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爾汗
元朝滅亡後，遺民很多，主要原因是元朝統治寬松，社會各階層受益，尤其是相比於朱元璋斷子絕孫的惡毒統治而言。朱元璋統治期間，士大夫不是被殺就是抑郁，文明大幅倒退，老百姓的起義則此起彼伏，天下人無不懷念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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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悠久，王朝也多，雖然每個王朝建立之時都要標榜奉天承運，民心歸附，但畢竟中國的改朝換代與西方不同，不是血統為上，「萬世一系」，而是犁庭掃穴，易姓改號。
因此，每當新舊王朝更替之際，都會湧現出一批緬懷故國，寧願隱遁鄉野，老死荒郊，為故國貞節自守，也不願改事新朝的前朝之民，這些人被稱之為遺民。這是中國朝代更叠時的慣例，是「世變時代不可或缺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現象」。
總體來說，在傳統社會，遺民總是被尊重和歌頌的，因為遺民秉承著忠義和堅守，忠義說明有道德，堅守則是有情懷。有道德而又有情懷的人，豈能不得到尊重？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有兩個王朝的遺民卻屬於「異類」，他們的忠義和堅守並不遜於其他時代的遺民，但得到更多地是嘲諷和不解，乃至口誅筆伐。這便是元遺民和清遺民。
清遺民畢竟是在傳統社會徹底崩潰之後產生的，在近代思想的沖擊下，遭到抨擊算得「情有可原」，不具有代表性。而元遺民則完全是傳統社會的產物，前有繼後有續，而其遭遇，卻連清遺民還有有所不如。
比如王夫之，自己本身就是遺民，按說應該有「同情之理解」，但對於元遺民則大為痛斥，認為他們「鬻道統於夷狄盜賊而使竊者」，為「敗類之儒」、 「國之妖」。
另一位明遺民呂留良更是寫詩叱罵「此曹豈雲不讀書，直是未明大義耳」。
又如錢謙益，自己大節有虧，但罵起元遺民來也不嘴短，認為他們「鮮能深明於大義」。
還有錢穆，在讀元遺民詩文時，發現元遺民不忘故主，並無重光中華的歡欣之情，便抨擊道：「明初諸臣之不忘胡元，真屬不可思議之尤矣！」
對攻擊元遺民的人來說，原因即簡單也符合道德，因為元朝是「異族入主」，而且是在朱元璋打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推翻的，元的遺民，懷念異族，不改事「中華」，自然也就活該被罵。
不過，王夫之、錢謙益和呂留良也生活在異族入主的戰亂時代，而且遭遇了先前從來沒有過的剃發改服的屈辱，評價元朝，難免有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的問題。
而錢穆生於清末長於民國，幼年時便深受革命黨排滿思想影響，元之蒙古與清之滿洲都屬該「排」之列，加之民國時外患日亟，也有著振奮民心的考慮。
所以，這些治史大家都忽略或者說自動遮蔽了一個問題：畢竟， 元代與他們所處的時代大不同，元遺民的選擇與他們的判斷也不大同。
什麽人會成為元遺民
如果元朝的遺民都是蒙古、色目士人，也許就不會遭到後世的非議了。畢竟元朝有眾所周知的「人分四等」（大司馬按：其實是謠言），蒙古、色目人屬於特權階層，元朝滅亡，他們沒了特權，還念故國，做遺民是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元朝的遺民雖有不少蒙古、色目士大夫，著名的有伯顏子中、王翰、丁鶴年等人，但主體卻絕對是漢人，而且是以江南士人為主。
清末張其淦曾編有【元八百遺民詩詠】一書，其中存錄元遺民達八百五十余人，相對於【古今圖書整合】所載的宋遺民七百人，不但人數更多，而且蒙古色目士人只占很少比例， 漢族士人則洋洋大觀，更集中於徽州、福建、江西、浙東等人文薈萃之地。
曾有學者對江南各地遺民詩人群體的特點進行過歸納，雖然各有不同，比如吳中遺民詩人作品憂傷悲憤，徽州遺民詩人的作品激烈忠貞，廣東遺民詩人的作品閑適恬淡，但 都對元朝的時光充滿懷念，不願意加入到「建設大明王朝」的洪流當中去。
