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約翰·伯納姆
譯丨顏宜葳
研究醫學與健康史的學者們的工作，折射出探索、思考和寫作的可觀成績。但現在的醫學史學科向外擴充套件的速度也是令人眼花繚亂的。這一領域日新月異的景象也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學者和一般的讀者都覺得醫學與健康的陳年往事特別地激動人心。
多數的專門史領域，例如外交史，一開始都只是一般歷史研究的一個方面，它逐漸精細化，終至分裂而獨立。醫學史的演變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醫學史最初是一塊遺世獨立的狹小的園圃，完全由醫生們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灌溉栽培著。只是到了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的後期，這個題目才吸引了其他型別的歷史學家的興趣，這些人把這個專門化的題材攜入了更加寬廣的社會史研究領域。與此同時，他們也把社會史的方方面面都引進了醫學史研究，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於我們今天經常要把它叫作「醫學與健康的歷史」。
看看近年來與歷史學形形色色的分支進行的這些交流，就可以明白本來就很有趣的一個題目怎麽會變得愈加迷人。這種交流也解釋了下面的每一章為什麽要像現在這樣收尾：醫學史把我們引向出人意表的前路，它們中的許多條將會通往何處，我們今天還無法預知。
醫學史的開端
關於醫療經驗和醫療實踐的發展，最早的歷史記載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對於以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約公元前460—前370）和蓋侖（Galen，公元129—216？）為首的歷代醫學經典大師的教誨，執筆寫作的醫生們很願意進行描述和討論。第二個明顯的方面是，這樣寫成的歷史，其目的在於傳授那些千百年前成書的典籍裏的觀點，而且是把它們當作時下通行的、有用的醫學知識來傳授。所以說，醫學史在它發端的時候只不過是展示永恒真理的一件工具，每個時代的醫學實踐和醫療行業就安放在這永恒真理的基座上面。
記述了醫學思想和醫學思想家的這種最早的編年史，它的訓誨目的從17世紀初開始（具有象征意義的奠基作品是勒克雷爾［Daniel LeClerc］的【醫學史】［The History of Physick, 1696］），一直持續到19世紀前期。實事求是地說，過去各個時代有關療法和病癥的史料時至今日仍然能幫助醫學教師向學生們解釋許多知識和實踐的內容及其重要意義。例如「安慰劑」，連很多外行人也知道這個傳統的術語。
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醫學史除了增補和闡釋醫學經典，更煥發出新的生命。啟蒙時期的醫史學家一開始采納的是普遍的進步觀點。於是醫學史便成為連本的故事，裏面講的是一種理念進步到下一種理念，而且據說一種比一種更高明。比如威廉士（W. H. Williams）早在1804年就寫下了【簡論醫學的進步】（A Concise Treatise on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一書。像這樣的書裏敘述的主要是理念，每一種理念又和一位作者聯系在一起（如在1628年出版其名作的哈維［William Harvey］，他背離蓋侖的經典，描述了或者說「發現」了血液的迴圈）。
