張之洞認為「初等小學為養正始基」，於武昌城內分東西南北四區，建初等小學43所，城外設17所，經費由學務公所支撥。除了公立小學外，對於民間自辦小學教育也是相當鼓勵。

隨著各類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師資短缺的問題又擺在了台面上，於是張之洞開始培養新學教師，陸續開辦了一批師範學堂。1902年，張之洞在武昌賓陽門南開湖北師範學堂。除開設普通中學課程外，又有教育學、學校管理法等。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獨立完備的師範學校，後來成為如今的湖北師範大學。1904年，張之洞撥4萬余兩巨資將兩湖文高等學堂改為兩湖總師範學堂，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就是該學堂的畢業生。此外，張之洞還創辦了湖北敬節學堂、湖北育嬰學堂等。

張之洞還十分註重留學教育。他認為：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

「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

在留學國家的選擇上，他認為「西洋不如東洋」，因為日本距離較近，留學成本較低，日語也比歐美語言更易學會，日本也已經將西學做了東方化的改造，中國學生入學將會更加容易。於是他派出大批學生赴日本學習師範、法律、警察、軍事等學科，以便回國效力。據1907年統計：

「留日學生全國各省共計5400多名，湖北所派學生即有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

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的失敗，讓張之洞深切地感悟到訓練一支強大軍隊的重要性，「練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學」。他多次向朝廷上奏，主張編練不同於綠營和湘淮軍的新式軍隊。1896年起，他開始大規模編練湖北新軍，到1905年，終於編成陸軍第八鎮（兵員一萬余人）、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兵員近五千），同袁世凱編練的北洋新軍並列為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近代軍隊。除了武器裝備更新叠代之外，張之洞還對士兵的文化素質提出要求，多吸收「實能識字寫字，並能略通文理之人」入伍。他制訂的湖北練兵要義，第一條就是「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在那個大多數人都是文盲的年代，50%以上識字率的湖北新軍成為清末文化素質最高的部隊。這支軍隊也受革命思想影響最深，成為後來辛亥革命的主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