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山，限制了湘資、沅澧兩個區域之間的交流，湖南的文化區，以此天然區分
湖南，湘、資、沅、澧四水流域，以資、沅二水的分水嶺雪峰山為界，形成了東、西兩個區域。西部的沅、澧流域，屬於雲貴高原的東緣，東部的湘、資流域，多為江南丘陵，湘水下遊為洞庭湖平原。
「隔山不隔水」，山與水，都足以阻隔人的活動，但對於古時的人們，水上可以有木舟、竹筏，翻山越嶺則要困難的多。甚至，在更多的情況下，河流是交通路線，而不是交通障礙。
地貌，限制了兩個區域之間的交流，而區域內相對便利。湖南的文化區，以此天然地區分。 生活在這裏的人，自商周開始，已有天然的差異。湘資流域，與江西的古越族類似；沅澧流域，與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相近。
以此為人文源頭，湘資與沅澧，各成系統。
而湘資流域，尤其是湘水，長期居於前列。在首都位於北方、與嶺南的交通為南北幹線的時代，湖南是便捷之地，而湘水是便捷的航道。文化，隨著河谷、要道等以最快的速度，向最遠的方向傳播；在交通線附近，則向兩側散開。湘水，就承載了這個速度和方向，也是這個「兩側」的中心線。它的沿岸，得風氣之先，財貨通，人才出；離它遠的地方，氣勢郁結不暢，荒涼僻遠。
天然之外，也有偶然。秦始皇征伐南越，分兵五路，四路在湖南，而三路又在湘水。漢興，與南越對峙，湘水上遊仍是戰略要地，漢代這裏密集的縣級政區的分布，正是這個形勢的反映。此後，湘水流域由此逐步向下遊開發。
循吏，奉公守法的地方官，他們重農宣教、清正廉潔、所居民富、所去民思，自司馬遷【史記】中首創【循吏列傳】，歷代正史均記載了那些對地方發展做出貢獻的州縣官吏。湘水上遊的開化，也得益於一些循吏的教化。東漢時的衛颯和茨充，先後為桂陽（以今郴州為中心）太守。當時的土著，沒有學校和「婚姻之禮」，衛颯和茨充做了移風易俗的貢獻，不到兩年，風俗大變。
湘水中遊，長沙為一方都會，【南齊書】記載這裏「民豐土閑」，是一塊雖然少有富貴之家，但也不憂凍餒的烏托邦似的土地。 唐代，湘水中上遊仍是整個湖南相對發達的地區，劉禹錫覺得瀟湘間「無濁氣」，人們「清慧而文」。
但發達，僅是相對。直到五代以前，長沙也是雜有名為「莫瑤」的少數民族，作為文化區的分異，沅澧流域更未開化，那裏的森林河谷，是更「多雜蠻左」的地方。
南宋，是湖南兩大文化區都有長足進步的時代。興學，可以衡量文化水平的標誌。湘資流域自北宋嶽麓書院興盛後，南宋石鼓書院興起於衡州，而道州因為周敦頤家族的存在，成為耀眼的地方。周敦頤一家有七進士，其本人身後更被推為理學開山祖師，不僅道州有祭祀他的祠，連毗鄰的永州也為之立祠。
當鼎州在宋代升為常德府後，它更具有了沅澧流域中心的地位。它不僅有府學，武陵縣也有了縣學。
元明清三代，湘資、沅澧流域依然保持著各自的分區。所不同的是，沅澧流域一直是下遊較為發達，而湘資流域，尤其是湘水，從之前的中上遊到此時穩定於下遊。在清代湖南建省後，長沙成為省會，更是兩大文化區的中心。
湘資流域的古漁歌，有著自由、舒緩的節奏，好似江闊水深；沅澧流域的竹枝詞，格調哀怨
方言、婚俗、民歌、民間信仰等，可以窺見一個文化區的特色。
湘資區以湘語為主要特征，在靠近江西的地方，流行贛語；而沅澧區，主要講西南官話。
婚俗方面，體現湘資區與沅澧區顯著差別的，是送親。女家送親，代表整個家族，在湘資區，儒家禮制影響深遠，男性承擔了這一責任。而沅澧區的送親，多由母、嫂等女性完成，清代地方誌中記載的龍山「姑嫂」送親，鳳凰、花垣姑娘姐妹、母嫂姐妹送親，都是生動的蠻風遺存。它，是不合儒家禮法的。
民歌，自唐代起稍微明了。「欸乃一聲山水綠」，湘江上遊瀟水一帶的船歌，以其獨有的發語詞「欸乃」而稱為「欸乃曲」。因為沒有曲譜留下，這種民歌已經很難熟知，只能從柳宗元、元結的詩中想見，它們有著自由、舒緩的節奏，曲調悠揚，好似江闊水深。
沅澧流域，竹枝詞是最著名的民歌。劉禹錫學習了【竹枝詞】，並改作新詞，風土人情、男女戀情，成為他詞的主題，武陵蠻俚，都唱他的歌謠。竹枝，這種很有可能來源於巴人的民歌，使沅澧的文化更趨近於西南地區。它們七言四句，大多格調哀怨，所謂「巴人夜唱竹枝後，腸斷曉猿聲漸稀」。
現代湖南，沅澧區有著發達而又形式特別的田歌，而湘資區，或沒有田歌，或有而不發達。