然後到了19世紀中期和末期，科學的威望節節增長，與此相伴的是觀察和試驗所采取的那種釘是釘、鉚是鉚的眼光，醫學史也遵從了科學定下的規矩。達朗貝裏（Charles Daremberg）索性把他1870年出版的一部經典之作題為【醫學科學的歷史】（The History of Medical Science）。這樣，撰寫醫學史的醫生們從四個方面重新安排了他們的題材。首先，他們從這時起開始強調，所謂進步不僅意味著接納新知識，也意味著摒棄陳說。其次，醫學史家的目光專註在醫學的發現，使得偉大的發明者們被擡得很高。第三個方面是醫生們知識的不斷完善和他們的人道主義精神使得醫學可以被描述成西方歷史上時時處處對文明貢獻良多的一大因素。第四個方面，透過強調醫學活動的貢獻與重要性，在醫生與不靠醫學手段施治的人以及與假冒為醫的人展開爭奪戰的時候，醫學史家可以運用手中的記載，充當醫生的後盾，而另兩種人往往代表著歷史上的「謬誤」。比如說，中世紀醫生們常常寫到的那些冒牌貨，他們治病的效力既不可能在臨床也不可能在實驗室的檢驗中得到證實。這樣一來，盡管醫學史到這時還牢牢掌握在醫生的手裏，但它已經不僅能夠服務於業內的教學目的和職業目的，還能夠在公共事務領域和政治領域（尤其在絕大部份文章的出產地——德國）派上一定程度的用場了。
經典外觀逐漸成形
20世紀剛剛開始的年代，醫學史東一處西一處地（又是在德國為多）變成了醫學院校課程的一個部份。萊比錫的祖德霍夫（Karl Sudhoff）創辦了本領域一份主要的專業刊物，今日通稱為【祖德霍夫檔案】（Sudhoffs Archiv），至今仍在出版。各國成立了一些興趣團體，國際的醫學史學會也早在1920—1921年間便產生了。
當一個專業領域建制化的這些標準變成現實的時候，醫學史的主要題材演變出一種經典的外觀，20世紀絕大部份時間裏（對某些歷史學家來說，其後的時間亦然）它始終充任這一學科領域的核心。醫學史的內容不外乎：偉大的醫生們做出新發現，知識增長了。並且這種知識被人理解為西方文明中高等文化的組成部份。一代又一代人過去，歷史書寫者的研究品質在提高，然而基本的敘事一仍舊貫。即使在1944—1945年那樣的黑暗年月裏，仍然可以在一年間統計到3000篇以上「有關醫學史的」新文章。這些文章大體上出自醫生之手，他們並非有才能的歷史學家，筆下常常是規行矩步地復述公認的故事，或者進一步開掘它們。但是從大量的寫作者中浮現了精英的職業群體，他們把醫學史變成了一個雖狹隘如故，卻已經有很高品質的專門領域。
主要在20世紀6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註意到這種「偉大的醫生們做出新發現」的敘事幫助了高高在上的醫學行業遮蔽社會的批評。因此大約從1960年開始，即使在醫學史中也有一些意見不同的思想家開始運用歷史向醫師的權威發起攻擊。此外，作為醫師權威化身的醫療機構，例如醫院，變成了持批評態度的改良主義作家的現成靶子。一些人甚至提出，一向被視為醫學進步的事物或許產生過不良的副作用或包含著反社會的缺陷。另外，在大西洋兩岸（和其他地方），有關「倫理」和「社會化的醫學」的爭論給醫生和他們批評者的文章都加進了些刺耳的音符。
這時醫學史領域的學者開始探究自19世紀末期起已經越來越明顯的一個因素：醫學中發生的事情影響果然深遠，無論是從社會政策、從經濟還是從深受醫療保健影響的個人生活來說。當時在包括醫學界改革者在內的許多熱心公益的人眼裏，最緊迫的事情是關註那些得不到醫療照顧的人們。
社會史學者來到了
不過，從20世紀20年代算起，尤其是到30年代，有了另外一群歷史學家開始關註醫學史。他們是訓練有素的社會史家。最初只有一小批人進入醫學史的領域，然後學者的數量迅速增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尤為興盛。20世紀早期寫出醫學史精品的那些醫生們都是聰明人。他們立即認識到，可以從職業歷史學家那裏學到有關高標準史學研究與寫作的很多東西，並且把這認識付諸實行。但是他們的努力僅僅加深了醫學史改頭換面的程度，因為是獲得哲學博士的歷史學家、而不是獲得醫學博士的人們蜂擁進入了這個領域。處在思想背景總體變遷影響之下的這兩個群體的工作成果構成了本書的主題內容。