那麽，是不是元遺民都是有過功名，當過官的呢？若是有功名，那是「天子門生」，不願背棄給予自己功名的舊天子理所當然，若是當過官，那更是要講究「君臣之義」，是要「忠臣不事二主」的。可是參看元遺民群體，卻也不然。
元末大亂，為元朝奮戰到死，破家毀身的忠臣不少，而且還大多都是進士出身的臣子。趙翼【廿二史劄記】便提出「元末殉難者多進士」,列舉為元朝殉難的進士十六人，其中十人是漢人。
當然趙翼列舉的太少，其實有史可查，自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末兵亂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滅亡，殉元的進士達四十二人。
不過，遺民中雖然也有舒頔、李祁、戴良這樣中過進士，當過官的士人，但大部份卻既沒有功名在身，也不曾做過官的。比如著名的元遺民汪克寬、梁寅、張憲等等， 要麽從未出仕，要麽屢試不第，都只是聲名很大，但完全算不上元朝「既得利益階層」。
沒有名分和利益上的羈絆，那是否元遺民都是不知變通，學無所成的腐儒？當然不是， 他們可算是元末明初時最為精英的群體，大多出身於徽州的新安學系，福建的閩學，江西的草廬之學，浙東的金華學派等文脈綿長的學派。
趙汸、汪克寬、華幼武、吳海等人都是著名的理學家，戴良是與宋濂齊名的江南才子，李祁是公認的元明之際湖湘第一詩人，張憲被譽為「磊落骯臟，豪氣坌湧」，梁寅因為博學多才，淹貫經史而被稱為「梁五經」等等。
這且不論，元遺民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那便是雖然出仕於新興的明朝，甚至 已經是股肱之臣，卻在功成名就之後仍然還念元朝，詩文中滿是遺民思想。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便是劉基。
劉伯溫都給朱元璋逼成了元遺民
劉基在中國歷史上與諸葛亮一樣，是智慧的代名詞。在元末大亂中，他原本為全心全意為元朝效力，在浙東組織義兵，是反元群雄之一方國珍最頭疼的敵手。
可惜元朝並沒有因此重用他，劉基只能閑居鄉野。為朱元璋效力後，劉基為明王朝的建立居功至偉，被朱元璋譽為「吾之子房也」，受封誠意伯爵位。
但是， 劉基在入明後的大量詩文，卻全然一派遺民風範 ，滿篇均是「愁來重回首，涕淚下沾巾」的惆悵，以至於後人一眼便看出，他「佐命之後，詩篇寂寥」，實在是「其為遺民」。
元遺民並非都是蒙古、色目人，也並非都是領過元朝功名利祿的人，而且人數眾多，分布廣泛，素質極高。這也難怪讓王夫之、錢穆等先賢惱怒和不解。
要解開這些不解，我們就需要拋棄一些成見，看看元代讀書人的生活。
元代儒生的生活
按照約定俗成的印象，元代士人，或者說儒生，過的是暗無天日苦不堪言的生活。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數千年來都是天之驕子的士人地位僅比乞丐高點，連娼妓都不如。再加上「人分四等」，江南地區的士人屬於最低等的南人，那更是黃蓮水沖咖啡，苦中更苦了。
苦成這樣，還做遺民，那只能是元朝刑法嚴苛，鎮壓酷烈，把讀書人都管成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若真是這樣，一切也就很好解釋了，可惜卻並不是事實。
首先說，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得不了的，因為元朝的刑法寬縱是出了名的 ，乃至「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觀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管理粗疏，崇尚放任是元朝的常態，朱元璋在總結元朝覆亡時，也認為「以寬縱失天下」。
而「人分四等」，看似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等級森嚴，其實這僅是在任官上的親疏有別，若是放在整個社會，卻並沒有明顯的區別。漢人、南人富甲一方，權勢赫然的大有人在，而蒙古、色目平民因為窮苦賣身為奴者也比比皆是，
元朝廷還需要經常撥錢贖買蒙古人為奴者。正如蒙思明在【元朝社會階級制度】一書中所言，因為「元代政治之粗疏放任」，所以「漢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發展，財富之數量日增，潛在之勢力日大」。