沅澧區的田歌，稱為薅田鼓或茶山鼓，勞動號子與山歌結合，用鑼鼓和鈸伴奏，在山區集體勞動時歌唱。民國【慈利縣誌】用一組押韻的四字句描畫了它的田野之趣，「瑣瑣瑣瑣，數如家常，歌聲鼓聲，咋抑倏揚」，進而農民在田歌之樂中，「樂且未央」。 而更早的同治【芷江縣誌】更形象地還原了它最初的薅草「功能」。農民用腳代替鋤頭，有人「擊鼓為節」，如此徐徐前進，「且行且拔」，「於是蕪草皆盡」。
如果把視野稍微放大到西南地區，這種薅草鑼鼓是廣泛分布的，它只是沅澧區與西南相同的諸多文化特征之一。
民間信仰，深深植根於文化心理。南嶽朝香，是湖南一個很有特點的習俗，信士親身到衡山燒香許願、還願。對某座山嶽的共同祭祀，這，是一種文化上的認同。
宋人戴復古行於湘中水鄉，在一片村醪酒和晚稻香中，遇見吹簫打鼓、遠來朝嶽的信眾，他們並非當地百姓。 朝香者的虔誠也非今人所能想象，那類似於藏民的朝拜。從道光【衡山縣誌】和同治【瀏陽縣誌】可以看到，他們用紅布抹頭，三步、五步一扣頭，「號佛之聲載道」。也有到廟裏，在廊檐長跪，直到一根蠟燭燃完方起身。
在沅澧區，民間崇拜，則一是馬援，一是竹王。
東漢時，武陵郡（今常德一帶）的五溪蠻暴動，馬援率軍征討，起初戰勝，但後來大敗，他本人也染病身死。 但當地居民對他的畏懼，則深深銘刻在記憶之中，成為五溪故地的信仰特征。
唐代劉禹錫在常德，那裏有祭祀馬援的伏波神祠，元代王沂也在「伏波祠畔青楓晚」的時候到來，而且，自入常德，「村裏每立馬伏波廟」，成為該地的特征。清代的辰州（今沅陵），也是「祖每尊盤瓠，祠皆祀伏波」。
竹王崇拜，是來自夜郎故地的古俗遺存。據【後漢書·西南夷列傳】，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帝平定西南夷，殺夜郎侯，但土著崇敬他，請求武帝立其三子為侯，這三子死後成為竹王三郎神。
這種與夜郎族源有關的崇拜，在辰州，在芷江，在乾州（今吉首），衍化出三王廟、百神祠等祭祀，隱隱表現出沅澧流域古民族與夜郎乃至巴蜀的聯系。
長沙與常德，分別為 湘資與沅澧區的中心
長沙，從西漢長沙國都，到南朝湘州治，再到唐代的湖南觀察使治所，長期是湘資文化區的中心。
五代時馬殷割據湖南，長沙為湖南全省乃至桂、粵北部的都會，「中州名家士多歸之」，有「小長安」之號。宋代長沙為荊湖南路治所，「控扼湖廣，號為重地」，「長沙十萬戶，遊女似京都」。 「小長安」，「似京都」，長沙也曾如此張揚。
除長沙外，湘資區的次級中心，衡陽、嶽陽不當遺忘。
湘、耒、蒸三水相匯的衡陽，三國以來即為統縣政區治所，更有南嶽名山在側，吸引文化人物，成為一文化中心。同治【衡陽縣誌】告訴我們，在長沙成為省城之前，商賈都把衡陽作為中轉站，以通廣西，各類商店只把長沙作為子店所在地。
嶽陽，襟江帶湖，總是因這個地理位置成為政區的治所。到唐宋時代，它成為貶謫文人聚集之地，或被貶至此，如張說、滕子京；或遭貶的人往來途經於此，如李白、韓愈、蘇軾。 只是，嶽陽本地文化長期低迷，那些匆匆路過的文人名士們，沒能給嶽陽帶來改變。僅就教育水平而言，宋代它不如平江，明代它不如華容，直到清代後期才成為一個中心，進士人數較多，還有了本土的著名藏書家。
沅澧區最大的中心當推常德。自先秦有黔中郡，東漢置武陵郡，轄沅、澧流域，後世澧水流域也設郡，沅水上遊漸次置郡，但常德一直控扼上遊。明代開發滇黔，常德成為「入滇必由之路」，那些崇尚奢華的人，超越了古代王朝的服飾等級制度，觸犯國法而不顧。而清代後期，入滇的商賈和宦遊人在這萊恩下家眷，市肆交易，甚至可與漢口相比。
常德扼沅水。澧水流域，與此地位相似的，是澧縣。
隋朝將澧水流域統縣政區的中心穩定在澧縣，安史之亂後接收北方移民，「郡從兵亂年荒後，人似開元天寶時」，北方的戰亂，反成為南方超越的契機。甚至，在柳宗元眼裏，江漢以南的州，有十七八個讓他看得上眼的，其中又以澧州為最。 這個被貶永州的落魄之人，難得稱贊一下讓他他萬分傷心的南土。
當明代澧州衰落，成為嶽州府屬縣後，代之而起的，是沅水上遊的沅州（中心在今芷江）。滇黔交通的丁字路口，這是它的優勢；本地經濟水平差，多靠外地人而興旺，是它的劣勢。明萬歷年間將偏沅巡撫設定於此，到清雍正年間，它匆忙中，繁盛了不到兩百年而已。
歡迎關註文史宴
長按二維碼關註
專業之中 最通俗 ，通俗之中 最專業
熟悉歷史 陌生化 ，陌生歷史 普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