第一批研究醫學史的社會史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美國興起的所謂新史學運動的成員。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若幹對普通人的歷史感興趣的英國歷史學家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歐洲大陸也有類似的群體加入進來，他們也是為普通人書寫歷史的人，並且對往日社會結構的變遷多所叩問。盡管這些史學家經常以抨擊時弊的口氣寫作，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追求，那就是拓展醫學史研究者史料來源的種類，增加分析研究中出現的人物型別。至於那些從一般社會史起步的人，醫學史則為他們提供了探索形形色色深奧的歷史問題和歷史理論的一塊異常肥沃的園地——特別是，我們如何才能對昔日普通人的行動和文化有所了解？了解的程度如何？
社會史家的價值尤其體現在，他們喚起我們註意那些治療活動在其中蓬勃開展的社會制度/機構的歷史，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喚起我們對醫患關系予以關註。正如勞倫斯（Christopher Lawrence）（簡潔地）和許多其他學者（長篇大論地）評論過的那樣，在過去稱為「自下而上的歷史」（相對於僅涉及精英醫學思想家和醫學領袖的敘事而言）的研究中，社會史家透過把關註放在患者一方，為醫學史引入了很多新的維度。這些史學家們甚至指出人們看病時經常選擇本身並非醫師的治療者。社會史家還給這個領域增添了趣味。就像歷史學家萊恩（Joan Lane）觀察到的：「醫學的社會史……無論按照什麽標準來說都是與世上每一個人有關的歷史。既然我們都要經歷出生、疾病、衰老和死亡，那麽我們早晚都會做一名患者，會在醫學的某些分支下接受照料，如同我們絕大多數的祖先一樣。」
即使是通常由醫生們撰寫的技術性的醫學史也受到新的發問方式和新時代的影響。人們關於健康和病痛的觀念是怎樣變化的？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已經變得如此重要，以至於一大部份晚近的歷史可以向另一群專門史家——技術史家——那裏去借鑒。我們也可以像19世紀的作家講述航海傳奇或者20世紀的作家制造科幻作品那樣，只談論技術的終端產品：一個人完全可以聽懂故事，而無須理解儀器的工作原理。
總的框架：醫學化相對於去醫學化
若我們在21世紀開始時回望醫學史發展到今天這種繁榮境地所經過的道路，會愈來愈清晰地見到一個居高臨下的主題涵蓋了這個研究領域多種多樣的變遷和對峙。所有的作者，無論他們是技術史的還是思想史的，或是沿用某種社會文化史的取徑，無不關註著醫學化和去醫學化的各種勢力。
據一些作者的說法，醫學化就是醫療體制使用采自治療世界的概念對人群施加一定模式的社會控制。如同歷史記載表明的那樣，任何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裏，治療者——臨床醫生——都努力增進他們的效用，擴大顧客群和社會影響。他們盡量使他們的專業知識在自己的家庭和社會圈子之外獲得承認。同時在每一個社會裏，又有許多人竭力保衛著他們自身或他們的社會領地免受治療者的影響，不被醫學化。這些對立者行事的思路完全在醫學領域之外。假如有人——無論是自己還是親友——患了病，他們希望為病人祈禱。或者他們希望使用傳統認可的民間藥方，而不是新開發的疫苗免疫接種。或者他們會把某些人的古怪狀況定義成道德問題、社會問題或萬物有靈論的問題，而不是定義為疾病的行程。
醫學化一般並不是文明中間一個刻意為之的計劃。有時它已存在了很長時間，就像在中國，飲食從上古時起就已經高度醫學化了。食物都服從醫療保健的目標。每個季節都有它容易誘發病痛（如感冒）的和能夠增進健康的食品，比如某種動物的肉能使人在冬天變強壯。直到今天還有一道菜肴的名字叫作「藥材雞」。
歷史學家註意最多的是醫學思想塑造生活面貌的程度發生了什麽變化。確實，醫學化這一社會行程在社會張力加劇的時候表現得最為顯著。而且這一行程有著多種形態。僅僅透過認識和命名一種新疾病，例如猩紅熱或軍團病，臨床學家和生物醫學家就可以把生活中的一個小小的部份醫學化，把表象和主觀感受送進了一個有確定名稱的醫學範疇。語言本身可以揭示出一種病能以多少種方式遷入或者遷出醫學的地盤。曾幾何時，公認漂亮的人多半是胖乎乎的或者個子敦實的那種。但後來同樣的人就成了「體重超標」，弄不好還會被人擔心生了病。個人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被看作「健康風險」（醫學化）；又可以用來反叛式地表現我行我素（去醫學化）。20世紀後期，將性問題從醫學的轄區移出去放進道德的轄區，是去醫學化的一種引人註目的形式。
