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早朝缺席文武官員1160人……原來古人也不喜歡早八

2024-07-16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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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頃刻有滯於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這是朱厚熜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對群臣說的話。意思有二：一是我沒耽誤軍國大事，二是上朝沒啥用。

很明顯，嘉靖帝在表達上朝和勤政沒關系，上朝就是浪費時間。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後，自己親自處理政務，上朝就是皇帝透過現場辦公解決事務。這一制度基本堅持了下來，所以在明代文人的傳播中，上朝與皇帝親理政務漸漸就掛鉤了。

這就出現了一個疑惑：為什麽皇帝會否定近乎作為祖制的上朝？

靠兒子的勞模

明代的朝會制度是在朱元璋時期確定的，一般包括禮儀性質的大朝會、每天堅持的早朝、緊急或突發事務的晚朝（隨時開）。大朝會規格高、重在禮樂，政治意義居多；早朝，屬於朝廷例會，皇帝現場對朝臣作出答復，現場辦公，重在內容。

朱元璋時期，早朝地點在太和門。一大早，幾千個京官即起床準備上朝，在天亮前就在午門等待，等午門開啟後相繼進入宮城。會上，各部、府現場上奏，由皇帝進行裁決，會後各部門按照皇帝的意思辦理文書。這樣做的好處是官員們可以直接和皇帝溝通，效率比較高，而且其他官員也知悉朝廷事務，對於官員成長是有幫助的。不得不說，這套制度在一定基礎上是能發揮作用的。

但這對人的要求比較高：一是具備現場裁決的能力和威望；二是具備每天上朝的精力；三是對官員要求比較高。

對於第一點，明初的皇帝沒有問題，尤其是朱元璋「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第二點，可以由太子負責自己的日常事務。

自從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後，各種文書、會議都向朱元璋集中。洪武十七年（1384），給事中張文輔給朱元璋的辦文做了一個統計，「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1660，計3391事」。平均每天要處理檔200件，涉及事務400件，要是加上會議等就更多了。這種非人的強度，顯然一個人是應付不來的。朱元璋對外人信不過，但對兒子非常信任。洪武十三年（1380）以後，太子朱標直接分擔了許多事務，尤其是文書政務能幹多少就幹多少，這樣朱元璋就有更多時間思考大事了。有分析稱，朱標就是被這種工作強度累死的。

到了朱棣時期，被稱為「馬上皇帝」的朱棣主要抓軍國政務，常年帶兵在外，太子朱高熾則負責監國。朱棣先後制定幾個版本的【東宮留守事】，明確太子監國期間的各項事務，基本是除了重大人事政務決策，日常事務由太子負責。太子的辦公地點在文華殿，按照統計，太子監國時間共計128個月。可以說，朱棣時期一半甚至更多的政務都交由兒子負責了。

明代文人強調的明初皇帝勤政，基本背後都有太子幹活的影子。畢竟工作從來不會減少，但可以轉移。

逐漸形式化

明初兩代君王壽命比較長，兒子年齡比較大，可以把重大事務交給兒子。到了明宣宗時期，這種模式沒法推行了，因為明宣宗登基時才26歲，到了28歲時才有了兒子。政務文書工作交給「三楊」負責，上朝還得自己去。

宣德十年（1435），9歲的明英宗登基。一個9歲的孩子，顯然沒有現場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而早朝是必須堅持的。為了延續祖制，這時候只能做變通。經過大臣的討論，大學士「三楊」對禦門聽政的程式進行了一些調整。首先確定早朝的議題數量，每次不能超過八件；然後是各部門要提前把需要早朝討論的事報上來，並溝通內閣拿出擬辦意見；關於皇帝在朝堂回答的內容也要盡量簡化，如此才能保障早朝較為圓滿地完成。早朝開始後，皇上只需要照本宣科，一切都按著彩排預演的來，規規矩矩，不出任何問題，當然也了無新意。從這點看，早朝基本程式化、形式化了。

明憲宗登基後，早朝進一步簡化。在答復大臣奏事上，基本用「該部知道」「知道了」的詞語，比如吏部奏本部門事務，就說「該衙門知道」，兵部奏事牽涉到戶部、工部，就說「該部知道」。在議題數量上，從八個減為五個。有一位鴻臚寺卿發現皇帝口吃說「是」比較費勁，建議皇帝答語改為「照例」，深得歡心，被火速提拔為禮部尚書，稱為「兩字得尚書」。到了明武宗時期，皇帝自己也淡化這種形式了，經常下旨免朝。隆慶六年（1572），10歲的萬歷皇帝登基。「十歲天子，如何治天下」？所以內閣進一步簡化早朝，規定每月逢三、六、九舉行早朝，一個月只舉行9次早朝，次數大振幅縮減。