至於「八娼九儒十丐」之說，是宋遺民對元朝的牢騷之言，清代便有學人考證「知其為不然」。及至近代，一些元史大家，如陳垣、姚從吾、邵循正等先生也都曾指出 「九儒十丐」說出於南宋人詆詞，不足為據。
元朝設立戶計制度，無論什麽職業都要編戶，比如匠戶、獵戶、娼戶等等，士人也被編戶，稱為「儒戶」。
各個戶計都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儒戶的義務是「就學」，也就是在書院裏教書學習，並且在國家遴選吏員的時候參與考試。而 儒戶履行就學備選的義務，便享有免除兵役、勞役以及領取獎學金性質的「廩金」的權利。
在 元朝諸戶計中，儒戶的地位是比較高的，與僧、道、也裏可溫（基督教）、回回等戶計相同，僅次於皇族和官員。
宋朝「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士人地位的登峰造極，元代士人被拉到與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而且科舉又不興盛，也難怪會有今不如昔的牢騷。
不過，士人們並沒有因此邊緣化，基層社會仍然是士人的天下，不當官不做吏，照樣指點江山，造福桑梓。
元代的地方官，因為是「空降幹部」，很多又是蒙古、色目人，到任後總是兩眼一抹黑，必須得靠當地有名望有能力的士人共治， 這樣的例子，在元代不勝列舉：
蘭溪州人趙必璇，「來仕州者，賴君明達政體，諳熟物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吉安路廬陵縣劉子清,「二縣（廬陵、龍泉）之大夫以事詢訪，必為剖析贊決，俾有裨益」；婺州人樓如浚，「縣大夫有所詢，則別白是非以告而無隱」；寧國路宣城梅致和經常被地方官「鹹來咨詢治道」，官員們「每有疑難，必下禮質之」；台州路寧海縣方子野，「部使者每歲行縣，必過府君門觀風問政，相與成賓主禮而去」……
其中最傳奇的，是松江府的周顯。他不但能夠依靠自己的威望使得官民在賦稅繳納問題上避免沖突，還能參與官府進行核田行動，「使者雖悍暴，亦嘖嘖稱善不已。」在災荒之年，周顯還能越過胥吏，向官府呈報受災情況，避免了「吏雜署災狀，無所證驗」的弊病。
除此之外，其余地方政務，如鹽政、治河，周顯無不參與，甚至連地方官員內部有了矛盾，也要周顯出面進行調解。
元朝的主要財政收入依靠鹽稅和商稅，對於土地稅收取很少 ，史載，「江南在宋時，差徭為名七十有余，歸附後一切未征」。因此士人們若是不想出仕為官，也不想與官共治，大可享受恬適的田園生活。
倪雲林的【巖巒小屋】
農民和有產者在元朝都生活安逸
李日華所著【紫桃軒雜綴】便說：「士君子不樂仕，而法網寬，田賦三十稅一，故野處者，得以貲雄，而樂其誌如此。」
因此，元朝士人的生活即使不能用幸福美好來形容，但也絕說不上苦，這也就是為什麽 宋遺民入元後，「前後不過二十余年」，便「不構成一個分隔而可見的社會群體」。士人們的筆下，已經是「父老歌延祐，君臣憶至元」，「百年禮樂華夷主」這樣的詩作了。
元遺民的精神支撐
士人或者說儒生，在中國古代是精神世界的王者，是有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天然職責，是肩負著道德操守的榜樣作用。
若只是不愁吃喝，生活無虞，絕對「收買」不了他們，他們是不會以自己的聲名、道德乃至生命為代價，去做遺民的。
因此，元遺民的產生，元代的物質環境僅是一方面，而精神的大環境才更為重要。
這個環境是兩點互為支撐， 其一為華夷之辨的淡化，其二為理學的昌盛。
宋代是傳統中原王朝邊患最為嚴重的時代，這不僅是因為無論是契丹、黨項還是女真，都是武力強盛，更在於這些民族都建立了與宋朝文明禮樂不相上下的政權。
契丹的遼朝「彬彬不遜於中華」，黨項的西夏尊奉孔子為「文宣帝」，女真的金朝更是出現了金世宗這樣被譽為「小堯舜」的皇帝。
所以，雖然宋代君臣還要視他們為夷狄，但其實已經和漢唐時代看待匈奴、突厥等民族時大有不同，宋遼之間約為兄弟之國，宋金更是有著「叔侄之國」、「伯侄之國」的國與國關系，那種似乎牢不可破，如冰炭不可同爐的夷狄華夏觀，已經在潛移默化的發生了松動。
而這種松動，也催化了另一種思潮的崛起，那便是忠君觀念的絕對化——因為不如此，漢人士人在宋朝若不得誌，是不會有去其他國家尋出路的障礙的，畢竟都是遵行孔孟之道。
