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申
宋代是一個發明創造層出不窮的時代。在各式各樣的發明中，固然有異想天開、「腦洞」奇大而實用性奇低者，靠譜好用、廣為流傳者也不在少數。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三項的發明或改良，都與宋人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有學者曾在不同場合反復提議，說中國古代其實有「五大發明」，第五大發明便是紙幣。我想，紙幣能不能躋身幾大發明之列我們說了不算，但它無疑對於宋代以後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紙幣和沒紙幣，對於經濟活動和國家財政面貌的影響截然不同。
公元1024年，北宋官營交子正式發行，從此進入了人們使用紙幣的新紀元。之所以特別強調官營，原因在於交子在官營之前經歷了私營階段。交子是民間智慧的產物，不過人們發明交子的確切日期，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官方史料保存的是官營交子發行的日子。
從私人發明再到收歸官營，交子這張充滿宋人想象力的楮皮紙，經歷了怎樣的人和事呢？
▲ 宋代，中國最早出現的紙幣是＂交子＂。
一、初見紙幣
作為北宋官方貨幣，銅錢的幣值到底太小了。一枚錢重三克多看起來非常輕便，但一枚錢的購買力實在太低。國家財政和大額長程貿易動輒交易額達到數萬、數十萬乃至數百萬貫，所需的銅錢如同山積，單枚錢不重又有何意義？無論銅錢、糧食還是更古老的海貝，中國的古人長期受到常用貨幣難以承擔大額交換媒介的困擾，盡管這個貨幣「落單」時都不算重。
宋朝的蜀地人應該是當時對此感受最深的人群。在全國普遍使用銅錢的情況下，他們日常使用的竟是比銅錢更不好用的鐵錢。
鐵錢的重量倒是和銅錢差不多，可它的幣值就比銅錢要低上不少，更何況銹蝕之後的鐵錢比銅錢更難用。既然鐵錢如此不堪，那麽蜀人為什麽又要選擇它呢？其實不然，使用鐵錢根本不是廣大蜀地民眾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受地理稟賦和宋廷幹預的直接影響。地理上，蜀地向來缺乏銅礦，銅錢產量本不高。而在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拿下蜀地原有政權之後，他深知蜀地的重要性和危險性。所謂重要性，指蜀地經濟發達足以自給，能夠為國家提供大量的人口和財賦資源；所謂危險性，指蜀地與外地交通不便，當地人隨時有「立地為王」的可能性，且當地鄰近吐蕃、大理等政權，他們對於富饒的蜀地自是虎視眈眈。於是趙匡胤宣布將蜀地流通的銅錢全部拉走充實國家財政，代之以鐵錢，由此奠定了四川在兩宋流通鐵錢三百余年的歷史。
可鐵錢實在是不好用，不能夠滿足蜀人正常的交易活動。宋代蜀人抱怨鐵錢難用的記載在史料中比比皆是，但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內他們無可奈何。也許有些「民意代表」找過地方官聊過此事，沒有獲得地方官的任何支持或許諾。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是民間自發的產物。直到後來，交子才被收歸官營，成為國家財政和四川地方財政的重要組成部份。
大商人是發明交子的人。這很好理解。盡管鐵錢如此這般難用，平時很少發生大額支出的一般平民忍也就忍了，大商人則忍無可忍。大約在宋仁宗統治的景德年間，成都地區十六家富商大戶聯合起來，決定用一種名為交子的紙質票據代替鐵錢。他們的方案大致如下：十六家每家都有資格發行交子，互相承認。到底發行多少交子，則定期召開一次碰頭會，大家在會上商量決定。客戶存入鐵錢，十六家富商給予代表相應貨幣數額的交子；客戶若有需要，也可以手持交子換回鐵錢。而無論存錢換交子還是用交子取錢，客戶都需要交納手續費。每張交子不設定面額，根據客戶存錢數量臨時書填。