針對早朝形式化，最先不參加的不是皇帝，而是官員隊伍。宣德六年（1431）六月初八，鴻臚寺就奏報當日早朝缺席的文武官員超過500人，其中缺席超過兩次的達300多人，請求治罪。對於官員而言：

「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諸司奏牘中外事機，豈能一一盡白於聖衷耶？」

隨著早朝的形式化，事務本身沒啥實質內容，且往往與自己業務沒啥關系，對於臣子而言，每天花費幾個小時上朝，實在是浪費生命，有這個時間不如好好休息，然後去辦公。

因此參加早朝的人越來越少，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十二日，早朝缺勤數目達到了1160人，其中包括泰寧侯陳璇這樣的顯貴。請假的理由也多種多樣，「或借言公差，或妄稱疾病，填註門籍，歲無虛月」，甚至「經年累月稱疾不朝」。

為了保障作為祖制的早朝順利進行，無數聰明人對其打修補程式，修補程式越來越多，防範錯誤本身也變成了錯誤。可以發現，早朝、晚朝在執行幾十年後，就由於各種客觀原因變得形式化。百余年之後，已經成了約束帝王和大臣的一種形式。

上朝與勤政

對於和光同塵的官員而言，早朝是一個應付的形式；但對於標準儒生的士子而言，這是一項執行百年的制度，祖制的不足可以改，但皇帝絕對不能缺席。所以當皇帝不上朝的時候，就會有無數的奏疏去勸皇帝上朝，讓皇帝勤政，有時候皇帝需要專門去辯解。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的騎兵突破長城防線，逼近京師。明王朝面臨重大危機，眾多文臣以此為契機，勸皇帝上朝，甚至有人把國家危難的責任歸結於皇帝不上朝。嘉靖為此明發聖諭：

「今虜酋聽我背叛逆賊，入侵畿地，諸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視朝，我亦不任事。’……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頃刻有滯於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脅我正朝大內，恐嚇朕躬，沽名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敢欺君父！」

嘉靖很清楚臣子在外面討論什麽，並且把臣子不做事的理由擺了出來。嘉靖帝強調軍國大事都是親自處理，還經常到半夜，上朝實在沒有意義。客觀來說，嘉靖帝說的是實話。

相比嘉靖帝的直白，萬歷帝沒有這麽強勢，他和官員一樣，不上朝是會找理由的，比如「頭暈眼黑，心滿肋漲，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針對皇帝的借口，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給開出了「酒色財氣」的藥方，氣的皇帝年都沒有過好。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考古結果，萬歷皇帝身體確實不好，或許他真不是找理由。萬歷帝雖然不上朝，但不是不管事，重大事務也是乾綱獨斷，熊廷弼的遼東軍務奏疏，明顯就是萬歷帝親自批辦的。

有趣的是，年輕的士子惠強調，這麽累的早朝，為啥不弄點實質內容。天啟二年（1622），剛進入官場的新科狀元文震孟評價早朝：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

意思是，皇帝你很辛苦，但搞這個形式，實在無效。這從另一方面也把上朝和勤政分開了。

如何辦公？

隨著早朝形式化，朝廷的整個辦公機制已經發生了變化。開小會和公文政治是支撐明王朝中樞運轉的關鍵。皇帝會經常性地召見大臣，看明代留存到今天的召對錄，會發現皇帝會非週期性地與內閣開會、與官員談話了解資訊。

更常見的是公文政治，即透過公文來辦理朝廷事務。在明英宗時期，「三楊」負責朝廷事務，當奏疏由文書房分發到內閣，內閣拿出擬辦意見，然後司禮監依樣畫葫蘆（批紅），最後蓋戳。等皇帝具有執政能力的時候，軍國大事自然就由皇帝負責。

當然公文承擔的資訊有限，這就需要知悉範圍更小的載體來承擔。比如書信，對於地方官員而言，想完成一件事，既需要走正式程式的奏疏，也需要能把話說得更清楚的書信，內閣和相關機構才能知道這件事的實質。比如密奏，內閣與皇帝的溝通，許多采用密奏和太監傳話的方式，這種方式效率比較高，且知悉範圍少。

整體來說，不上朝是皇帝和臣子的「雙向奔赴」。明代皇帝都在抓軍國大政，對於繁雜的日常事務，就交給太子或者內閣進行辦理。

參考文獻：

【明史】【明實錄】

吳晗【朱元璋傳】

翟晨旭【故宮裏的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