忠君觀念的絕對化在宋代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既是對五代十國時期 「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亂世的教訓總結，也是 對多朝並立，各稱正統的現實的考量。
北宋司馬光首倡尊君之論，認為君尊臣卑「猶天地之不可易也」。而到朱熹、二程的理學興起，更是確定了「君臣父子，定位不移」，「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終極道德觀。
華夷之辨松動，忠君觀念絕對，使得到了元代，雖有鄭思肖、謝枋得等宋遺民堅持華夷大防，但士人的主流都認為是否視為正統，不在於是否中國之人，而在是否奉行「中國之道」，「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
人們拿古人進行類比，指出「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但「後世稱聖賢焉」，只要「諳於中國之道」，那便不能「以夷狄外之」。元朝雖然是蒙古人做皇帝，但「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
元朝統一全國後，透過官方和民間的雙向推動，理學不但成為最為顯赫的哲學流派和思想體系，還成為官學，也就是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進而成為書院的主修科目。
元代的書院如錢穆所說，「宋以下一千年來之書院林立，惟元最盛，莫與倫比」，已經達到了「遠州下邑，深山窮谷」都有書院的地步。
書院的興盛，也就使得理學的傳播更為深遠。待到元朝開始科舉考試時，理學更成為主要考試科目。元朝科舉，題目出自四書五經，但經義都要以朱熹、二程的註疏為標準。想要科舉入仕的各族士子都必須精心研讀，這更加強了理學的傳播。
元代理學繼承了宋代理學的基本原則，為遺民的產生提供了堅實的思想養料和心理基礎。元遺民的核心價值為元盡君臣之義、不仕二姓正是理學思想的外化。
就如著名元遺民趙汸所言：「即居官而食祿，則臣子之分已定，設有中外出入之異，遠近勞逸之殊，君子豈復容心於其間哉？」
所以， 元末大亂之時，以漢人為主的士人們無不奮勇爭先，為了忠於朝廷而與紅巾軍等隊伍殊死作戰。 不但在任官員鮮有臨難脫逃者，就算隱居鄉野的士人，也認為自己有「散儲蓄，聚丁壯」，以「絕奸惡滋蔓」的責任。
元末亂世中，當旨在推翻元朝的起義軍遍布天下之時，各地士人紛紛組織「義兵」、「義旅」與起義軍兩軍對壘。
著名的「義兵」除了劉基，還有龍泉王毅義兵、徽州汪氏義兵、饒州張理兄弟「興安義兵」、溫州郭璞義兵、松江府呂良佐義兵、婺州胡嘉祐義兵、太和州胡濟川義兵、徽州路休寧縣人程國勝義兵等等。
劉伯溫挺身護國，毫不費拉
元代的物質條件、精神條件如此，元遺民的產生也就不再是難解的問題了。不過，僅有這兩點，證據還不夠充分，就如前文所說，有功名的遺民有這些條件足夠解釋了，那麽 大量沒有功名的遺民，乃至都做了明朝官的士人，為什麽也那麽懷念元朝呢？
這就得從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身上找原因了。
明初的「知識分子政策」
元代的漢族士人，固然生活上並無困苦之虞，精神上也早已認可了元朝的正統。不過，元朝給予他們仕途上的空間畢竟狹窄，而且蒙古上層在推行儒化的同時仍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皇宮府衙中左衽髡頭與峨冠博帶交相輝映，也畢竟有顯性的隔閡。
再加上元末大亂，元朝廷要付很大責任，所以當以恢復中華為旗號的明朝建立後，雖有忠義觀的障礙，但漢族士人尤其是沒有功名官位的，投向新朝一展抱負本該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他們很多都自甘為遺民，就是不願意為新朝效力。
原因就在於明朝開國太祖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
朱元璋認為元朝寬縱失天下，因此以嚴刑峻法治國，其嚴已經到了酷的程度，為他效力的臣子，鮮有善終者，對功臣的大肆屠戮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對元朝的降官也始用終棄。