從這個運作方式看，十六家富商大戶設計的交子還稱不上紙幣，和現在的匯票倒是更為接近。交子的發明，仿佛讓四川商人找到了做生意專用的火箭助推器。此舉極大解放了富商大戶的交易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原本需要用車拉、用人肩扛的一串串鐵錢，現在只要幾張薄紙就可以取而代之。不用攜帶大量鐵錢，商人們活動的範圍也擴大了不少。成本低了，業務廣了，論誰都開心得不得了。
二、暗藏隱憂
這十六家富商大戶本就是成都地界中的「地頭蛇」，家大業大、資本雄厚，由他們合夥組織交子運作再合適不過。這樣別出心裁的發明、如火如荼的業務卻也暗藏隱憂。
十六富戶遇上的第一個問題是官府到底支不支持。在當時的財政體系下，交子實在是過於離經叛道，和官方的貨幣政策並不相容。甚至交子發行得越紅火，鐵錢的境遇就越淒慘。假如人們紛紛棄用鐵錢，蜀地官府還如何開展財政活動和管理社會經濟呢？
發明創造的出彩當然很重要，獲得官府背書在當時的環境下則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觸怒了當地官方，繈褓中的交子大概要被扼殺在搖籃之中了。
十六富戶決定去試試。
他們的談判物件也是成都的「長官」，很可能名叫張詠。一些宋人把交子之父的名頭安排在了張詠頭上，不少當代人繼承了這個說法。可是張詠的家人並不這麽看。張詠去世之後，他的家人按照當時的慣例請人為張詠撰寫墓誌、行狀等文章回顧他一生的經歷和成就，可沒有一篇文章談到是張詠發明了交子。如果張詠果真是交子之父，而他的家人竟不寫明，著實是不可理解。交子的重要性並非只受到當代人重視，宋人也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改善了蜀人的經濟處境，又為國家財政立下汗馬功勞。因此，張詠大概真的不是交子之父。畢竟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交子這樣一個頗為成熟的成果，更有可能出自十六久經商場洗禮的富戶之手。
張詠就任成都長官的時間，倒是和十六富戶創造交子的時間基本吻合。
第二個問題來自內部，十六家富商大戶經營得靠不靠譜。
商人對於錢，看得最開又看得最緊。所謂看得最開，指商人比常人敢於花錢、敢於借貸，敢於挑戰常人瞻前顧後甚至避之不及的領域，一旦成功便利潤無窮。所謂看得最緊，指商人對於資金風險的嗅覺遠遠強於常人。稍有不利的風吹草動，他們撤資避險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
交子的執行便是這樣。眾人覺得有利可圖便蜂擁而上，敲鑼打鼓、熱熱鬧鬧地表示支持；一旦運作過程出現些許裂縫，大家紛紛拋棄，很快使大廈傾倒。
一開始，十六富戶的經營是靠譜的。他們本來就是成都地區最具財力、生意做得最大最強，又最願意「搞發明」的大商人。他們聯合起來經營交子，還透過承擔更多公共服務的形式說服了地方官，聽起來就打動人心，讓人對交子這樣新事物躍躍欲試。借著十六富戶的財力、名聲，加上輕薄的紙張的確比笨重的鐵錢好用不少，交子一開始順風順水，口碑一傳十、十傳百，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然而，富戶們沒有那麽老實，而且沒有一家富戶把經營交子作為主業。所有交子營運者都是先把其他生意做大，以其他生意為主業，再經營交子以求錦上添花，獲得更強的商業影響力和主導權。