近年來，不是健康而是清潔變成了社會標準和經濟利益的產物。肥皂的生產廠家和市場行銷人員因此不知不覺地把一句健康格言——「幹幹凈凈不生病」——去醫學化了。不過，既諷刺又耐人尋味的是，洗滌用品的廣告商套用了醫學論據和醫學隱喻來誘人購買他們的產品——比如說，甚至發明了一種家常新病：口臭。
將人們的這種那種問題予以醫學化，壓力和動力至少在一些時期裏來自像上面的廣告商那樣的治療者行列之外的人。其實正如勞勃·奈（Robert Nye）以及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樣，所有人都熱衷於接受醫學的思維。從近代早期開始，熱心人士借助醫學途徑破除了許多現象的神秘色彩。最著名的例項或許就是16世紀晚期的外爾（Johann Weyer）醫生和其他人以自然主義的立場把女巫解釋為精神疾病。當時及以後的很多人發現就身體問題而言，醫學思想家提供的解釋比起從傳統或者迷信出發的解釋要強得多。
醫學化行程經常遠不止是團體力量或個人的選擇。各個歐洲化社會的歷史上，富於創造力的寫作者們很早就采用了醫學的隱喻。制度可以患病。改革家可以像醫生一樣治療社會。在人際關系方面，可以說某個人是脖子上的疔或者其他什麽解剖部位上的疔。所以說一個人可以看看自己生活世界的構造，看看它包含了多少直接間接透過醫學了解的東西。其實他們大可以再衡量一下有多少錢（相對於其他事情）花費在醫療保健上面，從而想到這個經濟體的醫學化是過度還是不足。應該怎樣看待在邁入21世紀時把國民收入的14%花費在醫療保健上的美國人呢？
公共衛生的問題——特別是汙染的影響及其控制——很快從醫生和生物醫學家的手中轉到了政治家和公民團體的手裏，轉換成了在這種情況下使問題去醫學化的一些術語。各種偏離正軌的行為隨著時間推移，匆匆忙忙地從教士手中轉到律師手中再轉到醫生手中又轉回來。歷史學家付出了很大努力，想要梳理清楚不同時代裏哪個行業負責對付犯罪、自殺、瘋癲和各種看起來是身體方面的毛病。正如高爾登（Janet Golden）所指出的，去醫學化不單單是對醫學化進行抵消。它自身也可以代表著一種力量。
本書作者的用意在於盡可能地展示醫學史擁有多麽豐富多彩的方式帶領我們進入由醫學化和去醫學化行程引出的多個不同的探索領域。為此目的，我覺得最有用的辦法是將醫學史看成五幕同台上演相互交織的好戲。每一幕戲的指令碼都是學者們千頭萬緒的工作。但每一幕歷史劇都是且演且編，並無確定的結局。而且，每一幕劇都可以從這樣一個方面來觀看，即歷史學家與他們的研究物件一樣，深陷在醫學化和去醫學化的對峙之中。
采用戲劇的隱喻有另外一個好處。每一幕劇我們可以集中關註一個普遍的問題，例如醫患關系，或峻猛的幹預療法與溫和的支持療法之爭。我們也可以集中關註一種敘事隨著時間的開展。這樣，每一幕劇就把圍繞著主題或者圍繞編年進行的史學討論放回到情境中間。
這幾幕戲劇的基本結構保留了西方醫學和醫學制度/醫學機構不斷進步的概念——以及這種「進步」怎樣最終體現為醫學化。如果對這種敘事及與之有關的各種從屬情節長久保持的中心地位視而不見，那也是個錯誤。但現在的許多歷史學家也註意到這種敘事對他人來說意味著什麽，特別是對那些歐化世界以外的人，比如說傳統的日本醫生不得不首先適應漢方，然後又要適應荷蘭人的醫藥。這些學者們為戲劇提供了種種相異的版本。
歷史學家們因之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非西方文化的醫學體系中那些平行推進、有時也互相推動的戲劇情節。當人們一邊擴充套件、深化和地方化他們對核心故事的梳理，一邊又添加了這種意識的時候，醫學史那難以逆料的結局越發指向了四面八方。
不過醫學史與其他歷史並無二致，因為學者們同樣在孜孜以求尋找證據——使每一幕戲劇更臻完善的證據、使爭論得以解決的證據，這些爭論讓人們在追蹤往事的線索時目光更加銳利。
（本文選摘自【什麽是醫學史】，[美]約翰·伯納姆著，顏宜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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