據學者統計，明初入仕的元朝降官有一百余人，其中文職官員七十人，姓名官職可考者有五十三位，除了四位是蒙古人外，均是漢人。
而在這五十三人中，非正常死亡的便有十二位。其中張昶、開濟、李質、傅公讓、曾堅是直接被處死，黃肅、陸聚被黨禍牽連而死，劉基被暗殺，程國儒自盡。秦裕伯、危素、吳雲遭到打擊憂懼而死，雖然算不得橫死，卻也不是善終。
除了這十二位外，鄒奕、薛顯、劉三吾等人則是被流放，有的熬到召歸，有的則死在貶所。五十三人中，算是得了善終的，只有十七人。
功臣和降官本是朱元璋倚重的物件，尚不免落得個「白刃不相饒」的結局。一般官員在「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罪之人」的氛圍下，更是動輒得罪。
洪武七年，大詩人高啟被腰斬於市，被後世認為「拉開了明初眾多文禍的序幕」，而其實在高啟遇害之前，就有人指出「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之一二」了。
陸容所著【寂園雜記】中，借永樂間一個老僧之言回顧洪武朝之事，便感嘆道：「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 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 。」
「一授官職，罕有善終」的可怖局面使天下士人發現，做官不但不能展抱負濟時事，還動輒得咎破家毀身，那麽不做官歸隱田園如何？對不起，也不行。
朱元璋的控制欲並不滿足於朝堂官府，而是希望舉國上下，鎮店鄉村都要被自己的威權所籠罩 ，在他的【大誥】中規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 則誅其身而沒其家。
朱元璋的死亡凝視
元遺民中，伯顏子中、王翰、戴良等人都是因拒絕出仕而自殺，而如貴溪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姚潤、王謨被征不至，更是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皆滿門抄斬。
至於名氣不夠大，可以避免被強征入仕的士人，鄉間的生活也不再恬適了。明朝改變了元朝的稅收制度，以農業稅為主，農業稅占政府總收入的81%。
一般農戶「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負擔極為沈重，即使富戶日子也不好過，各種額外差發不斷，用黃仁宇的話來說:「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
做官沒有好下場，不做官也難逃一死，僥幸不被征召，又苦於差役賦稅，士人們眼中的明朝，雖然號稱恢復中華，生存環境還遠不如元朝。 那麽以遺民自居，懷念故國，追悼元朝便不僅是道德的追求，也是感情的宣泄。
如果明太祖朱元璋的「恢復中華」是恢復唐宋的「中華」，也許元遺民即使有，也不會如此之多。
就如明末，在華夷之辨達到頂峰的情況下，清兵南下，除了揚州史可法激烈抵抗之外，各地可算是傳檄而定，日後被三屠才屈服的嘉定也是欣然歸附。而「剃發令」一下，南明長達十八年的鐵血抗爭便拉開了帷幕。
雖說「歷史由勝利者書寫」，但勝利畢竟不等於正確，自會有人不屑於你的勝利。朱元璋在武力上勝利，道德上也要占據制高點，但那些當時不敢公開，日後也飽受詬病的元遺民，卻默默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你贏了，但我們就是不服」。
本文節選自班布爾汗兄的大作【元與世界】，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先發。這不是一部通史，而是圍繞著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關系的多個專題，每個專題都講得非常透徹，適合想要了解蒙古帝國實質的朋友，大司馬強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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