民營交子營運過程中遭遇的最大問題是兌現。人們信任交子，歸根結底是信任這十六富戶，相信他們有足夠的財力，和足夠的誠信能夠隨時、足額兌現客戶的存款。據一部叫做【宋朝事實】的宋代史書記載，有一次許多交子持有者聽到了什麽不好的風聲，紮堆要求兌現，而某些發行者竟然閉門不出，這些交子持有者只能聚眾抗議要求不負責任的發行者必須兌現。後來官府派人交涉，最終發行者承諾兌現，卻遠比當時民眾存入的鐵錢數少得多。交子持有者為了減少損失，不得不答應，獨自吞下虧本的苦果。這樣看來，某些發行者的兌現能力相當差，要是交子持有者聞風而來造成擠兌，後果不堪設想。
我想交子發行者無法應對擠兌一事，至少說明一好一壞兩個問題。
首先是好的方面。按照人們講述銀行金融業發展的一般脈絡，銀行發行的票據經歷過三個階段。先是票據金額與銀行存款數量完全對應的階段，再是票據金額高於銀行存款數量的階段。後者表示銀行家們認識到存款持有者幾乎不會同時持票據要求兌現。與其把存款放在倉庫中積灰，不如只保留日常經營和避險所需的部份，把暫時用不著的大部份拿出去放貸，或投入其他有利可圖的經營活動。交子出現擠兌問題，說明發行者的意識已經達到了第二階段。而當時甚至南宋和後代的許多文士、官員仍然鼓吹發行票據和紙幣需要100%準備金。交子發行者畢竟沈浮於商海，比那些不懂得實戰的人看得透。銀行發行票據的第三階段就更晚了，也更難以被人意識到：其實可以先有貸款，再有存款。你以為銀行發放貸款的基礎是存款，其實銀行放貸壓根不需要存款。這當然是後話。
其次是不好的一面。擠兌，無非說明發行者的意識到位，但制度尚未設計明白，難以規避經營不善和人心浮動。更要命的事我在前面已說過，十六富戶沒有一家把交子作為主營業務。宋代史料也多指明發行者經營不善、無法兌現是導致私營交子崩潰的直接原因，「既久，而或不能償，民訟不已」，「尋亦貲衰不能相償，爭訟數起」之類的說法並不鮮見。交子發行成功固然能為發行者贏得利潤，可發行者其他產業的衰敗，則會要了交子的命。因此，經營交子得到的收益必然不會穩當躺平，被挪用到其他產業再正常不過。時過境遷，曾經的富人因經營不善跌落谷底，他們發行的交子也就從人人樂見變成人人喊打。
更何況，私營交子發行者和持有者的權利、義務不對等。發行者無需準備本錢，無需定期公布財務報表，僅以自己和另外十五戶的名聲作為信用支撐。他們只需要掏出印刷成本（甚至印刷成本也不完全由他們出，客戶存錢換交子時需要繳納手續費），完成官府交待的事項便可以從事這一本萬利的生意。持有者卻需要拿出真金白銀才能得到交子，還沒有辦法約束發行者留存足夠用於兌換的鐵錢，他們無從得知自己的財富是否被人挪用。一旦發行者的經營狀況陷入困境，交子持有者便面臨賠付無門的窘境。
三、整頓改造
私營交子的營運充分證明，僅憑借十六富戶的財力、名聲和較為簡單的營運方式，無法讓私營交子長期穩定發行流通。類似擠兌的惡性金融事件時有發生，原本被官府不管不顧的交子再次進入地方官的視野。
像張詠那樣的開明宋代官員畢竟是少數，多數人對於民間自發營運的新事物，特別是要與朝廷發行的貨幣分一杯羹的交子抱有懷疑甚至反對態度。從發行的第一日起，反對的聲音就從不缺乏。當交子陷入泥潭之時，反對聲浪便呈現出壓倒性的優勢。其中決定性的聲音，來自益州知州寇瑊。
寇瑊上任沒多久就開始著手平息民間交子的混亂事態。他采取「先斬後奏」的處理策略，基本解決問題後再呈報皇帝，並請求禁止民營交子。寇瑊在寫給皇帝的報告中稱：
臣到任，誘勸交子戶王昌懿等，令收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還人上錢了當。其余外縣有交子戶並皆訴納，將印卓毀棄訖。乞下益州，今後民間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鋪。
這段報告中出現了一個關鍵的姓名——王昌懿。此人被寇瑊點名，估計是十六富戶中最具代表性者，不是領頭羊，就是處理擠兌事件最不利、造成影響最惡劣者。寇瑊對王昌懿的態度很不客氣，幾乎可以說是采取「斷然手段」：交子鋪不許開、印章查封、交子不許發行。而即便沒有新的交子流通出去，王昌懿等人也從寇瑊上任之初到「今年春」才把客戶的錢還得七七八八。寇瑊既然如此向皇帝報告，表示他認為王昌懿等人還錢的周期絕不算短。
解決完了成都城內的麻煩事還不算完，外縣的交子鋪也沒能幸運躲過寇瑊的打擊。這位對交子無甚好感的地方官同樣下令把外縣交子鋪的印章毀棄。而他最終的目的則是請求皇帝批準，益州民間今後再也不許如之前那樣設定交子鋪。
茲事體大，讀罷寇瑊的報告，遠在開封的中央決策層沒有輕易決斷，而是請益州路轉運使張若谷和益州知州薛田商議後共同定奪。值得註意的是，益州知州已不再是寇瑊，薛田在寇瑊報告「走流程」的過程中走馬上任。作為報告撰寫者的寇瑊，無法進一步落實自己的意見。
張若谷和薛田對於交子的看法比較積極，不同意寇瑊提出的封殺措施。二人深入分析了鐵錢和交子的特點，指出鐵錢實在不便於街市交易，而「交子之法久為民便」，不可因噎廢食。既然民營交子問題重重，不如收歸官營，由官府出面認真地建立一套交子制度。
張若谷和薛田可謂有備而來，二人甚至對交子制度做了一番規劃設計。這就比只說民營交子問題重重，把交子鋪都關停，再也不允許交子民營的寇瑊報告留下了更多切實可行的操作余地。他們提議大致沿用民營交子的基本制度，向統治者建議由什麽級別的官員主管交子業務，配置哪些副手。官營交子的形制，也依民營交子的尺幅，蓋上益州官印。允許民眾舉報民間偽造者，獎勵小鐵錢五百貫。犯人接受刑罰後，驅逐到使用銅錢的區域。
張若谷和薛田的報告引起了決策層的深思。統治者又叫益州隔壁梓州的提刑王繼明與薛田、張若谷再討論一番。討論的結果沒有變化，官營交子板上釘釘，發行制度則進一步細化。
三人的報告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確定官營交子的負責部門。他們請求皇帝允許讓有關部門鑄造一方「益州交子務」銅印，派人送至益州後供全新機構「交子務」使用。印刷交子時還需要蓋上益州觀察使的銘印。
關於如何營運官營交子，三人報告的意見與張若谷、薛田報告的結論一致，即沿用民營交子之法。發行交子，首先要有人到交子務存錢；同樣的，回收交子也需要持有者將交子送回交子務，換回之前存入的鐵錢。所不同的是，支撐民營交子的是十六富戶的財力與信用，而支撐官營交子的則是益州官府乃至朝廷的財政儲備和信用。從一般的認識看，後者的背書效力要比前者強不少，為官營交子長久營運打下良好基礎。
不過，官營交子發行不久便脫離了張若谷、薛田和王繼明的設計，發行機制與民營交子拉開了巨大的距離。官營交子和其他宋代紙幣逐漸與鐵錢、銅錢等金屬鑄幣分離，成為獨立的流通貨幣。人們驚訝地發現交子務幾乎不再兌現交子，只是讓人們每三年按期將舊交子換成新的。而雖然大多數人沒法兌現，可交子依然執行良好，不兌現不是多大的問題。僅有那些與官府有特定貿易往來的大商人，才能透過特定渠道兌現交子，普通人根本接觸不到這種「高端」渠道。
既然交子不再必須透過存錢才能獲得，且已成為流通貨幣，它流通的深度和廣度便大幅超越民營時期和按照民營之法發行的官營前期。從宋朝官方運作紙幣的方式看，被許多文士推崇的100%準備金率的確毫無必要，甚至為發行紙幣儲備本錢這件事本身就沒有必要。誰規定只有錢才能拿來支撐紙幣幣值？辦法有的是，看你想不想找、找不找得到。至於國家透過什麽東西、什麽制度支撐紙幣幣值，則是另一個十分復雜的話題。宋人透過反反復復的試驗和試錯，找到了獨具特色的新道路，值得今人為探尋新道路的奧妙多加研究。
統治者同意了三人周密的方案。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廿八）日，也就是公元1024年1月12日，「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官營交子正式誕生，至今一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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